[庄征]：我们上学的时候各地美院的雕塑系教学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的训练也都是以写实为主。解放以后所有的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做的就是带有一定场景故事的东西，类似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大家都这样做。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做伟大领袖，主席像、伟人像，更要求写实了。那段时间我们接触西方的抽象艺术都是模模糊糊的，数量也非常少，连一个好的印刷品都弄不来。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了，很多东西涌了进来，有一些抽象的甚至都看不出来是什么。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艺术可以这样做，那我是不是还按照原来那样的老套路来做雕塑呢？对于我来说我不愿意这样，但也不愿意像年轻的艺术家一样搬过来西方抽象艺术加以修改就好像自己已经很现代了。80年代我们有几十年的探索艺术的经历，也有很好的基本功，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也很苦闷，何去何从自己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还是想找到一条属于中国的现代的雕塑艺术道路们能够做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让老百姓能够理解的现代的抽象雕塑。多年之后我从中国的文字里面找到了，中国的文字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的造型语言。中国的文字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埃及、印度的古文字，玛雅文化都在地球上消失了只有中国的文字几千年以来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真草隶篆行不管怎么变换都是跟整个国家和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还能用这种方块字来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非常难得。我主要是看到不同的线条的穿插组合，使之变得很有韵味，这些汉字如果把结构掌握好了写出来是非常有韵味的。我们以前使用汉字在形式上无非是一种平面的语言工具，经过自己的钻研我觉得可以把线条在空间里面重新组合改变成符合我的愿望要求的雕塑。这样的东西中国的老百姓好接受好理解，如果做成西方的抽象雕塑，那是符合西方人的艺术和欣赏习惯的，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他们完全不一样，是完全的两种艺术体系和哲学体系。而且中国的文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身就是完全的抽象符号。那么有了这三条，就完全符合我所要追求的艺术目标，我是从90年前后开始探索这种文字造型雕塑，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城市文字雕塑是在河南做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快，在这样的环境中需要一些艺术品来点缀，作为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同时也作为当地领导和老百姓表达他们内心愿望的一种造型。不论是从艺术家的角度还是当地领导的角度来讲我们原来没有这样的基础，在短时间内做的很多雕塑可以说水平都不高。城市雕塑应该符合当地的情况，但是从我接触的情况来看各地的领导要求都差不多，要求体现当地经济、开放发展，说来说去都是这些东西，因此导致所做的雕塑也都是大同小异的，比较表面、雷同、不禁看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去的是河南的辉县，以前叫共国，是共工氏的发祥地，我利用“共”，做了一个立体的造型，当然也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古共生辉”。这个形式应该说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没有的，这个雕塑也只适合在河南在辉县摆放，放到别的地方也就没有这么多的含义，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后来在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做了心连心，南开中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做了《栋梁》，这都是我认为很成功的作品。南开中学作为全国有名的中学，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栋梁之才，不仅是代表天津中学教育的最高水平，甚至在全国都是排的上名次的学校。通过一件雕塑如何能把这么好的学校的发展和贡献变现出来，开始我觉得是很难的，完全不可能的，后来我利用了几个南开的“开” 字，从不同的角度穿插拼凑起来。这个“开”字不仅有南开中学的意思，还代表了改革开放、开拓进取，而且这个造型也是相当独特的，从各个角度看变化也非常多。北京有的领导到了南开看到了这座雕塑，也非常喜欢，城市雕塑就应该是独特的，应该与周遭环境结合的非常好，应该有思想是深刻的。在社会上影响大的还有杨柳青广场的雕塑，是1999年做的。当时西青区的发展是很好的，有很多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在开发区那边落户，1999年马上就要跨入到新的世纪了，西青区的领导希望做一个西式的广场，让我去做一个维纳斯，非常古典的欧洲的雕塑放在那里。和他们接触以后我和他们说做一个欧式的一流广场的愿望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样做可能不太合适，毕竟这样的雕塑和西青区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我做了《百福之门》，象征西青区的经济腾飞，这里是一块福地。

庄征作品《飞香走红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