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谈杨柳青年画：非用手绘不可的

杨柳青年画《莲趣图》

杨柳青年画《金鱼多子》

杨柳青年画《平安富贵》

    郑振铎先生对中国艺术史很有研究，尤喜木刻画。他对于杨柳青年画的论述和见解，见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原载《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后收入《郑振铎全集》第14卷）。

    他在文中写道：“北方的年画以天津杨柳青为中心。这个杨柳青的年画出版事业，大约起于明末，历史不衰，差不多成了家家户户的家庭副业。它所出版的年画，除了门神之外，以戏文故事为最多，《莲笙贵子》、《麒麟送子》、《万代子孙》等吉祥画也不少。我所见的，大都是用大红大绿的浓艳异常的色彩涂抹上去的。人民们喜爱这种富于刺激性的鲜艳的色彩。当然，也有‘饾版’套印的彩色木刻画，但不太多。多的是，在单色木刻画上用手工将各种彩色渲染上去。有的涂抹得十分泼辣大胆，显出特别的粗豪的气氛来。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彩色套印之外，还再加上手着的颜色。像白粉和金色，都是印不上去，非用手绘不可的。南方的桃花坞所印的仕女画多半是古装美人，北方的杨柳青所出的却是时装美女。这些仕女画和娃娃画乃是广大人民所喜见的。胖娃娃的年画不是到今天还是最受欢迎的么？上海出版的月份牌上的美女画，不是曾流行得很久么？”

    上述内容谈到几个关键问题。其一，指出了杨柳青年画产生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其二，指出早期的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色，是大红大绿、色彩浓艳、泼辣大胆，颇有几分豪气。今年6月1日，笔者随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到杨柳青年画老艺人王学勤家中考察时获赠的两幅画，进一步印证了郑振铎对杨柳青年画风格的看法。其三，将北方的杨柳青年画与南方的桃花坞年画做对比，桃花坞所印的仕女画多半是古装美人，杨柳青所出的却是时装美女。笔者认为，旧天津是中西文化的典型城市，时髦女郎多，故影响到杨柳青年画的内容与风格。

    郑振铎就杨柳青年画的变革问题进一步写道：“沈太侔的《春明采风志》说：‘画出杨柳青，属天津，印版设色，俗呼卫抹子，早岁，戏剧外，画中多有趣者，如雪园景、渔家乐、桃花源、乡村景、庆乐丰年、他骑骏马我骑驴皆是也。光绪中，钱慧安至彼，为出新裁，多拟典故及前人诗句，色改淡匀，高古俊逸。惜今皆不存，徒见俗鄙恶劣之一派也。’沈氏所斥的‘俗鄙恶劣’的一派年画，却正人民所深喜的。文人学士们的什么‘典故’，什么‘前人诗句’，和老百姓的爱好全不相干。钱慧安所作的高雅的年画，今尚有存者，的确是‘古淡’得不入时人眼。但他也画些戏曲故事画，像《庆顶珠》、《钟馗送妹》、《汾河湾》、《当锏卖马》等，这是在原来的杨柳青年画基础上站住脚的，所以，画得还很生动，能够流行。”

    上述内容，指出了杨柳青年画艺术风格的转变，是由于画家钱慧安的介入。他赋予了杨柳青年画许多传统典故和前人诗句，使其增加了许多文人气息。 作者：葛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