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麟送子》清代版，月光，彩色套印，纵54厘米，横52厘米，江苏桃花坞。

《隋唐演义三十六友之一》清代版，横披，彩色套印，纵28.5厘米，横47.8厘米，上海。

《蜜蜂计》清代版，横三裁，印本，纵28厘米，横43厘米，天津杨柳青。

《神荼、郁垒》民国，门神，套色笔绘，各纵49厘米，横27厘米，天津杨柳青。

义成永新一代传人杨鹏现场制作木版年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工作历来会受到格外关注，因为民俗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不仅仅关乎艺术、美学，更与历史、文化相关联，在过往的辉煌与当今的继承当中蕴藏着属于地域的文脉，《画中有戏——百看不腻的民间年画艺术展》甫一亮相，就备受关注。展览展示了“天津义成永年画”的数十幅作品，又选取了出自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湖南、江苏、上海、福建等省市的古版年画原作数十件，不仅有“门神门画”、“仕女娃娃”、“吉祥喜庆”等主题，还有不少“戏曲故事”年画。同时展出的，还有大量与年画有关的文献资料及部分民俗实物。此外，展览还邀请到天津义成永画店的继承人在展览现场为大家演示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印制过程，让观者不仅仅可以观赏这些“新鲜的老年画”，还可以亲身体验年画制作的工序与趣味。

    年画里面要有“戏” 来自清朝的“电影海报”

　　很多人都认为年画多构图成式，人物简单，让我们想到常见的《连年有余》，但实际在创作上并非如此。旧时的年画创作有三句要诀：“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原中国民间美术协会副会长王树村先生曾这样解释，“画中要有戏”有两层含义：一，像戏曲一样，要有故事性，选择故事中最热闹最关键性的情节描绘，要耐看，最典型的如戏剧年画；二，是指画面必须引人入胜，有趣味，有看头，才能久看不腻。在这次展览中，有些年画就是直接表现戏剧人物和经典舞台形象的，直接把“戏”演到了画里，有点儿像今天的“电影海报”。

　　展览中，有一幅清代版年画《蜜蜂计》，在戏曲当中，《蜜蜂计》又叫做《进骊姬》，这个故事见诸京剧、评剧、黄梅戏，甚至河南坠子，是个传统选段。讲的是晋献公宠信的骊姬为夺嫡，用蜂蜜涂抹在头发上，令世子申生为她驱赶蜜蜂，反诬申生是在调戏她，与此同时，骊姬的同党们也在晋献帝面前诬陷申生谋反。“女人和皇位”同时被人惦记，晋献帝震怒也是理所当然，申生只好以死谢罪，最终自尽。这幅年画几乎再现了当时的舞台情状，帷帐两旁，一旁是申生为骊姬驱蜂，一旁是逆臣优施向晋献帝进谗，行头、扮相都符合舞台形象。

　　在画面设计上，画工也加入了自己的创造，人物表情的刻画最是传神，骊姬计谋即将得逞，面露欢喜，申生则一脸正气，晋献帝的怒容也被描摹清晰。不仅如此，画工还将人物姓名以榜题的方式标注清晰，方便观者分辨人物，而飞舞的蜜蜂也并非是能在舞台上表现的。

    大头娃娃也坐“汽车” 年画曾为百姓“开眼界”

　　“海报”题材的年画很多，除了《蜜蜂计》，更为大家熟知的《空城计》、《坐宫》、《脱骨记》都在展览中呈现，与我们常见的“大吉大利”式的年画大相径庭。除此之外，各种神像年画、仕女年画也都在展览中亮相。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古版年画中，也有一些十分好玩儿的内容。大头娃娃不仅仅抱着鲤鱼，在清代版本的义成永年画当中，还坐上装满货物的《自动车》，坐在留声机旁边《听话匣》，这种选材在清代来说肯定是特别“潮”的。《自动车》描绘的是一辆满载而归的汽车，“自动车”就是日本人对汽车的称呼。义成永年画第六代传人、今年91岁的杨立仁说：“类似的年画在当时不少见，我小时候街上的车还很少，百姓家很难见到，而画工看到这样的新事物就画下来，卖给没见过的百姓。”相比传统题材，杨立仁把这叫“糊弄”，是为了赚钱耍的“小伎俩”，比不上传统题材中的意趣。

　　曾经北京门楼用“义成永”门神早稻田大学的藏品

　　杨柳青年画，长久以来被看做年味儿的象征之一，其套印与手绘相结合的工艺，也让杨柳青木版年画成为上到达官显贵、下到黎民百姓都喜爱的事物，在年画发展到巅峰时期的清代中后期，天津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几乎“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

　　据天津美术学院的姜彦文老师介绍：“在这些年画店当中，义成永是南赵庄独一无二的老字号，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最重要的是，义成永藏有老画版百余件，数量和质量上都堪称私家收藏之最。义成永诞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由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兄弟三人合伙经营，不仅生产规模大，而且制作精良。从前过春节，北京城各大门楼贴的规格为5×8尺之巨的门神多出自义成永。”民国初年，杨氏三兄弟分家，各立门户。义成永年画作坊落到杨永兴名下，据义成永第八代传人杨鹏说：“当时杨永兴所继承的画版有千余块之多，杨永义之子杨克勤在北京打磨厂东口开设杨正记画店，销售年画，吸引了全国各地画商，买卖兴隆。”抗日战争期间，杨柳青镇年画作坊纷纷倒闭，而义成永仍坚持生产，并聘请了很多如韩景贵这样的名画工为义成永画店出样、画稿，刻版、开脸、出相都各有人司职，印工就有二十余人。

　　杨立仁回忆当年跑“销售”的经历：“那时候有全国的年画商人来买画，除了京津两地、唐山、山海关，远到东北、西北都有销路。而且给不同地方的画也不同，销东北的货，销西北就不行，因为每个地界儿认的活儿不同。”除了国内，义成永年画还远销海外，不少日本商人把这些年画当做艺术品购买，如今有不少被存放在日本的博物馆里，也被三山陵等日本学者用做研究模版。据杨鹏介绍：“由于年画在中国民间百姓家只是日常用品，所以老年画被完好保存下来的数量有限。这几年我们在重新发掘年画的设色工艺时参考的图样主要是日本早稻田图书馆馆藏的一批义成永年画。”

　　古画版藏了几十年套版减少让年画“变味儿”

　　20世纪60年代，如当时的很多年画社一样，义成永也停业了。杨鹏说：“家里的人回忆，当时家里的画版足足能装满三个大屋子。”他说，“爷爷为了能留住这些画版可以说是费尽心思，重新盖了厕所，用画版当做顶子，再糊上泥巴，放上茅草；还将一部分画版做成衣柜的门，有画的地方朝内，将背面修整成柜门的样子；将小块儿的灶王爷画版藏在灶坑里面很深的地方。另外，有一大批画版被深埋在地下了。”2011年，杨立仁满心期待地看着挖掘机一点儿一点儿地小心作业，挖掘被他埋了数十年的老画版，可惜的是，由于没有进行适当的保护，这些精品老画版已经腐朽不堪。在场的冯骥才劝慰老人，“虽然画版已经不在了，但是义成永年画的基因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在杨立仁眼中，如今的很多杨柳青年画都做得“不地道”。他介绍，杨柳青年画讲究的就是木版套色和手工描绘相结合，当年的“套版”最多的能达到八九个，每一个版一种颜色。后来越来越少，而今采用套版的都很少了。杨鹏说：“手绘多的作品过去来说是上等货，但是如果一味强调手绘，就与国画没了区别，失去了木版年画的韵味。在如今，套版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复杂的工艺，套版不仅仅讲究刻版的手艺，而且摸版、对版都很麻烦。但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版画特有的味道，才可以称为正宗的杨柳青年画，所以义成永坚持用套版。”

　　复刻让老年画重获新生新传人“一刀不差”地传承

　　作为义成永的新一代传人，杨鹏自幼学习国画，并随爷爷杨立仁学习杨柳青木版年画，研究家族技艺的同时先后师从杨柳青年画高手王怀礼和房荫枫。经过二十年的学习，他形成了自己的一种以工笔画与杨柳青年画相结合的绘画风格，笔墨中有国画中士大夫般的传统墨客情怀，又兼具杂糅创新和试验性质的民俗韵味，风格独特，却不失纯真。在天津美术学院研究生进修班毕业之后，他毅然选择回到杨柳青，和父亲一起做义成永年画的发掘工作。

　　为了能让这些老年画重新绽放光彩，杨鹏父子开始了对遭到岁月侵蚀或者已经消失却尚有老画存世的画版重新“复刻”。杨鹏介绍：“这个工作很难，要一丝不差地进行复刻，一刀都不能错，复杂的老画版最长会耗时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三年多，杨鹏父子已经让十几件老画版重获新生。

　　作为80后青年画家，杨鹏在创作时敢于尝试，多有创新，但是在传承义成永年画上，他却“一刀、一笔、一色”都不敢改变，他遵循的原则是“原汁原味”，他说：“能把前人的传统多发掘一点儿并且掌握都很难，在没有很好地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就妄想创新，一定会把路走偏。”对他来说，能把这种老百姓享受得起的艺术品发扬传承，令他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