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

　　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

　　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

　　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

　　这首诗见于清代史料笔记《乡言解颐·消寒十二事》，说的是年画。

　　作为中国绘画中一种独特的体裁，民间年画定型于酒楼茶坊林立、勾栏瓦舍密布的宋代。不过，那时不称“年画”——北宋时唤作“纸画”，明代宫中叫“画贴”；清代是年画艺术极为繁盛的时期，“年画”一词正是始见于《乡言解颐》。

　　民间年画，既在年画前冠以“民间”二字，可见与钟情于山水写意的“文人画”并不相同。主要是工笔人物画，风景、器物等一般是作为衬景、补充，渔樵耕读、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尽在画中，好一幅众生相，一派人间烟火。

　　虽说是民间艺术，年画也自有它的讲究——民间画诀。“人各有习，习各有宜。识得此意，画无不奇”，这是一般画理；再如，“武将扬手过盔头，文官捻髯露半手，小生不作呆立像，美人摸鬓侧面瞅”，那是画中角色身段的奥妙。年画工艺流程也并不简单，传统套色木版年画，一般要经过起稿、刻墨线版、刻套色版和印刷四道工序，方能成就一幅幅精美的年画。

　　小时候并不知什么“年画”的名头，就是天然地喜爱那样充满了生气的画儿。每逢春节，到处搜集有着那样的画儿的吃用玩意儿。

　　打小特别喜爱过年时的云片糕，不仅是爱它香甜酥软，更是对裹在外面的那张玫红色包装纸爱不释手。有一回，展开那留有折痕的胭脂般的红纸，心一动，竟学起旧时姑娘家梳妆打扮的模样，对镜轻轻抿了抿。后来，市面上的云片糕渐渐地多了，红纸包装的似乎显得少了，我便喜欢上了那种画有金童玉女的红卡纸盒，里面的云片糕吃完了，便将那纸盒上的一对童男童女剪下，粘贴在本子上作装点。

　　不知何时起，我对拨浪鼓燃起了兴趣，不只是那飞旋起来的木珠鼓耳敲击鼓面时声音够欢喜热闹，更令我着迷的是鼓面上五彩缤纷的图画——载歌载舞的村童、怀抱仙桃的胖娃娃、放风筝的仕女。前两日，从橱里翻出一个拨浪鼓，应当是好几年前从城隍庙淘来的，记得当时兴致盎然地几乎把那爿小店里所有的拨浪鼓都看了个遍，终于最喜欢这个鼓面上的画儿。翻书时偶然得知，原来那画样本于杨柳青木版年画《欢天喜地》。

　　民间年画取材很广，有吉祥喜庆类的，像《金玉满堂》(武强年画)；有戏出类的，如《武松血溅鸳鸯楼》(苏州桃花坞年画)；我更偏爱以风俗、节俗为题材的。

　　去年，在一本年画选集中看到一幅创作于清代的《绣补图》，出自天津杨柳青。画面上的三位妇人，妆容精致、仪态娴雅，手中是织有飞禽猛兽的补子，正在切磋绣艺。

　　女红，是“母亲的艺术”。兴许是姑娘的天性，我自小对妈妈的针线盒、顶针箍、划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还有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每当听到妈妈咚咙咚咙地踩起缝纫机时，我便跑过去在边上瞧着；平时不用时，机头藏在面板下，我便喜欢把它当做一张小桌子，写字写得无趣了，便踩几下脚踏板解闷儿。

　　在那台缝纫机上，妈妈为我改过裤子、做过小裙子。后来，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缝纫机也就不常用了。有一次家中失火，那台岁数比我还大的缝纫机，便和我们不辞而别了。

　　现在，闲暇时间又稍宽裕了些，妈妈总忍不住又要去摸摸针线，她很享受做针线活儿的过程。前一阵子，我给心爱的洞箫配上了玉佩，她瞅出了机会，就主动请缨要为我那箫做个新套子，说是挂了玉佩后，原本的绒布套子显得紧了些。她来了兴致，还特意带着我去董家渡面料市场挑选丝绒。看着她在灯下，铺开面料，量尺寸、划线，按照老规矩把针和线交到我手里，眼前不禁浮现起当年她为我做裙子时的情景——那时，我就总是自告奋勇地帮她穿针引线，针眼儿很小，手不能抖、心不能急，小心翼翼地把线穿进去，再打个结……

　　风俗类年画，大都是喜庆热闹的，这幅《绣补图》倒是透出一种恬静温馨的美，别有一番韵味。

　　物质日渐丰富了，生活真是便捷了许多。只是，随着传统中一些不必要的纷繁复杂的消逝，生活的细腻与雅致，也渐行渐远。若那股子认真劲儿和满怀的情趣尚在，那么生活本身就是生气蓬勃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