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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中国乃世界上最早发现且使用天然漆的国度。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漆器之实样器物,江南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木胎朱漆碗便是实证。商周起,人们用色漆装饰器物,到了唐宋时代,髹漆技艺渐趋成熟。将漆涂刷于各种胎骨制成的器物上,谓之“髹”,于是有了一门漆器工艺:雕漆。匠人在器物胎型上涂刷数十层朱色大漆,将干未干之时,以刀代笔雕刻纹样。
硬物之间的刻划谓之“雕”,譬如篆印、譬如石雕,坚硬刻刀遇见柔软之材则谓之“剔”。漆膜百十层,渐成厚度,工匠以刀轻剔,纹样始成。一个“剔”字,叫人感怀中国文字之严谨与灵动。
剔红多以铜、锡、木、陶做胎,朱砂漆层层髹刷,每髹一道,必要待其自然风干凝结至七成上下,才能覆盖再一层。宋元时数十层已极费工夫,到了明清两朝,髹刷更是多至数百层,纹样图案亦越发繁复细腻。
剔红这样东西,讲究恰到好处,漆层若薄,肥腴花纹不得表现,若厚,则费工费料,成品愈难。一器成就,除了堆漆、更不知“堆”进了多少晨昏时光。
漆色有所不同,故有剔红、剔黄、剔黑、剔彩……之分,剔红因色泽喜庆而最为多用。宋元时代,剔红技艺成熟、名家辈出,尤以江南匠师为上。杨茂与张成两位剔红名师皆为浙江嘉兴府人,杨茂其人颇得大宋院画风格,剔红常以锦纹做底,浮雕山水人物,剔工圆润、刀痕丝毫不露。张成则擅剔花葩,枝叶肥厚、舒卷自如。日后,剔红之技传入东瀛,被称之“堆朱”,意即朱漆反复堆砌,东瀛人于两位大师名中各取一字,将剔红造器者统称为“堆朱杨成”,一代代以讹传讹,到了明治时期(即大清光绪同期),竟将“杨成”讹传为一人,这一时期刊行的《日本国志》中,录有“江户有杨成者,世以善雕漆,据称其家法,得自元之张成、杨茂……”虽为谬误,倒亦能看出其两人声名之广大。只是“堆朱”二字相较于“剔红”,意境差之甚远。
明代永宣年间,张成之子张德刚继承父业,入朝廷主持漆器制造,他承袭父辈风格,讲求藏锋不露、漆层肥厚,题材上亦延续前朝,多以花卉山水为多。这一时期,漆工革新不断、技艺突飞猛进,多种锦地纹样层出不穷,天锦纹、地锦纹、水锦纹……与山水花卉人物并生,细腻之处,甚至能从断面辨清施漆的层数,千文万华、剔红兴盛。
清代初期,宫廷仍任用大量前朝髹工,剔红水准不减,并在王室好尚的倾向下,更趋精工细巧,髹剔纤密繁复。乾隆爷极喜剔红器物,故而这一时期的剔红工艺亦最为繁荣,清宫造办处下设四十二作中,就专设有“漆作”,多种工艺并施,工种亦开始细化,由髹工负责逐层施漆,画工加以描画行纹,再由牙工以刀代笔、剔刻成器。元明早期,剔成的器物尚需以锉草打磨,方能尽显光泽,而到了雍乾两朝,娴熟的刀工已无需后道的打磨工序,全凭圆润刀法起转剔刻,花纹样式酣畅而成。剔红器物亦遍及宫廷各处,自碗、碟、盒、瓶到家具陈设,无所不包。
剔红一技,昌盛数朝,直至清代晚期,方因国运日促而渐向潦草,直至衰亡。
传世剔红器因保存不易,珍贵难得。唐代剔红至今未见传世实物,宋时之器亦仅故宫与全球几大博物馆悉藏数件。面世流转的多为明清两朝所出,形制咸备、精湛不凡。
见微知著,透过一件玲珑纤小的剔红器物,便能看见千百年之国运盛衰、审美大观。物人两相对,个中默契,嫣然一笑。(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