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央直属单位的传承人补助将由文化部一次性直接发放到传承人个人账户，地方或采取这种方式，或分期下发，由省财政厅或文化厅直接发给传承人个人，避免了以往资金周转环节多，下达时间长的弊端，同时也避免发生无故克扣的现象。此外，文化部也将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传承人履职情况的监管，比如采取年底前提交工作报告、制定传习任务、定期对传承人传习活动进行考核等方式督促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而未来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时候，将进一步提高传习活动的补助标准。据悉，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补助为每人每年17万人民币，韩国则是7.5万人民币。

尽管国家日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但是非遗传人依然面临断层严重的情况。据马盛德介绍，“我国目前1986位国家级非遗传人中，70岁以上的占到了50%以上，人才断层严重，且口传心授和家族传承已经无法适应今天的传承需求。”

　　无锡泥人

　　扬州古琴

据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2012年发布的统计讯息，“上海被列入国家级与市级非遗名录体系的项目共206项，包括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传统戏剧类、曲艺类、民间美术类、手工技艺类等，其中处于生存状况较差、濒危现象较为严重的项目约占16.1%”。

澎湃新闻此前对制墨、制砚、苏绣、景泰蓝等民间工艺进行过深度走访，发现传承难题——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等是它们普遍存在在问题。以下附一则澎湃新闻此前采访徽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

“制墨最大的问题就是传承，我自己的孩子也不喜欢”

（冯宜明口述傅玉婷整理）

　　炼烟室一角

在绩溪，郁文轩是仍然在坚持用古法制墨的墨庄。它沿用了前店后坊的家庭式生产模式，以家族人员为主完成整套程序。墨庄的人数也就四五个人，两个点烟，一个做墨，女眷负责做烧烟的灯芯。虽然这样子没法做大，但如此小的墨坊，却尽可能地把墨做向极致。

墨品中分颜色墨、松烟、油烟等几大系列，比如我们做松烟就是纯松烟，油烟就是纯油烟，都是纯色，不加任何其他的填充物。我做松烟有一个系列，从松脂、玄玉，到玄松，再到现在的玉松，这是一个系列的松烟。包括油烟也是，从书法墨开始到高档的绘画墨，都是成系列的。我整个做墨的时间是四年，也就是从熬胶到成品墨整个程序都自己做，之前是给各个墨厂做点工作。郁文轩还是沿用了前店后坊的家庭式的生产模式，还是以家族人员为主来做整套程序，是很小的家庭式作坊，而我父亲做整个技术流程的把关。

每一种技术的形成对中国人来说是相通的，只是里面的每个配比如何把握。因为我们家里的配方还是沿用了我爷爷冯郁文的配方，而我爷爷则是传承了胡开文的配方。我将配方做了微调，因为每种配方只适合当时的纸，现在的纸品也都变了，所以制墨还是在往后看而不是往前推。现在分两种墨，一种是书法专用墨，一种是绘画专用墨，这两种都符合当代纸。而我所做的高端墨则一直在追前人的，比如我现在做的油烟墨，如果手头有明墨、清墨，完全可以与之相媲美。但这也是蛮难的一件事，难就难在材料。比如说熬胶，熬胶的技术和一些名贵药材(的寻找)在现如今都是很难的。现在的做法都是按照古方来做的，比如说杵法等都是采用传统的手艺。

每个墨出来，在纸上出来颜色，都需要和古画上的墨色效果去作对比。古画上的墨虽然氧化了，但墨骨依然在。比如我会用明墨和做出来的墨，在同样的纸上、同样的砚台上、同样转的圈数，来看在纸上呈现的效果，然后对比效果是否一样。好的墨要淡得下去，墨要做得黑很容易，但要将墨做得很清透、很淡则很难，需要有一种清润的质感。因为墨品中有五个字:清、润、厚、透、亮，如果达到这五个字，墨品就不会坏。现在应市的一般墨品，只有两个色阶，不是很浓，就是很淡，中间的过渡没有。如果要追古，色阶必须要丰富，中间的过渡要很和谐，像董其昌用的很多是松烟墨，我则恢复了松烟的做法。我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没有去追这个，我个人去追了这种古法，主要就是一个纯度。五代时的制墨名家李廷珪选择在徽州制墨，就是看中了黄山松。黄山松烧出来的烟含油脂量特别高，在纸上体现出来的墨韵、清透度、厚度、润度都相当好。但现在我们所说的松烟都是福建等地烧的柴火烟，而不是松烟。我恢复古法还是用黄山松烧，但并不是去破坏资源，而是和林场合作。每年他们会砍一些树，树根他们是不要的，根腐烂多年后再挖出来就是松脂油了，用那个拿来烧就是最佳的。

我烧松烟。这个过程中也吃了很多苦，因为古法烧烟要造窑，底下有个灶台，用盆子盖起来了。它分近、中、远三个等级。现在造个窑不太合适，我就采用另一种方式用缸烧烟，这是松烟的烧法，而油烟则是用灯盏烧。一般一年能储100多公斤，需要1000多公斤的树根。每年我们是夏天烧。

　　描金

墨庄的人数很少，加上家里人也就四五个人，两个点烟的，一个做墨的，加上我父母——我母亲就专门做烧烟的灯芯。这是没法做大的，就是小而精的家庭作坊——我尽量做到极致，现在做出来的墨现在就能用，而不是别人说的做出来的墨半年到一年之后才能用。

墨版图案很多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父亲从上海墨厂回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的，没有拿回来一件。而他退休之后我也全身心投入制墨，从恢复“郁文轩”开始，我就和各家墨厂就都断了，不再给他们做雕版。我跟父亲学了制墨模之后，在墨厂里的各个技术科都玩过。我和父亲学制墨模也学了十几二十年了。

我们现在所雕刻的版模很少套用原先的，都是按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设计出来的版子。比如“仁者寿”等都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经历做出来的。“惟有上下恰当”，这都是以前没有的墨名，是新创的，上面的书法也是父亲自己写自己创作的。我的东西和我父亲是两个路子，像“剩山图”就是我的作品。

做墨做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最高境界，只有不断追求。我一直在恢复古法，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传承，我自己的孩子也不喜欢。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制墨者，从版子到墨品出来，把整个程序做下来的现在很难找到了，我一直在找有缘人——包括凹雕艺术。制墨师傅的培养花三年就可以，但雕刻墨模则很难，像我们吃了十几年的苦才能把墨模雕好，这是令我很担心的。再一个就是材料，制墨的名贵材料(稀缺)也是很让人担心的，替代品对墨是有影响的，效果出不来。在我的作坊闻不到臭味，这就在于材料。

现在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断档了，没有办法。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