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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托盘
景泰蓝花瓶
施君
天津美术网讯 青年设计师,专注于民国时期景泰蓝工艺品的收藏。
八零后的施君一直称呼自己是个“手工艺人”,若非如是,就无法那么清晰地触摸到感受到面前百年历史的景泰蓝身上附着的自由创作的梦想。
鼻梁上架着黑色小圆框眼镜,身着立领罩衫,一口软糯的沪语,语音柔缓,始终微笑着的神情透露出谦和的意味,这些特征无不显示着施君身上的一派老上海风光。作为“非常苦命”、被70后抢了机会、被50后60后抢了好古董的80后,他收藏的门类其实十分狭窄,专注于民国时期(1912年到1949年)的景泰蓝工艺品。“清朝末代皇帝尚未逊位之前,景泰蓝的拥有也是皇权象征的一种,民间不能有此物,除非是御赐,于是皇帝的艺术喜好也都反映在景泰蓝的用色上,比如雍正时期的景泰蓝多阴暗色调。到了民国时期,皇帝没有了,原本为宫廷服务的工匠师傅们分散到了民间。于是,景泰蓝在美术上的特征已经脱离了皇家口味,不必再为皇家服务。师傅们原本被束缚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就开始搞起了自己的设计。还有来自日本和欧洲两条线路上来样加工的订单,得以借鉴了来自别国的设计,风格上比较现代,更开阔。当时,参与景泰蓝制作的人层次也很高,美术基础十分深厚,现代社会更是无法达到。”
然而,就是这么一段短暂的自由创作时光,又被隆隆的炮声打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景泰蓝制作就很稀少,几乎断代,因为金属铜是战略物资,是造子弹必需的材料,“民族大义”之下,艺术品显然太过奢侈了。
1949年建国以后,逐步萎缩的景泰蓝行业还得到了不少文化名人的关注,命运得以转变。这其中,不乏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等。中国第一位从事景泰蓝专业设计的工艺美术大师钱美华,便师从林徽因。林徽因当时已经身染重病,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她的助手们一起研究设计适合景泰蓝生产工艺的造型、图案及配色。为了探索和发展民族传统的优良图案,她还对我国历代图案进行了研究。
“但是,民国期间制作的景泰蓝料没有前朝用得好,用料也比较省,功夫都用在了表面。清朝的景泰蓝用料出自宫廷用器的原因,非常丰富,黄金等等贵重的原料都能用在景泰蓝的制作上面,宫殿的皇帝御座旁边就是两个半人高的景泰蓝摆瓶。这些差距是收藏价值始终无法高企的原因。”施君拿起面前的一个1920年代产的日本景泰蓝花瓶,蝴蝶的触须栩栩如生地飘在诸色的釉里,其设计上有个特色是大面积留白,“中国当时之所以不做这种风格的作品是因为中国人的料没有日本人的好,杂质多,目数低,导致膨胀系数不一,产生气泡、裂缝,如果要做势必导致成功率低下。可是,如果是宫廷用器肯定敢做,他们可以不计成本重新再来。民国时期的景泰蓝脱离了宫廷的依托,也会失去力量,为了降低成本,不再做这种风险大的尝试。” 收藏价值不高,自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个狭窄的领域内造假者少,因为造假货的,一般都造能够卖高价的明清景泰蓝,相对便宜的民国景泰蓝,反而很少造假。卖不了百万千万级的,对制假者来说成本太高,太没有意义。
作为一个有时候会采用珐琅作为原材料进行创作的年轻设计师,施君面对自己从各地各国搜罗来的百年前的民间景泰蓝制品也会有自叹弗如之感,他最喜欢的是一个枣红色的香盘托,上面布满了鱼鳞般的细如发丝般的金属掐丝,功能上又分为放香的长短抽屉、放置小碟的隔盘,摆点火小炉子的分隔,划分细腻。“景泰蓝的创作本来就是小众的,现在又被弄得庸俗化,但你看,这些民国景泰蓝是那么现代,甚至让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那么现代。从线条比例上、色彩的运用上、纹路的设计上,同现代理念非常接近,简直是做到了极致。虽然技术没有现在那么强,市场没有现在那么大。但是如果那些师傅活到现在,我们这样的现代设计师就没有活路了吧。本来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很接近功用了,但是一看这些,立刻发现,百年之前的人们就已想到过做到过,不免深受打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许因为行业类别之少,从事景泰蓝制作的师傅们美术基础都非常好,花瓶上的一根丝、筋脉、走向、线条、结构都能感觉出创作者的那番匠心。“现在,很多一流的艺术人才,都去做当代艺术、搞建筑,真的去做手工艺人的不是一流人才。我觉得创作是一个应用层面的事情,陶瓷木雕等等都有工艺上的、文学美学上的价值梳理,而景泰蓝没有。但是只有梳理完了才知道现在做什么是有价值的。我希望更多的艺术家能够用景泰蓝作为元素来做创作,通过艺术家的手,使这个传统的工艺年轻化。就像陶瓷一样,画家在上面画了,就成为艺术品。”(记者 徐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