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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是他的画笔,爆炸是他的创作手段,北京奥运会上的“大脚印”让他名动一时。其实,在那之前,他已经以艺术之名,“炸”过世界不少国家。在国际上被赞誉为“爆炸艺术家”的蔡国强已经做出了一些令人瞠目的成就:曾有大约10亿人口同时欣赏其作品,这是人类史上首次。我说的是他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作的“烟花雕塑”。听听蔡本人的描述:“这个作品包括29个烟花做出的大脚印,每个脚印代表一次奥运会,在北京的天际上走过,通往国家体育场。这29个脚印是连续放出的,总共为15公里,或者9.3英里,用时63秒。”
但是,对于雄心勃勃的蔡来说,10亿双眼睛远远不够。他要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更多观众,其中一些人不只有两只眼睛我说的是外星人。《延长长城一万米》就是做给太空居民看的蔡为此用了约一万米的导火线;还有他在德国创作的“麦田怪圈”,用了90公斤火药,1300米引信,一台测震仪、一台脑电图扫描仪和一台心电图扫描仪。后面两台医疗仪器的任务是测量蔡站在爆炸中心出现的生理和精神反应,用他的话说,这象征着宇宙诞生之初的回响仍能在人类每个细胞的每个分子中感觉得到。
也许你在这些宏伟之作后面嗅到了一丝做秀的气息,但在眼下一大群热衷于制造惊人作品的国际艺术明星中,我觉得蔡还是有些卓尔不群。他的确想像米开朗基罗绘制西斯廷教堂的天顶那样绘制天空,只不过用的是火药和火光。
我去了蔡位于曼哈顿的工作室,那里有一扇大红门,一个风水石狮子守着门口。我们坐在一张玻璃桌前,旁边的木屏风像堵墙那么大:那是他的火药画。蔡在白色表面上引爆炸药,做出令人意外的美丽图案,这抽象派作品让人想起中国书法那令人难解的符号或者太空照片的负片星星和星系都是白色背景上的黑点,暴力化为飘逸之美。
蔡50多岁,但看上去年轻得多。一位工作人员上了茶,我们说起他的童年。蔡家住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泉州,小时常听到部队朝对面的小岛发射炮弹,“这是我关于爆炸的最初体验。”蔡的父亲喜欢收藏珍本书籍和画作,精通书法。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知道他的书、画和书法作品都是定时炸弹,”蔡回忆说,父亲开始在地下室焚烧那些珍贵的藏品,“他只能在夜里做这些事,以免被人知道。”蔡说,烧掉心爱的藏品后,父亲为了避祸,离开家庭,在一个败落的尼姑庵里找到藏身之地那里仅剩一位90岁的居士,给他提供了避难所。在那里,“父亲会拿着木棍,在地上的水坑里写大字。”蔡说,“当水分蒸发,大字消失”,只留下“看不见的悲哀”。其实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些刻在他儿子的记忆和心中,父亲的艺术爱好和气质在儿子身上反映出来水中的大字化成了天上的火光。
蔡说自己深受中国道家思想影响,风水、气功和佛教也起到一定作用。他告诉我,“灵魂媒介”沟通着物质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他的艺术起到类似的作用,连接着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风水和量子物理。他说他依然信“邪”,以及风水驱邪的力量。他曾想创作一件有关池塘微生物的作品,但一位萨满告诉他,“水里可能有在溺毙者或自杀者的灵魂”,他立即停止了。他说,自己年轻时曾“无意识中看到烟火与人类命运之间的连接,因为中国有种习惯,人们出生、死亡和结婚时都要放鞭炮”。他在其中感觉到了某种东西,爆炸的热烈中可能有关于意识和物质、人类和宇宙的隐喻。
上世纪80年代末,蔡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在那里“发现了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还有广岛。他发现,西方物理学对他来说如此熟悉。“我在中国受到道教的影响很深,但一直到了日本才意识到物理学的最新发现与中国的气功理论非常接近。关于天体物理学的新知识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比如,“阴阳理论就类似现代天体物理学中的物质与反物质理论,以及电磁学中的正与负。”也是在日本,他发现了大爆炸的黑暗一面:广岛和长崎。从此他开始漫长的艺术尝试,与这黑暗一面共处。蔡在内华达原子试爆场和美国其他许多地方创作非放射性的“蘑菇云”,希望它们能够“驱邪”,赶走过去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真正蘑菇云。1994年,蔡国强曾为长岛亚运会设计了一个作品:让一团黑云以降落伞形状落下,落到长岛的爆影投心点。他说,作品寓意着天上下来的这团火有着激发重生的潜力,但它遭遇强烈反对,最后他只好放弃。
他从头开始,后来创作的《地球也有黑洞》获得了日本文化大奖广岛奖。“这个爆炸作品是在长岛中央公园进行的,”他写道,“距原子弹轰炸地点不远。我在公园中央挖了一个洞,然后用114个位于不同高度的氦气球将2000米的引信和3公斤的炸药保持在空中,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直径100米的螺旋,以模仿天上星星的轨道。然后引信从最高和最外圈点燃,向下向内燃烧,消失在公园中央的‘黑洞’中。爆炸的声音很大,撼动了整个城市。我的意思是要表明,在利用核能量的同时,人类也在地球上制造出了自己的黑洞,跟天上的黑洞互为映衬。”
这是一个大胆的、爆炸性的纪念,甚至超越了奥运会上那歌颂力量的壮观大脚印。他制造了一场逆向的“核爆炸”在这种致命武器曾经发挥威力的地方。谈到核武,我问他:核武器只是比传统武器更强大,还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大到必须用不同的战争伦理、军事战略和废除条款来评判?蔡说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核武器不能沿用与其他武器一样的评判标准,有一个关键原因:时间。“传统爆炸中,能量很快消散。但核武器是不停堆积。”核同位素会在多次半衰期中不停地释放出有害的辐射。核武器不仅统治着时间,还统治着空间。蔡对于核战略一个关键问题也有了解:震慑理论。他说:“难道不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才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换句话说,只有不止一个国家占有核武器才可以阻止核武器的使用。很多核战略家都这样认为,尽管这种理论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信仰和没有灾难性事故发生的假设上。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发生后,蔡回到日本,核能再次成为他的创作主题。对他来说,挑战在于将看不见的东西变成可见的。“问题在于你不可能像看见火药爆炸后的黑烟那样看见放射波。”他说。他找到了一种可怕但美丽的手段。“我在那儿帮助当地人种了许多樱树。”种得非常密集,这样从空中也可以看见。他种了2000株,但希望最终能够种10万株,期望樱花因土壤中的放射性发生变异,让人们看到人性是怎样毒害了自然。
这是一个惊人的创意。我不知自己是否想去那变异的樱花林里徜徉,但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就意味着他找到了一种手段,通过根植于地球的视觉艺术来表达悲剧性。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场面,不具备严格的生物学意义。蔡生于中国,现在常居美国。我问是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把他带到了美国(尽管他之前也常环游世界,到处搞爆炸)。他说他在日本时了解到美国艺术的最新发展,比如罗伯特·史密斯在沙漠里做了改变地球的景观项目“螺旋防波堤”。但是,蔡决心搬到美国住的真正原因是美国宇航局。“我被任何可能让我跟宇宙更亲近、让宇宙跟我更亲近的东西吸引。”
他说,后来继续吸引他的是美国的矛盾性。“我想在20世纪最有问题的国家生活和工作。”他说,“并且给出完全不同的观点。”于是我问他,从东方和西方两边审视过文明之后,他认为西方可以向东方学习什么呢?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回答。他说,西方人如能学到“很多事情没有当下的解决方案,很多冲突不能立即消弭。有时事情需要时间去愈合,当你花上更长时间,可能会更好地达成目标”,或许会有帮助。“所以,在艺术和艺术表达方面,”他继续说,“你想要传达的东西,它们可能充满冲突,你未必要使用艺术解决所有这些冲突。你只要能够承认这些冲突,并在你的艺术中面对这些冲突,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这让我想起诗人约翰·济慈的“消极能力说”:一流头脑的过人之处是它可以享受彼此冲突的思想,“可以坦然处于不确定性、神秘性和怀疑之中,不会试图急躁地寻求确定性。”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吃了一顿东西方食物夹杂的午餐。蔡跟我说起他一直在进行的梦想项目走遍世界,在空中创作“天梯”,标志着他渴望邀请外星人光临,或者我们想上去与他们相会。离开时我摸了摸石狮子的脑袋,暗暗希望,如果蔡邀请的外星人带着不那么良好的意愿降临,这家伙能够保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