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平和他的木雕作品。
天津美术网讯 王克平,一提到这个名字,一系列历史词语立即会窜出来:星星画会、游行、口号、标语、传单、西单民主墙、改革开放……,但一看到他展览中的作品,所有的历史思绪又立刻安静了下来。
以艺术家本人命名的展览“王克平”正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早的雕刻家之一,王克平几乎将全部的创作精力投注于他所选择的媒介:树木,此次展览算得一次35年艺术生涯回顾,展出了超过50件王克平木雕作品,按照主题分为:女人、人物、鸟、仁,和“性品” 。
王克平作品的主题与他出生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却又疏离的关系。他的父亲是左翼青年作家,抗日,入党,后来去了延安,然后,一辈子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自己,母亲是话剧演员。1949年1月,解放军正准备攻克北平,次子出生,取名“克平”。不久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王克平随父母在天津长大,上山下乡去东北,当兵去云南,演话剧,复员到河北,当工人,考大学到北京,搞编剧,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开始学美术。
1979年,王克平对马蒂斯(Henri Matisse)、毕加索(Pablo Picasso)一概不知,但一上手就搞起了现代雕塑,被当时一心想办展览的艺术家黄锐认识了,拉着一起组了星星画会,办了星星美展。现在,人们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的时候,星星美展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是最早把个人化的、有意反叛官方文艺政策的创作拿到公共空间去展示的行动之一,与伤痕美术、乡土美术潮流,形式美、抽象美讨论,形成一场合力,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某种源头。
但“星星”的影响力更多的是来自其引发的事件。当1979年在美术馆旁边公园举办的星星美展被查封后,艺术家们走到街头,游行抗议,而游行的影响力则又更多地来自其标语“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换句话说,“星星”的影响力更多的体现在政治诉求上。他们的诉求得到了官方开明人士的支持,游行过后不久,中国美术馆就举办了他们的展览。但由官方保守派推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很快就开始了。
“王克平”展览现场。
和很多星星画会的“战友”一样,当时王克平的艺术主题经常是“控诉”。他最早的木雕是一个拉长变形的举着红宝书的人,叫做《万万岁》;而他最受关注的作品叫做《偶像》,是一个有着毛式面孔但表情呆滞的木雕头像。在艺术上,“星星”的口号是,"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但根据艺术评论家栗宪庭1980年编写、发表在《美术》杂志上的《关于"星星"美展》一文,王克平认为,“我们更强调前者,我们不能像明清一些文人墨客,在社会斗争复杂的时候躲起来,搞纯艺术的东西。”对珂勒惠支的强调说明了他们是在延续革命时期的左翼美术传统,但这个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艺术的社会批判性,二是艺术语言的个性与自觉。当时,王克平的出发点显然是前者。
《关于"星星"美展》一文中有一段王克平自述:“我搞木雕,纯粹是为了发泄我心中的感情,‘文革’初期我也是红卫兵,那种造反的热情,全被阴谋家利用了,因此,我对林彪、‘四人帮’恨透了,总想发泄出来。”
这种情绪可以看作他荒诞木雕的创作源头。他如此解释《万万岁》, “当时只是找到一小块长方木头,想刻一个狂热崇拜中高举语录喊口号的形象,后来手和胳膊都不能按正常结构处理,但正是由于木头本身的启发,反而使我想到让他脑袋上长出胳膊来,虽’荒诞’,但我觉得更示’高举’。”
名为《沉默》的另一座木雕也是王克平的代表作品,但是并未能出现在此次展览中。《沉默》是根据木头构思的,起先他找到一块树疤,就像一个嘴,想雕成写实作品,但是,“突然间,我感到树疤就像一张被木塞塞住的嘴。刻眼时,一边刻了一只闭着的眼,但觉得这样不能表达我的思想,主观闭着眼,给人感觉不敢睁开。后来我想蒙住,’四人帮’就是想要蒙住中国人民的眼睛,闭关自守。怎么蒙法,有纱布,和木头不协调,这时想到自然和雕琢的对比,就在眼的位置刻了一些×的线,像贴的封条。”
“王克平”展览现场。
现在来看,在这一段当时的自我表述中,对文革及“四人帮”的控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令人注意的反而是王克平对艺术方法的描述,尤其是他不止一次提到的“木头本身”。
脱离政治语态,对“木头本身”,或者说,对木头之物性的尊重、顺应及挖掘,正是王克平正在展出的这个展览中最值得讨论的内容。他对木头的选择非常多样,有橡木、杨木、柞木、椴木、枫木、梣木、紫杉木、合欢木、悬铃木等几乎所有的木料,而每一种木料的质感、纹理特性都被最大的保留、呈现出来,他通常把木料放置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等待木料的形状与裂纹稳定下来。他对这些木料的造型处理中,也处处顺应每一块木头的自然属性,木块的外形与内部走势,表面的疤与瘤,经常能给予他造型及视觉语言上的启示。
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历史风云变换在王克平的作品中早就消逝了,现在的王克平几乎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木匠”。
对“木性”的遵从,也意味着是对人性的尊重。从本质上说,王克平木雕的主题都是人性,包括人的身体、爱欲、情感,以及人性投射出自然性灵意象。拉回到“星星”当时的历史情境,这种温情的人道主义——就像邓丽君的歌——反而比对“文革”的控诉具有更大的政治能量,因为人性论打破了一贯的阶级论。人性论的复活是那个时代最根本的话语转型,相比那种对“四人帮”的合法抨击,这才是真正的反叛。
人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过度事件化的“星星”,其最深的政治意义并不在于一场游行、几句口号,而在于他们的创作与随后的乡土美术潮流、形式与抽象讨论中所共同的东西,即各个层面上的人性复归。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人性又总是通过他们与客体的关系而显现出来,正如王克平和他的木头。
展览“王克平”,2013年9月27日至2014年1月5日。
鲍栋是艺术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