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没有艺术家老谈自己国家的事

蔡国强曾经以批判、先锋姿态闻名艺坛，然而进入新世纪，他频繁与政府层面展开合作项目。独立与合作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路？资本裹挟下的当代艺术创作中又是怎样保持自己的创造力？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和官方合作时，仍应随时记住挑战自己，也挑战它，要开拓新的可能。

    新展 《遗产》传递理想世界和悲伤

    记者：11月23日即将在昆士兰现代美术馆开展的《归去来兮》是你在澳洲的首次个展，过去你们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合作，但依然有了如今第三次合作。

    蔡国强：前两次在亚太三年展上创作的作品都没实现：1996年那次是合作的焰火公司发生的爆炸，1999年那次是99艘串在一起的小船沉到河底，这就留下了很多问题给我和美术馆方面。有问题大家就希望接着去解决，去挑战它。

    此次新展呈现的是一个艺术家冒险和成长的历史。事实上，这个世界对年轻艺术家是很不容易的，刚出道时那几炮要打响，否则的话没有人找你。我没有打响，人家还要来找我，说明他们就从心里理解我是不错的艺术家。

    记者：这次新个展的具体思路是怎样的？

    蔡国强：事实上，美丽的地方不好做作品，除了两次失败外，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问题。所以先从观光旅游开始，到大堡礁、国家公园，他们也给我请了植物专家、动物专家，陪着我半夜去国家公园找动物。

    我和家人被这些风景感动，突然感到这么美的地方，有点像乌托邦，全世界或许就剩下这里了。这本身就是问题，这就是地球的悲哀。从没问题中看到了问题，这样就有思路去做作品了。

    我想在展厅里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有一个蓝色的沙漠，有99只真实大小的动物围着一摊蓝色的水，它们都在静静地喝水。这件作品叫《遗产》，传递了一个非常乌托邦的理想世界以及背后的悲伤。

    另外一件新作品是《桉树》，我把一棵大树放进美术馆。地上有很多木墩，孩子们坐在上面想如何处理这棵树，他们可以谈这棵树的过去，也可以谈这棵树的未来，或者延伸开来，也许以后根据这些孩子的建议把这棵树做成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关于儿童的计划：我做了一个软件，让孩子设计火药草图或爆炸项目，也可以让他们来策划我的展览。有个中国泉州小男孩蔡，他在全世界做了很多事，搞爆破、让船插满箭飞起来(《草船借箭》，1998)……假如你是策展人，你要怎么策划这个小男孩蔡的展览。

    记者：你很多作品都喜欢用数字99，类似这次的新作《遗产》，还有你此前那件由99只逼真的狼向空中翻腾的《撞墙》等。

    蔡国强：9能带来视觉效果，能活跃展厅氛围。99在中国象征不完整，是具有动态感的。同时，这与故乡泉州相信风水、相信看不见的世界有关系。我是比较相信灵性的东西。艺术毕竟不是科学，不靠论证，艺术本来就是靠这种灵性的东西。

    原则：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

    记者：2008年你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2009年担任国庆60周年庆典焰火总设计。西方媒体质疑你作为一名独立艺术家离中国政治太近。

    蔡国强：西方人看起来很尖锐，这是需要的。他们一直对我做这事难以接受，对此，我还是那句话：既然利用国家力量，实现了个人作品，就要承受质疑，坦然面对后果。

    作为艺术家，我希望看到自己民族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有创造力。在全球习惯认为中国制造全是廉价商品的印象里，告诉世界，中国人也有创意，也有很多招数，也能浪漫和好玩。

    事实上，利用国家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探索在艺术本身就很重要。这在西方也是很了不起的事。

    记者：你提到的“后果”是否影响你在西方世界中与美术馆、艺术机构的合作？

    蔡国强：我相信要靠自己的创造力和艺术理念来做作品，而且要有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

    《农民达芬奇》刚结束在里约热内卢的展览。巡展开始20天就有30万人来看，最后整个巴西每一百人就有一人看过。这就是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说我的作品中没有讨论政治社会的东西。

    我创作《农民达芬奇》，就是希望通过艺术传递中国农民个体的生命力和自由精神。同时也表现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在世博会这样一个重大国家项目的语境里，也有一个位置展示他们个体的精彩。这就包含了我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但这不是我做艺术的目的。我做艺术还是根据我个人的性情和艺术的创造课题来做。

    记者：你的创作一直是和美术馆、艺术机构合作，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出资。在和各种系统、体制合作时你所坚持的艺术原则是什么？

    蔡国强：得到系统支持时，你仍然应随时记住要挑战自己，也要挑战它，要开拓新的可能。过去我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今天也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很多美术馆都视我为烫手山芋，拿在手上也不是，放下也不是。

    直到现在，我与美术馆的摩擦还是会有。类似我此次在澳洲做展览，有一个内容是让孩子策展，但美术馆方面坚持认为孩子不懂策展，他们想将标题改成“与蔡国强一起创作。”但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我就是要让孩子接触策展，这也是我此次活动的价值。

    为此，即使在今天被外界视为成功艺术家，但你仍然需要坚持斗争。类似我此次为巴黎《白夜》项目所作的艺术计划，合同中主办方的权益中有一条不能改掉，即他们拥有最终决定取消部分或全部计划的权利。我就会加上一点：艺术家也有当他觉得不能体现其艺术理念时终止计划的权利。那好，我们就是平等的。你一旦过多干涉我的艺术，我认为它已经不是艺术了，我就会说Bye Bye。

    有时候，策展人可能会觉得，请我来做艺术，结果发生让我不愉快的结果。这时，我会安慰他：在我做过一些事后，在今天我还会有事做不成。这证明我还有希望，还有价值。最新作品《遗产》的电脑模拟图，有99只动物在喝水。蔡国强称作品灵感来源于昆士兰美丽的风景。

符号：在世界主题下探讨中国问题 

    记者：作为在国际上知名的艺术家，包括你、谷文达、徐冰等等，都会被讨论作品里中国符号的问题。有质疑认为你们在国际上的走红恰恰是因美国国际主义潮流下，中国符号为你们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蔡国强：我上世纪90年代做的“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系列，讨论的问题是宇宙、地球的话题。到美国以后，在原子弹基地炸了蘑菇云等。很显然，这个蘑菇云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大家还是能感受到我希望通过艺术述说的事，并不是中国那点事。

    在美国生活以后，我就从之前的日本时代关注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转到对政治的关注，我的创作更多地介入大的社会议题。尽管在这个阶段，我也创作了类似《龙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等带有中国主题、中国符号的作品，但还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格局里，在世界主题下探讨中国问题。

    其实，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归结到个人在艺术上的创造力。最终不是在说中国文化，不是在说西方人对中国有多么好奇，是你自己的艺术及其魅力。当然你的艺术后面有中国文化好的东西，类似中国的美学、哲学观点。与此同时还有你的幽默、个人的天性等。

    记者：你也不否认创作中会有中国符号。在这么多年的创作中，用或不用中国符号，你会有什么考量吗？

    蔡国强：这里面的宽度就是你可以大胆地使用中国符号，也可以大胆地不使用中国符号。

    其实说我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我也觉得没有错。1999年，《威尼斯收租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大家容易认为我是凭借打中国牌而得奖。事实上，我是通过收租院的现场来展现艺术家的命运，把艺术家当作品来展示。在今天，威尼斯双年展可能更多元了。但我参加的时候，直接让艺术家成为作品来呈现的很少，大家认可的是我对艺术的一种突破。

    西方：其实当代艺术并不属于谁

    记者：85新潮时期，中国艺术家对西方各种流派平面式的接受，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到底有何影响？

    蔡国强：从事当代艺术，是绕不开西方现代发展的脉络。即使你无视这些脉络，但你的东西仍会被人放在这些脉络里讨论。我刚出来的时候，在西方经常会被争论我是不是杜尚的弟子。是与不是对我来说都没多少意义。

    其实当代艺术并不属于谁。类似亚太三年展上展出朝鲜的艺术，这是很敏感的，因为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经常会一刀切，认为朝鲜根本没有当代艺术，不能放在当代艺术展中。但亚太三年展还是有自己的主张。

    记者：前几年萨奇、尤伦斯抛售所藏的中国当代艺术，被认为是西方集体看衰中国。

    蔡国强：为什么我们需要别人看好。西方藏家有很多原因拿出来卖，难道因此，我们的艺术就要失去信心、不安了吗？

    我在西方经常被问道：为何中国艺术不多元、文化不多元？这不在于中国艺术家表现手段不多元，你看威尼斯中国馆各种艺术手段都有，录像、装置、行为、绘画。其实，不多元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看世界的眼睛不多元、关注的东西不多元，思考的问题不多元、思考的方法不多元。大家都太在意中国这点事，其实没几个国家的艺术家会老谈自己国家的事。

    市场：少拍卖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记者：第一次听到自己作品拍到了上千万感受是什么？

    蔡国强：我为收藏我东西的人高兴，他们赚到了我很高兴。拍卖贵了，美术馆收藏我的作品也相对贵了。 

    记者：创作心态有否影响？

    蔡国强：我最大的问题即我创作上不断面临的问题。除此之外对我没什么影响。

    记者：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的天价问题？

    蔡国强：那么高的天价，本应是在很多世界美术馆做了个展、出现在教科书中的结果。商业帮助了中国艺术家在全世界的推广，但它带来的损害也很大，使世界对中国艺术家的焦点都在市场价格上，也使得不少中国年轻艺术家在意价钱。这次佳士得[微博]进中国有一个问卷给大家，其中一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年轻艺术家。我的回答是“少拍卖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记者：给年轻艺术家建议？

    蔡国强：艺术家最终要回到作品本身来，回到是否给予艺术史那么一点点推动力。中国艺术家需要被挑战，放到世界范围内时自然会被比较，你躲也躲不掉。

    年轻艺术家首先要敢于挑战艺术史，给美术馆捣蛋，才可能被艺术史和美术馆接纳；跟过去艺术史上的艺术家们和现在的艺术家们玩，你哥们给我一脚，我给你一根香蕉皮，互相玩来玩去，开心死了。中国艺术家除了继续在意自己的那点事，还可以多在意些世界的事，把它也拿来一起玩。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1981至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 1995年移居美国纽约至今。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创作作品，是近几年在国际艺坛上最受瞩目的中国人之一，担任2001年上海APEC会议焰火表演的总设计，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的核心创意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2009年中国国庆60周年焰火表演总导演。他的艺术创作对西方艺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力，西方媒体称之为“蔡国强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