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做批发油画布生意的老颜离开老家哈尔滨来到北京扎根，他将自己的“北方画布行”开在一个镇上。想不到，这里的竞争激烈得很，为此，他只得努力干活，常常整天都在裁画布，手指上磨出厚厚的茧子，但画布仍供不应求。老颜笑说：“我就是在给画家打工。”

　　老颜住的镇子，离河北省燕郊7公里，离北京天安门24公里，它就是宋庄。自1994年，方力钧、岳敏君、刘炜等艺术家从北京圆明园搬到宋庄，已过去20年。截至2012年底，已经有近5000位艺术家在此生活创作，这里分布着22座大型美术馆、113家画廊、4500多个艺术工作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群落集聚地。

　　宋庄的一切都与艺术相关——这个村子有自己的艺术徽标；街道两侧画廊林立，门前都张贴有大幅照片，附上画家生平；路边的房子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线条，棱角鲜明；即使在最深的巷子里，也可能住着一个艺术家……

　　这里的艺术家很少大批聚在一处，但近日，在宋庄美术馆——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美术馆中，“我们：1994~2013——中国宋庄艺术家集群二十年纪念特展”正在展出。“宋庄是由每个人构成的，很多艺术家抱怨被忽视、没有机会，我只想做一个公平的展览。”宋庄美术馆馆长方蕾这样说。

　　于是，那些曾生活在宋庄或仍生活在宋庄的700余位艺术家正共同用自画像“讲述”着自己的宋庄故事。

　　两个时代：孤独与喧嚣

　　“就是一个农村”，“荒凉、破败”，“没电话、不通车”……这样描述早期的宋庄，几乎没有人反对。
　　来宋庄并不是艺术批评家杨卫当时的第一选择，除去搬家成本，还因为这里“没有直通北京的公交车，甚至没有柏油马路，这里很闭塞，信息靠口口相传”。而让艺术家伊德尔感到不便的是，最近的澡堂，骑自行车去都得近20分钟。在他们居住的小堡村里，只有一个小卖部，被大家戏称为“王府井”。

　　他们共同所指的，是1996年的宋庄。那一年，他们搬进宋庄，当时这里只住着十几位艺术家。那时，当代艺术并没有被广泛了解，还处于“地下”状态，艺术家这个身份就更加边缘化。

　　“但是‘艺术家’这个身份很特殊，大家好奇这些人没工作，光画画，吃得还挺好。”艺术家杨茂源犹记得，那时的宋庄少有饭馆，大家聚会，常是当时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方力均骑着三轮车，到街上买肉、买鱼，路过哪个朋友家门口就吆喝一声“上车”，大家就一起“下馆子”。

　　起初，由于边缘和闭塞，这里让人感到孤独。

　　“那一时期，我几乎坠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因为与大社会脱节，我在宋庄有一种被世人遗忘的感觉。”为了弥补这种内心的失落，杨卫常和一些画家朋友聚在一起借酒消愁。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呼朋唤友，以此相互慰藉。“低迷的情绪随着酒精扩散，成为一种传染病。”那一时期，杨卫几乎没有创作新作品，因为他不知道等待的期限是多久，他时常追问自己：我在这儿干嘛呢？

　　那时的宋庄尚处在严寒之中，外界并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当代艺术也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力。终于，有人没能熬过宋庄的“寒冬”。

　　“2005年5月，四川艺术家陶涛在宋庄家中自戕，将自己的青春葬在了宋庄。同年9月，在艺术家赵鲁军的老家山东日照，人们在海边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尸体，后经有关部门鉴定也属自杀身亡。这是两起惨痛的悲剧，均发生在宋庄迎来春天之前最冷的季节。有人在这个季节‘猫’起来过冬，躲过了严寒。然而，却有人在寒夜中离去，再也没有看到后来的朝阳……”这两件事对杨卫影响很大，他说：“当时，大家太需要认同感了。他们的死折射出大部分艺术家的生存处境。”

　　2005年是“前宋庄时代”和“后宋庄时代”的分水岭，宋庄在一点点演变。伊德尔看到这种切实的变化。“小堡村的西边修了一条马路，我们戏称有了二环路，紧接着建了小堡广场，广场上有旗杆，就有了‘天安门广场’，后来村口的大马路修好，成了‘长安街’。”伊德尔认为，从这种调侃中可以看到，宋庄越来越像个城市了，这里也愈来愈喧嚣。大批艺术家进驻、建立工作室，甚至是学院派画家也选择了宋庄。

　　没人能确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杨卫认为是宋庄艺术节的举办带来的影响，伊德尔觉得是有人看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契机，艺术家张林海则说，是当时艺术市场的泡沫让艺术家看到了希望。

　　无论原因如何，方蕾说：“宋庄被艺术家选择了，也被历史选择了。”

　　两类人生：土与金

　　老颜天天给人送画布、画框，他的顾客差别很大。

　　“那些大画家我都没见过，全是他们的助手来帮着买画布。”老颜能看到的是那些刚到宋庄来的年轻艺术家，他们中一些人的处境，让老颜看着都心酸。

　　“有的年轻人很穷，没画布了，就出去帮人卸沙子挣几十块钱，买了画布继续画。天天吃馒头连口菜都没有。住的房子冬天不生火，怕花钱，洗完的衣服在屋里晾着都冻硬了，还说自己不冷。”老颜扁扁嘴说，“这要是我的孩子，我得心疼坏了。”

　　随着宋庄的艺术家数量增加，分层也更加明显。在宋庄中心广场有座7层塔形的地标雕塑，自上而下的材料分别是金、银、铜、铁、锡、泥砂，大家戏称它为“土生金”。如今看来，它确有寓意。

　　2005年之后，掘金者、想要成名的艺术家、想为自己创作找个安静之所的人都涌向宋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活圈，宋庄自然产生了分化，艺术家的不同趣味也促成这一结果。杨卫发现，今天的宋庄分了很多圈子，但在外界被人谈论的还是主线上的艺术家，不超过20个人，“所有进局的人起初都只在最底层”。

　　2011年来到宋庄的艺术家李永庚对这儿抱有希望，他的作品很少卖出，也与当地的知名艺术家少有交集，唯一一次，是朋友组织了几个年轻艺术家带着作品到某位宋庄“元老级”艺术家的家里，让其品评作品。

　　他身边已有朋友离开宋庄，因为他们无法在这儿获得自己期望的人脉和成就。

　　“大家看到的在宋庄成功的艺术家，都是来宋庄之前就已经获得成功，光环不是宋庄带给他们的。”艺术家祁志龙如是说。

　　但恰恰是那些成功艺术家给其他人带来了一种错觉：宋庄是成功的发端。

　　作为职业艺术家的集聚地，宋庄的艺术样态已十分丰富。杨卫认为，宋庄格局已经形成，新的艺术家进入后只能对号入座，很难成为代表。并且那些成功者的艺术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后来者。“这是时代的悲剧，艺术的悖论”。

　　无法超越，还与时代背景相关，伊德尔认为：“我们那代人的困惑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来自你的艺术或对文化价值的判断，与所受教育之间的矛盾。现在更多年轻人被物质束缚，所以，有些艺术家会把对物质的困惑当做对文化的困惑去表达，力度不够。”

　　宋庄的20年，“土”与“金”并没置换，但它允许有人在这儿“做梦”。

　　已有的金顶不可超越，似乎已成既定事实，同时，杨卫表示：“悲观地说，对于艺术来讲，不光在宋庄，整个中国，产生最有张力的艺术作品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甚至中国的前卫艺术运动也已经到此为止，以后再出现，可能是另外一个艺术浪潮。”

　　两种未来：艺术还是产业

　　“起初大家认为一帮没技术、胡子拉碴，住在农村的人与高雅是不沾边的。”伊德尔记得当代艺术没被市场认可时，没人想过它能卖钱。

　　“从我毕业到现在20多年，目睹了市场的演变。刚毕业时梦想着能到一个单位，跟自己的专业有关，偶尔挣点稿费就是理想状态了，没想过自己的作品能走进市场，还能拿它换钱。”张林海也曾认为卖画挣钱是与自己无关的事。

　　2006年，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上，画家张晓刚的作品《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以接近最低估价4倍的97.92万美元成交，这震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界，也不可避免地辐射到宋庄。

　　祁志龙记得2005年之后，很多地方画家大量涌入宋庄，他们认为机会来了，到了之后才发现，除了要支付生活成本外，一无所获。“艺术家的商业价值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不是赶集。以赶集的心态做艺术，不可能成功。”

　　而宋庄也借着艺术家之名迅速成长。方蕾说：“在2005年以后，诗人、电影人、音乐人、独立纪录片导演、建筑师也加入进来，现在，宋庄艺术家集群不简单只是‘当代艺术家’的群体，更是一个大的文化集合体。”

　　“此后，与艺术无关的东西也进驻宋庄，这可能是一种‘配套’。”张林海记得小堡商业街建起来后，这里的商业发展便一发不可收。

　　在杨茂源看来，如今的宋庄已形成链条式的结构：“许多农民转而为艺术家服务，做画框、餐厅、超市。原来的产业逐渐转型与艺术相关。现在产业在逐渐健全，与艺术家相生，如果艺术家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要重新考虑转型。”

　　宋庄的未来谁也没法估量，但宋庄产业化后，大量艺术家可能会被逼退。

　　“被逼退的将有两类艺术家，一类是富有的，嫌宋庄太闹，还有一类是贫穷的。剩下的可能是‘生产型’艺术家，其作品可以成为产品重复生产，能结合宋庄产业升级的艺术家将会一直存在。”杨卫称，只有早期的宋庄不可复制。“经过这几年折腾，人心也散了，对我们这批人来说，在宋庄的使命可能已经完成了。更多成名的艺术家关注宋庄之外的世界，与宋庄几乎没有‘往来’，甚至不在这里吃饭。”

　　“艺术家的功能可能就是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变成一种‘时尚’，而这种‘时尚’你消费不起，只得离开。”作为宋庄的艺术家，伊德尔对这样的转变并不抱怨。

　　至于在如此境遇下，艺术是否能保持纯粹，方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现在这个年代再谈纯粹，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做这个展览也是希望大家都能面对自己说话，重新审视自己。”而在她看来，“我们”就是宋庄的一段历史。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展览，在宋庄美术馆的展厅中有一台面向街道的电视，昼夜不关，里面循环播放一部关于宋庄20周年的纪录片，只是，闭馆后，隔着玻璃墙，路人只能看到那一位位参与宋庄历史的艺术家在“喃喃自语”。（张黎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