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鸿：以展代教——当代艺术教学的一种思路

    所谓的“学院”与当代艺术之间原本并无瓜葛。在这里，尤其要强调的一点是，本人所说的“并无瓜葛”指的是此二者之间就像两股道上跑的车，硬要将之捆绑在一起来进行比较，本身就有问题了。这里所说的“硬性捆绑”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并形成两极的两点是：一、国内“做得好”的当代艺术家大部分是学院毕业的，所以，学院背景还是把当代艺术“做好”的基础之一。另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国外有名的当代艺术家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美术学院毕业的，所以，学院背景对于当代艺术家的成长是有妨碍的。而本人的观点是，将所谓的学院背景无论是作为“有益于”还是“有碍于”当代艺术家的成长过程，这种的比较的方式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详细展开这个观点，在此需要简述一下什么是“当代艺术”？什么又是“学院”？

    什么是当代艺术？本人已经在多种场合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去年二月份，我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什么是‘当代艺术’的核心精神？它不是材料技法、不是语言形式、也不是什么新媒体、更不是市场，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怀疑一切貌似合理的定论的态度’。我们可以想想，艺术史中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作品有哪件不是体现了这种态度？反之，在当下喧哗的现实中，又有多少‘大师’的作品还能体现这种态度？”，因为受微博的字数限制，所以也不能表达的那么完整，这样就给各种误读和曲解留下了空间。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这条微博是我有史以来被转发次数最多的一条，这就说明，关于“何为当代艺术？”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已经约定俗成了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时至今日任然是一个很模糊的界定，否则短短的一段语焉不详的文字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的。另一方面，这条微博引起的争论也是比较多，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反对我的观点的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意见说当代艺术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符号式的社会批判，目的是为了讨好西方的主流体制，最终是为了把作品兜售给西方的艺术市场。另外一种观点，是把当代艺术限定在一个简单的时间的概念上，认为当代艺术就是今天出现的艺术，就是“活着的人做的艺术”。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专业的范围内任然也存在着对于当代艺术的概念的分歧和偏差。而我在那条微博中没有充分表达的观点是：首先，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较，它并不是建立在材料和技法基础上的传统“介质性”分类；也不是建立在风格、流派基础上的“个性化”分类。其次，当代艺术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判断”；而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与某种媒介、材料、形式、风格、样式，是没有必然关联的。其三，支持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的基础是一种“质疑的精神”和“怀疑的态度”，而这种质疑的对象就是“一切貌似合理的定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质疑并不是一种简单而盲目的“反对”，质疑是在对一切进行“重估”的过程中确立主体价值观的一种方式；同时，“一切貌似合理的定论”也不是特指某种单一的社会批判，而是从人类的精神史的层面上对于一切价值观的重新思考，甚至是，即使是在进行社会批判的时候，也是将这种批判的方式纳入上述的精神史的范畴中进行“抽象”的思考，否则，简单的标语、口号式的符号批判，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政治艺术而已。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艺术其本质就是一种充满了“解构”精神的思维过程。它需要解构的对象就是那些看似“经典”和“体制化”的标准、制度和惯性思维。同时，当代艺术自身在一旦成为“经典”的时候，它也就马上转而成为被解构的对象。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所谓的当代艺术就像一条不断地回身反噬自己的尾巴的蚯蚓。它是一个不断地用解构自己的方式来解构一切“经典”的意义循环过程。

    而“学院”是什么呢？除却以思维方式的训练为目的的古希腊时期的“学园”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自古以来，乃至于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之后，一切以职业、进阶、官爵、学历为目的的教育方式，都必须要以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考核和衡量。尤其是传统的美术学院的教育模式，它脱离不了那种娴熟的手工经验和个人化的风格模式的传授，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的美术学院是最容易产生“经典化样式”和“标准化经验”的地方。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的模式更多地是体现出职业培训和学历教育的特点，所以，当我们一旦试图要质疑、颠覆这些“经典”和“标准”的时候，就会将“学院”自身也一并颠覆掉。

    所以，我们在目前的整体的社会背景和教育制度下，硬性地将当代艺术和学院这两个概念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无法逾越的悖论，那就是，学院所以围着的“标准”和“经典”势必会成为当代艺术所质疑和颠覆的对象！

    学院此前是与当代艺术并无关联的，那些经过学院培训的人，有没有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只是一个“个人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降，一些美术院校为了适应所谓的“个性化”培养的需要，陆续试行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工作室制”。而这种我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工作室制，其实是来自于前苏联的教育体制模式。它无非是把一个传统的啊大“系”再分成几个小“系”，学生在进入这种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个人经验的工作室之后，又是“从一而终”，与欧美的自由学分制框架下的工作室概念不同的是，前者是在“充分发挥老师的个性”和“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的名义下，让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只是围绕在少数几个教师的身边，其本质上是把近代意义上的美术学院又反推到了作坊式的学徒制时代。而实际的情况是，上述的那种以极端的个人风格和个人经验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作室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2000年以后，随着当代艺术市场化时代的到来，在市场的刺激下，当代艺术自此前的小众化和精英化的范围中逐渐成为了一种大众时尚化的“显学”。在此背景下，在国内的很多艺术院校中陆续增设了一些“当代艺术”的系科或课程，就笔者不完全的了解而言，目前国内这些在院校中增设的体现了“当代艺术”特色的系科或课程中，最起码有五分之四强是有名无实的。他们中，要么是没有必要的师资和系统的教学方式；要么是对于当代艺术的概念缺乏基本的理解，从而出现了把设计、数码以及多媒体应用类的系科、课程也划归在当代艺术的名下。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姑且暂时不去讨论，即使是那些看似“靠谱”一些诸如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的某些当代艺术系科中，在目前无法改变以学历教育为目的的整体制度环境下，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可能更为本质。

    首先，在整体的教育体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局部的实验只能把当代艺术重新变成为和那些建立在材料、技法基础上的、体现了传统艺术分类标准的“系、科”范畴。这样就会推导出第二个概念，在传统艺术分类范畴下的当代艺术如何体现它所归属的那个“系、科”特征呢？按照同理可证的逻辑，与传统的建立在材料、技法分类法基础上的系科制以及建立在个人风格基础上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作室制相适应的是，这些以当代艺术为标榜的“新”或者“实验”系科只能以媒介、设备、技术，或者以主导教师的个人经验、个人方法来建立他们的身份标识。由此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建立在设备、技术和教师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而并没有真正解决学生的思维方式问题的这些“新”或者“实验”的教学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模式，对于学生们思维方式的束缚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对于那些传统的模式化的东西，我们会自觉地进行反思和抗拒；而对于这些在“新”或者“实验”的名义下的风格化或经验化的束缚，我们可能连反思的能力都没有了。而事实上，通过这些新设系科的毕业生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以媒介来画地为牢会形成一种新的束缚，以个人风格来要求学生又会出现一批学徒制模式下的“小某某某”模式。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跟很多在院校中工作的朋友们建议过，在目前无法整体改变教育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种“以展代教”的过渡方式，从而即可以打破当代艺术被系科化的窠臼，也可以最大程度地解决好学生的思维方式的训练。

    具体而言，在整体教育制度僵化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先不触碰那些传统的系科设置模式，以期在传统系科模式下解决那些造型、材料和技法等问题；同时，增设一些诸如多媒体、数码软件、特殊工艺材料、空间训练等，这样的选修课。然后根据每个学校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兴趣小组、选修课题、学期作业等不同方式，以一个展览的全过程来带动学生们对于当代艺术的全方位了解。比方说，展览的主题可以由老师和同学们在讨论和协商的前提下产生出来，它可以依据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中，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而确定。展览的策划人也可以由学生们轮流来担当。然后展览空间的选择、展览的展出方式的选择，作品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作品的制作、安装方式，这些都可以通过多次的讨论来协商解决。而实际上，不管是对于当代艺术本质的理解，还是未来在作品制作和展览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在这种反复的讨论中逐步理解和明晰化起来。甚至是，展览及作品的制作经费等，有条件的学校在部分解决的前提下，任然需要学生们自己去通过各种方式去拉赞助。总之，展览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把围绕“展览”的整个线索，作为一个能充分调动起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学习过程，所以，围绕展览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反复讨论“过程”，可能比作为一个“结果”呈现出来的展览更为重要。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师傅式的个人经验的传授，而是作为参与到同学们讨论过程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通过参与讨论的方式对于学生的思维方式进行适当的引导，而绝不能把自己的风格好恶和经验逻辑等强加在学生身上。总而言之，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通过“以展代教”的方式，导师只有超越了那些具体的方式方法以及材料语言的介入，才能从更高的层面上去引导和影响学生们的思维方式训练和完善，从而也避免了把当代艺术教学反推到传统的类型化、风格化和经验化的危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