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一朝忽觉京梦醒——798这十年

    写下这个标题，不觉一惊。肯定有读者会心猿意马，这不怪读者，换了笔者，一样会跑马的。《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是晋籍美女常艳博士的名文。常美女对身世浮沉的怨怼，直接导致了一位国师官运的浮沉。一时间，“纸贵”虚拟空间，点击何止千万。但笔者的“京梦”，是京东之梦。确切地说，是关于北京东郊一家工厂的梦——这家工厂的名字叫798。

    798干卿何事？说来惭愧，我这辈子跑的最勤的地方有俩，一是位于海淀区蓝旗营的万圣书园，再一个恐怕就是位于东郊大山子的798了。过去十年，如果以平均每个月去两次计算的话，少说也去过240次以上。因此，即使我不是亲眼见证了798的转型过程的话，至少也算是见证了798的浮沉（又是浮沉！）。

    作为工厂的798，历史不算短，从1955年建厂算起，有将近六十年。但作为新兴艺术区，则是近十数年的事情。如果从央美雕塑系教授隋建国在706厂（今798的一部分）租用厂房作个人工作室，美国人Robert Bernell租下前回民食堂，作为艺术出版机构Timezone 8的办公室算起的话，有十三年的时间。而从艺术机构成批进驻，“非典”时期，艺术家们首次以“蓝天不设防”的名义集结，然后徐勇、黄锐等艺术家发起“再造798”活动，艺术家们开放工作室，自行举办“大山子艺术节”（DIAF），以艺术之力推动798从传统工业区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区的功能转型算起，则整整过了十年。

    所谓“十年树木”。十年，半代人，刚好是盘点一个企业、检讨一桩事业或终结一个虚幻愿景的节点。可当我们回溯798过往十年的时候，却禁不住阵阵虚脱感。这虚脱并非由于过度亢奋所引发的虚脱，而是正在登高望远、准备大展宏图之时，突然发现脚下的梯子被人撤了的那种虚脱。一想到那梯子，原本是艺术家们十年如一日，胼手胝足，一节一节搭建的，更是悲从中来：这不是“卸磨杀驴”是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天的798，早已名声在外。君不见，高级观光巴士甫一出首都机场高速，第一站直奔798，老外观光客们未及入住酒店，便不顾舟车劳顿，顺道参观全球最大的画廊区。更有头戴红色棒球帽的外地中老年旅游团成群结队地跟在身背扩音器、一手举着小红旗的导游后面，一间间画廊赶场子，然后被带到固定的店家购买纪念品。园区内车满为患，人在画廊、商铺间穿行，总感到前后左右都在揿喇叭，惶惶不可终日；园区外，进出798的车辆堵成长龙，汽车尾气与雾霾“沆瀣一气”，人民群众艰难地从呼吸中过滤着氧气，苦不堪言……寒舍距798只有两站地，我不止三次在798里的咖啡厅约会，乘出租车或巴士在大山子十字路口苦等近一小时，结果大幅迟到，强化了“中国人不守时”的恶名。

    798确实早已今非昔比了。倏忽十年，说判若云泥并不为过。十年前，798尚未彻底“去工业化”，除了位于核心区的“时态空间”、“东京画廊”、“@ Cafe”等几处设施外，绝大多数厂房里还有机器设备在运转，高耸的烟囱还冒着黑烟，光头或长发的艺术家与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一道进进出出，互不见怪，相安无事。2002年夏天，我和艺术家朋友张念打算在798租一间厂房，并由张念出面跟798的物业管理机构七星公司谈妥了条件：每平方米0.6元/日，合同面积是200平米，七星方面“赠送”60平米。所谓“赠送”，其实在当时相当普遍，尤伦斯（UCCA）、佩斯、伊比利亚等大客户尚未入局，完全是买方市场，798想方设法吸引租户。如此价格，今天听来简直像神话。不过，条件是一周内须缴纳定金（合同金额的一半）。彼时，张念的夫人已怀孕，面临养孩子的问题，而我则苦于空间的定位问题，是做一间当代艺术画廊呢，还是纯摄影画廊？如此，稍一犹豫，便与这很可能是此生最大的商机擦肩而过！否则，即使再不济，就是踏踏实实当几年二房东，不也在居大不易的帝都置一处大House了不成？

    2003年，“非典”袭来，京城肃杀，天蓝得出奇，城市安静得堪以“死寂”来形容。798的艺术家们策划了一个名为“蓝天不设防”的艺术活动，以艺术的形式为深陷疫病中的城市加油。上午10：30，当大家从四面八方驱车来到亦庄开发区那块未开发的空地上的时候，纷纷摘下了口罩，众人握手寒暄，互致问候，仿佛“非典”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也摘下了口罩，直到“非典”结束，也没再戴过。从那一瞬间开始，在每个人的心中，“非典”被击退了。我头一次知道，艺术居然有神奇的“怯病”功能，感觉好极了。下午，活动结束后，全体艺术家班师回798，在黄锐的@Cafe，庆祝成功。我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一幕：

    人们熙来攘往，几乎没有空座位，艺术家、策展人、撰稿人、艺青和老外们在大声说笑，侍者端着冰咖啡和冰红茶在人群中穿行。非但全然没有“非典”时期的压抑，从氛围上说，倒更像是一个狂欢。笔者四下一望，几乎可以看到中国前卫艺术三代艺术家的面影。一时间，竟平生一种恍如置身塞纳左岸，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

    不过，错觉归错觉，我可从来没把798当塞纳左岸，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中心从战前的巴黎到战后的纽约；巴黎时期，从早期的蒙马特到蒙巴纳斯；纽约时期，从格林尼治村，到东村，到苏荷区，都经历了少则二三十年，长则半个世纪以上的发展，从涨潮到退潮，都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其间孕育了独特的艺术流派，代有大师，各领风骚。而中国的艺术区，以798为代表，要么不成熟，而一旦成熟，便瞬间烂熟，接下来便是速朽。 

    回过头来看，那真是798的黄金时代。“非典”过后，从2004年到2006年，艺术家们又自行举办了三届“大山子艺术节”，其间还穿插了各种形式和规模的艺术展，798功能转型的大方向终于得以确立，并获得了社会的承认，朝阳区、北京市也打出了所谓“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战略，798俨然一夜间“主流”化了。时值北京奥运前夕，整个社会，包括股市还在朝上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前所未有的正面、阳光、“界面”友好，本土前卫艺术被称为“中国势力”（china power），名声在外，如日中天，拍卖会上的标的直线飙升。

    在这种情况下，798想不商业化恐怕也难。大约是2006年冬，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去798的“江湖”西餐厅赴一位《朝日新闻》文化记者的饭局。一进西门，便感到与通常的氛围不大一样，主路两侧站了很多警察、保安。再往里走，大约从“江湖”前面开始，一直到“时态空间”，便道上摆着一大溜长条桌，一张挨着一张，张张罩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摆放着同样洁白的餐盘和外国品牌的香槟酒、葡萄酒，簇新、优质的不锈钢刀叉在路灯下泛着寒光，每张桌子后面，都立着一位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彪形大汉，双手背后，清一色型男模特范。这阵势，当时我就震惊了。立马打电话问了朋友才知道，是瑞士欧米茄钟表公司马上要在“时态空间”举办商业活动，欧米茄的代言人、超级模特辛迪·克劳馥将登场亮相，还有瑞士等欧盟国家的大使出席……原来如此，难怪如临大敌。

    十分钟后，我坐在提前预约的“江湖”西餐厅靠窗的座位上，跟日本记者朋友用波尔多白葡萄酒碰杯，这件事自然成了最初的话题。照实说，虽然我并不认为欧米茄、辛迪·克劳馥等商业符号与798及其所代表的前卫艺术有什么关系，但能商业化到如此“正点”，内心还是觉得挺牛逼的，我甚至为未能挤进“时态空间”，一睹全球顶级超模的芳容而抱憾。时尚工业对资本主义文化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齐美尔、维尔纳·桑巴特，到居伊·德波、本雅明等思想大家，都曾对时尚工业作出过正面评价：维尔纳·桑巴特在其经典著作《奢侈与资本主义》中，为被污名化的奢侈品正名，肯定“奢侈消费的革命性力量”，甚至认为正是“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本雅明通过对19世纪中叶巴黎时尚的标志——拱廊的研究发现，“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闲逛者适得其所。他们给‘散步者和吸烟者喜欢逗留之地、平民百姓经常光顾的好去处’提供了编年史家和哲学家”。“对于闲逛者来说，街道变成了居所。他在商店包围的拱廊上，就像公民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那样自在”。至少在本雅明的意义上，就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而言，19世纪中叶巴黎的拱廊，基本相当于今天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而798，正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所制造的广大城乡结合部中，一处堪称经典的“拱廊”。

    事实上，798与本土时尚工业的互动，从它“去工业化”的转型之初就开始了：刘索拉的音乐工作室是最早进驻798的时尚文化机构之一，洪晃旗下的《乐》和《I LOOK世界都市》则是最早进驻的时尚杂志；过去十年来，798院内高耸的烟囱、包豪斯式厂房的屋脊和运煤货物列车的机车头，真不知装饰过多少本土时尚系刊物的封面。在某种意义上，时尚文化是一种有效的“酵母”，恰恰是其无所不在的渗透、发酵，加速了前卫艺术的政治正确化：那些曾几何时，在艺术家表演行为艺术的现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取缔抓人的警察叔叔，摇身一变，转眼间就成了为明星艺术家展示活动维持秩序、保护作品而站台的保镖。

    当然，这种合法性背书的背后，首先意味着当代艺术品行情的看涨。随着北京奥运的迫近，从2005年到2007年，中国前卫艺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在拍卖市场上，千万级已不在话下，数千万，乃至上亿元标的的作品纷纷落槌；除“四大金刚”（亦称“F4”，即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外，蔡国强、刘小东、柴春芽、徐冰等艺术家的行情也相当了得，强劲的牛市居然带动了沉寂多年的传统中国书画市场。发展势头之猛，画廊争相发掘那些还不太出名的艺术家，跑马圈地，舍我其谁。一时间，连美院尚未毕业的艺术新苗都被买空签空，偌大国中艺术圈，诚可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所谓物极必反：过热的艺术市场，在让艺术家们迅速致富并短暂受用了一把致富后致幻般的快感之后，便以长期的泡沫和低迷狠狠地“报复”了他们。于是，我们看到2007年以后，拍卖行情的“过山车效应”。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庄家们为力避出现暴跌的血腥场面而使出种种“做局”的招数，可到头来，仍难避免大面积流拍的结局。更悲催的是，本土艺术家身价居高不下的状况，反而妨碍了他们的竞争力，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如在一些国际拍卖活动中，中国艺术家的标的远远高出海外艺术家，甚至动辄高出一位数。可无论是艺术家其人的国际知名度，还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其实都远不及价格大大低于他们的外国艺术家。如此状况，使那些原本就高度依赖国内市场的青年艺术家们，越发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只好乖乖就范于国内商业机制的捆绑，其作品充其量也只能成为内地土豪客厅里的装饰，从此休作国际化之梦。 

    另一方面，随着本土前卫艺术的全面政治正确化，作为合法化资源兑现的“报偿”，以798为代表的本土当代艺术圈，终于迎来了与体制共舞的嘉年华颠峰时刻。尽管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谋”游戏，但艺术家们愿意与否压根就不是一个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人家带玩与否。再说，也绝少听说有哪位艺术家站出来抵制，因为他们知道一来抵制也没用，二来局做得越大，艺术家的价码被吊得越高，何乐不为？2006年，798被北京市确立为“文化产业创业园区”，此前由艺术家们自行举办的“大山子艺术节”，开始由朝阳区政府和798管理方共同接手，政府“反客为主”，艺术家则成了砝码。但绝大部分艺术家仍蒙在鼓里（或自愿被蒙在鼓里），反正行情看涨就是牛逼——伴随着尖叫声和香槟酒泡沫的，是市场化的泡沫，这种状况直到奥运闭幕，金融危机袭来，才戛然而止。

    接下来的五年，形势骤变，且越来越诡异。表面上看，当代艺术的行情并未暴跌，但却有价无市，各种“做局”的传言不绝于耳。可普遍萧条之下，独地产业高腾，通货膨胀紧随其后。798的艺术家虽然奥运前赚了不少银子，但架不住市场的持续萧条和通胀压力，无名艺术家早就扛不住了，撤退的撤退，转行的转行，非有相当成功度的艺术家，若想继续在798租工作室，练画廊基本属于“中国梦”。于是，早年那种行为艺术、露天小剧场、艺术书店、随处可见的装置雕塑、各种“野路子”艺术展不见了，代之以美协书协系中国书画联展、山水画展、行画专卖店，原先的前卫画廊卖起了T恤、纪念品，摄影橱窗改小卖部，兜售瓶装酸奶和冰激淋。昂贵的租金，使大空间的存续越发艰难，于是条块分割——798的小商品市场化发展前景已日渐清晰。去年底，因七星公司方面决定租金上调2.5倍，摄影家徐勇被迫放弃经营了十年的“时态空间”。而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在798的另一处标志性建筑“料阁子”里租赁工作室的一群艺术家们。大约是出于对发展现状的焦虑，据报道，北京市政府和澳门一家投资集团斥资500亿，拟在798附近兴建一个名为“水上大世界”的超大型综合娱乐项目。为此，一大批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注定会成为牺牲。

    自“文化产业创业园区”始，以小商品市场或“水上大世界”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还有比这更悲剧的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人说，一切都是商业化惹的祸。但笔者从来不认为商业化本身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商业化和由谁来练。既然这是一个拿“艺术”说事的游戏，那为什么不能由着艺术家们自己练下去呢？“一个令人痛心的悖论是：开始是艺术家自个玩；玩出点名堂之后，资本介入；资本介入的结果，引来更大的资本；然后就是资本跟资本玩，艺术家就不带玩了。从艺术始，以资本终——艺术只在中间充当了一个由头。单就结果而言，其实跟开始就拆迁，搞商业开发没有任何本质不同，区别只在于艺术与资本共舞的时间长短。”（刘柠《中国艺术何妨“悠着点”》，发表于《艺术世界》2008年第4期；收录于《前卫之痒》，第25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 版）

    回首798十年的发展历程，令人不胜唏嘘。作为一名爱艺术的老艺青，我多么不希望自己十年前在《新京报》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刘柠《“仓库生活”能爽多久》，见《前卫之痒》，第23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 版）中的话一语成谶：

    在永远由权力与资本联袂叫庄的局子里，艺术家只能充当无关宏旨的可怜筹码，被礼送出局只是时间的问题。说具体点，那些尚未出局的幸运者也许只是尚未进入城市建设规划的辐射半径而已，一旦资本到位，必被圈入。到那时，艺术家将不得不再次腾空产业工人们为他腾空过一次的仓库。

    艺术家们——你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