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今日美术馆馆长 高鹏
至2014年8月12日,高鹏担任今日美术馆馆长一周年。这位“全球最年轻的美术馆馆长”,从上任之初即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一年过去了,在高鹏的执掌下,今日美术馆快速推进作为美术馆“造血功能”的基金会和理事会制度,明确提炼出以先锋性、多样化艺术为主线的展览思路,并将公共艺术教育看作是美术馆的根本使命。这位八零后馆长正以他对美术馆工作的热情,实践着与前几代人不同的,这一代人的艺术追求与艺术理想。
“有时候我就像一个吉祥物”
艺术圈里的采访,很少有人会约在早上九点半,事实上九点刚过,高鹏就到了,因为掐好了时间,他希望能尽快开始这一天的第一轮交谈。开始之前,他抱歉说自己喉咙不舒服,但要说一天的话,所以能不能采访时小点声音说话,然后,他语速很快地进入了“采访模式”。
“我们这一代人受父母的教育影响,人不能太有名、太高调,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我父母一直是这么教育我的。刚上任就被冠上‘全球最年轻美术馆馆长’,说句实话,自己当时特别惧怕媒体,也不敢得罪媒体。”
“后来有一个阶段,我觉得我必须要露面高调,要积极配合媒体,我不发声,别人会认为今日美术馆已经快倒掉了,通过媒体对我的关注,转移当时很多方面对美术馆的负面评价。通过半年的努力,目前美术馆确实己经全面走向和媒体的良性互动。”
“第三个阶段我觉得我有一点烦了,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真实的人,没人想听我谈学术,没人想听我说什么,我就像一个吉祥物,只要在那儿说两句就行,特别尴尬。没有办法。很多时候,你站在那儿说两句,说完话之后都没得寒暄,开幕之后再等两三个小时参加晚宴,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吃一晚上饭,特别的不舒服。所以,有一段时间,别说外面的活动,我连本馆的活动都不参加。后来,我发现这样特别不好,特别不礼貌,可能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百个展览当中的一个,但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其实我再累也要去,这是我的工作。现在适应期算是过去了,我可以平衡,知道有一些展览,就是去打一个招呼,如何让对方也舒服,自己也舒服的一种状态进退。”
2013年8月12日,高鹏被任命为今日美术馆执行馆长,次年4月任今日美术馆馆长,全面负责美术馆的各项工作。上任消息一经公布,高鹏就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不仅因为今日美术馆作为中国民营美术馆的一面旗帜,也不仅是因为今日美术馆在一年之内连换两任馆长的人事变动,还因为作为八零后的高鹏,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全球最年轻的美术馆馆长”,这是一顶噱头十足的帽子,光环耀眼,而又那么容易招来人们的质疑与非议。
一年过去了,2014年8月12日,是高鹏任馆长满一周年的日子。“我以为我会忘了,但没有,心里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觉,有一点窃喜,觉得自己竟然做满了一年,还有一点小孩心态,我觉得我再往下做下去的每一天都赚了,这样想反倒是有一点轻松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不再惧怕媒体,很自然坦诚地跟媒体谈谈这一年我的感受了。”
“特别容易就青年才俊了”
翻看高鹏的履历,生于1982年, 6岁学画,18岁收到了三大美院( 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央美设计学院。从央美,到韩国弘益大学,日本多摩大学,后来去到英国及世界多个国家游学,这位从小做班长的优等生一口气把书念到了博士,甚至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
高鹏也曾经作为北京奥组委内部最年轻的奥运工作人员,任奥运火炬、奥运核心图形、二级图标的项目主管,2007年任奥运文化活动部景观副经理。从2011年4月开始,高鹏任今日美术馆副馆长,先后负责行政、展览及学术馆藏等部门,担任百余场国内外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与执行。
应该说,这位被挑选出来挑大梁的八零后,并不是横空出世,也不是一蹴而就地就成为了“全球最年轻的馆长”。尽管如此,高鹏依然感到,从副馆长到馆长的一字之差的跨越,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之前做副馆长,很多人都在夸你优秀,你能说一两门外语,去到国外,能认识一些著名的艺术家、馆长,把他们介绍到中国,把交代的项目认认真真做好,别人就会觉得你是青年才俊,太优秀了。做了馆长之后,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事情变成你应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你有什么资源?之前优势不再是一个可以炫耀的资本,人们对你的期望变成了你有什么资格作为一名馆长。”
“这个馆好了,我才能好”
上任之初,高鹏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不是展览,也不是艺术家,而是一堆堆财务报表。“一开始我紧张到每隔一两天就要去看一次报表,每周二例会,我都会要求财务会向我,包括全馆公布这一星期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如果不很好的把握,很可能下个星期和下个月的费用就会出现赤字。这项规定直到今年7月财务跟我说‘可以了’,我才放下自己悬着的一颗心。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特别费心费神,除此之外,还有绩效考核、岗位职责、工作流程,每个环节都会出现很多的事。”
上任的最初几个月,高鹏感到的不适应是作为一个馆长,必须面对的方方面面,比报表难搞的事儿还有许多。
“一方面,媒体整天在逼问你作为一个新任馆长,想干嘛,明年有什么计划,你想做什么?我需要手忙脚乱地向理事会汇报,重整团队,鼓舞士气。另一方面,问题具体到一个实体美术馆,从城管、安保、消防、卫生各个衙门开始,每个堂都要过一下。会总有人用一瓶劣质白酒灌你,有一次被整到不行,我就装,我说对不起,我从小是在英国长大的,你们这些事情我理解不了,但是你有孩子吗?如果你要有孩子,愿意到英国读书我可以帮忙;我看那人戴了一串佛珠,我就跟他讲宗教,我跟他说人其实是有现世报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笑)很多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
“有一些你必须要面对的人,如果不做馆长,你一辈子都不想和这些人打交道,做了馆长之后,很多想法会改变。记得一位英国的馆长告诉我,当代美术馆的馆长不能轻易去发表自己对艺术类型的喜好,因为馆长要有一颗包容所有艺术类型的心。很多时候,你明明不喜欢某种艺术类型,但是也许这种艺术类型确实推动着艺术的进步,我们还是要微笑着一起来帮助他们,推广他们。学会包容度,也许是一种自我的修行。”
“上任不久,要一家一家拜访赞助商。当时几乎所有的赞助商都中止了合作,其中有一家国外的赞助商,当我找到那个外籍负责人时,他直接用非常傲慢的语气跟我说:不会再跟今日美术馆合作了!还说了很多特别刻薄的话,我长到30几岁从来没有人当面这么说话,但当时我理智地克制了,我跟他说,我来这儿不是来向你解释什么的,我是作为一个新任馆长过来跟你Say hello问好的,你想不想和美术馆合作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你对美术馆有最基本的尊重,感谢你之前对美术馆的支持,我只是作为一个新馆长来拜访你而已。”
“那一次我觉得特别得难受,那个时候我才强烈地感觉到,我和这个馆其实是一体的,其实那个人没有说我一句,但他说这个美术馆就是在说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这真是做馆长和做别的职位不一样的一点,这也是后来我特别努力的原故,这个馆好了,我自己才能好。所以也是赌一口气,后来我直接飞到国外,和另外一个他在全球的死对头,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谈合作,并且谈下了赞助,那是我拼尽全力谈下来的一个赞助,给他看,我们可以做的很好。”
“这么累有多大的价值?有没有价值?”
2013年岁末,高鹏任职半年后第一次有了时间,给自己放个假,与此同时,回顾自己上任后马不停蹄的工作,他在自己的随感文章中写道:“这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也太出乎意料。我也不禁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截止到2013年底,上任以来的成绩单和资金运营状况出奇的好,但身体和精神状态却糟糕透顶,半年来辛苦维系的赞助商和艺术圈友人来馆拜会,自己竟然见都不想见了。害怕见人,害怕接电话,害怕出席社交晚宴,甚至对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都态度恶劣,爱搭不理。年尾,拖着行李,带着家人匆匆逃离北京,飞到巴厘岛。巴厘岛的7天长假,几乎都是在腹泻和担心发烧重中度过。最后一天,躺在沙滩写下这篇文章,回望过去,思考现实。”
如果说掌握美术馆日常运营的琐索事务,与搞定难搞的赞助商,这些都是全面执掌一家美术馆之初要面临的“入门考”,那么,当这辆列车真正开始运行起来之后要驶向何处,才是作为馆长的高鹏,要面临的真正问题。一家美术馆的立足根本,取决于它的立场和态度,而这又直接取决于馆长对艺术价值的判断力。
“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做的这个事情重要吗?对文化史、艺术史真的有贡献吗?这个贡献又有多大意义呢?这是一个本源的问题,有的时候找不到答案。我特别担心没有价值的奔忙。你说累吗?说不累是骗人的,但是我更需要确认的是,这么累有多大的价值,有没有价值?后来,我得出了自己的答案:今日美术馆成立至今,历任馆长和工作人员都在不遗余力的努力推广新生代艺术,包括那些不为人知的艺术从业者,年轻的实践者,还没有被广大观众接受的先锋艺术家,美术馆一直努力介绍并帮助他们。日复一日,今日美术馆一直矗立在北京城中,为繁华喧嚣的都市提供艺术发展的土壤,为当代艺术提供一个展示艺术的平台,一个可以栖息的港湾。几乎每个星期,美术馆都有活动,都有开幕,有面向公众的艺术公益项目,从来没有停过,这些就是价值,是我工作的意义。”
今日美术馆
“有活力,有温度,有能量,有态度的艺术”
通过和高鹏的交谈,明显的感觉时代的变更对于新一代人的影响,更好的教育背景,更加完整的现当代艺术意识,更加接近国际的话题,甚至更加整洁帅气的外表,这些都散发出和上一代馆长完全不同的气息,高鹏所代表着的艺术新一代,他们来了!
“首先,今日美术馆不是一个基于馆藏的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馆藏可以去研究、去梳理,非要探讨馆藏我们会陷入到一个死穴,今日美术馆也有很多藏品,但是和一些大藏家比,藏品绝对不是今日美术馆的优势。如果非要对照,我觉得‘今日’可以成为像美国惠特尼、新美术馆这种类型的美术馆,我们想大量地做一些先锋的艺术项目和展览,它能影响到整个艺术的潮流,呈现给人们的一种有活力、有温度、有能量、有态度的艺术。”
“现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历史很短,现当代艺术教育更短,我印象很深的是我2000年在央美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现当代艺术还是被误读的,当时央美为什么开创设计学院,就是希望拿出一个学院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大量的老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用声音、触觉、肢体等德国包豪斯的教育方式训练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认为现当代艺术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视觉、肢体、戏剧、舞台、声音都是现当代艺术教育的基础,是不应该被分割的,每个人通过自己不一样的感触去表达,有的人擅长手工描绘就做绘画,有的人擅长肢体可能就是用舞蹈或者是行为,有的人擅长语言,可能就会采用戏剧表演的方式。后来我去国外考察,也发现在很多国家,他们的艺术学科分类完全不像我们分得那么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等。他们是一个大的艺术系,到最后一年的时候,你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类型,选择绘画、雕塑、影像、行为等方式自由表达,届时也会选择相关艺术门类的老师辅导他们,而不是一开始就规定必须怎么样。所以,对于不同的艺术门类,我甚至不认为那是跨界,只不过就是架上艺术更容易被商品化,更容易被大家挂在墙上,并不意味着其它门类的艺术性不如架上艺术,所以美术馆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把艺术的本质表达出来,它必须具有能感染人的一种力量。而且这样会让学习艺术的年轻学生看到希望,无论你做任何的艺术都会有呈现的平台,都可以表达自己,这个是我特别想通过美术馆去实现的。”
在高鹏的规划下,摆脱架上绘画一门独大,摆脱对单一版本艺术史的过份迷恋,摆脱权威话语对展览的垄断局面。今日美术馆以更轻盈的姿态,开始追求艺术的互动性、强调公众对艺术的参与度,展现多种形态的艺术,追问艺术的本源,成为今日美术馆今年展览的一大主线。
“今年我们规划了四、五个事情,串起来,要完整地把这些多种艺术形态在大家的印象中埋下一颗种子,让大家觉得原来艺术有这么多可能性。”
2014年年初,艺术圈的人都在议论一场今日美术馆的年度答谢晚宴,这场晚宴就是高鹏任馆长后第一次大胆而细心的实践。“我自己参加过很多晚宴,晚宴是一种很高规格的社交,但东方人跟西方不太一样,我们没有从小的有出席这样晚宴的经验。所以你让一些人完全排在一个巨大的场子里面,彼此不怎么认识进行社交,很多人都很尴尬,我们没有这种社交的习惯。所以,我想把这个形式打破,我希望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和明星能放下架子,我希望所有的人可以碰到彼此,不管是顶级的藏家、艺术家也好,还是一个普通人,大家是平等的。”
“今日美术馆每年会有自己的晚宴,几乎每年为了这个晚宴的排桌都要犯愁,谁在重要的位置,谁是次重要的位置,既然请来了位置排得不好有的就会有人生气,其实是一件欢乐的事情,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痛苦。所以当时,我们决定邀请两位明星以行动艺术表演的方式和嘉宾互动,所有观众都是他们艺术项目的参与者。所有的现场导演、影像、音乐、现代舞编排都是特别有活力的艺术家参与创作的。一位灯光设计师帮我们设计了灯光之后特别兴奋。他说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在自己单位实现这样的想法,他找到了创作一开始的乐趣。”
“我们这代人能做的事,就是为下一代人做好铺垫”
2014年情人节的前夜,今日美术馆鼓励陌人生在美术馆的主厅进行13’14”一生一世的拥抱,通过长时间的拥抱使双方的心跳达成频率共振,建立信任。“这种共振就是相爱的感觉,其实我们有科学数据参照,一分钟以内的拥抱是礼貌性的肢体接触,5分钟的拥抱使彼此感到不适,坚持13分钟以上的拥抱就会心跳共振,说明彼此有感觉了。在这个信任危机的时代,拥抱是最好的行为艺术,是建立信任的良方。”
从“今日,我们拥抱13’14”开始,今日美术馆又在接下来的四月和五月,相继推出了“厉槟源:谁的梦”、以及崔岫闻的大型跨媒介综合艺术表演。
年轻艺术家厉槟源将生活搬到展厅中,把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进行转换,提高了公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来到展厅的每一个都是这件作品的创造者,都是艺术家。
而崔岫闻《缘系一生·灵魂之爱》围绕“爱”的主题,将自由吟唱、瑜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种形式,结合声光电音的效果,将综合媒介的艺术效果发挥到了极致。展览当天大厅内外人山人海,近500余人观看了这次演出。
除此之外,今日美术馆和瑞银UBS合作,将国际顶级摄影师大师汉内斯.施密德的大型多媒体装置搬进美术馆,观众可以躺着将自己的照片发到头顶的影像装置中。9月,今日美术馆还会和朱哲琴合作声音艺术展,首次在国内呈现一件大型声音装置作品。
“其实今年我们放了大量精力,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推广多元的艺术形态,行为、表演、声音艺术,等等。我想通过美术馆表达的是艺术的多种可能性,特别是现当代的一种可能性,而这样做的目的,更多的意义在于艺术的公共教育。”
“有的时候,比如说厉槟源的项目‘谁的梦’,对于很多艺术圈中人来说,大家都觉得这种形式在国外见过,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小孩子特别小,到了一个美术馆当中,突然发现他可以躺在地上打滚,可以拉一个垫子睡觉,可能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可能从此改变了他对艺术的理解,艺术不是每天坐八个小时画一张画,像他父母逼他的那样。”
“其实美术馆跟一个大学差不多,除了梳理馆藏学术之外,还有一点是它承载着巨大的教育功能,教育不是说一个简简单单知识传授,不是告诉你这个是西方艺术史,这个是东方艺术史,这个是哪朝哪代出来的,我希望美术馆可以带给人们创造力,什么叫做创造力,创造力肯定是未知的,都能理解的就不叫创造力了,这种未知的探索是艺术的魅力之一。美术馆要给观众心里面埋下这么一个种子,因为什么样的艺术教育就出什么样的人,埋下了什么样种子,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树,这就是美术馆应该做的,特别是一个比较先锋的当代美术馆,一定要传递这样的信息。可能我们这一代、甚至我的下一代都不可能出现什么国际艺术先锋大师,但是如果这颗种子你都不种的话,永远不可能会产生你希望看到的变化,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代人能做的事情,就是为下一代做好铺垫,我想这就是我从事美术馆工作的意义。”
“明年会有更多的赞助商”
任职之初,高鹏面临的是一个正在遭遇信任危机的今日美术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如何重拾赞助商对美术馆的信任。
“刚上任时,大家都会问你想做什么展览?在美术馆工作三年,深知国内民营美术馆自身发展的问题,当时我特别想做一些美术馆体制的完善和改革,而不是马上着手做展览。但是体制性的改革需要时间,不是马上能看到效果的,比如我们建立的公益基金会,从上任就开始筹划,一年后才实现。用一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公募专项基金,已经是很快了,需要大量的筹备和审批工作。”
“我从上任之后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开源节流,什么叫开源?开源就是要有钱的蓄水池、这就涉及到基金会,要有一些不同领域的理事,他们能帮我拉钱,要有一些支持的赞助单位,包括像雅昌这样大的赞助商,必须要让他们进来;节流就是要少花钱,要找设备赞助商,有那么多保险、运输,包括投影设备等等,租赁和购买都需要不断地花钱,我可不可以让他们赞助我们,虽然不赞助钱,但是这些赞助设备就可以为美术馆省下很多钱。我当时所有的思路在这儿,只是这些项目都需要时间,不是说一两个月之内就能做完的,至少需要一年以上,我做得已经算是非常快了,原则上这些项目可以拖三年,但我基本上在一年之内全部做完。我觉得我应该尽快做完,这样有一个交代。而不是说让这个新馆长慢慢摸着、做着有缓冲。大家都在看,你不做别人就认为美术馆不行了,不行了再想做就更不可能了。”
“明年赞助商会更多,今年新加入的一级赞助商有UBS瑞银,安盛保险,投影仪赞助有爱普生,灯具和欧科合作。明年已经确定加入一级赞助商的是法国雷诺汽车。第一年大家都是在观察,发现你做得好,越来越多的赞助商才会愿意进入。”
作为美术馆“造血功能”的基金会和理事会制度
7月17日下午,“今日艺术专项基金”揭牌仪式在今日美术馆举行。这是今日美术馆在2006年注册为民营非企业后的又一重大体制改革,也是今日美术馆在取得非盈利性身份后,完整构架民营美术馆结构的重大举措。早在今年4月,克里斯·温赖特与英国泰特美术馆的理事合约刚一到期,今日美术馆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克里斯·温赖特,随着这位国际艺术界“教父”级人物正式成为今日美术馆理事会的理事,意味着今日美术馆一直坚持的国际化和“理事会制度”开始步入正轨。
所谓“理事会制度”是指,理事会作为美术馆的最高决策机构,对美术馆的发展、学术定位以及馆长的任免行使决策权,从而进一步实施规范化的制度管理。而与之相应的“基金会制度”,则是美术馆的资金管理方式,目前今日美术馆己经申请到公募专项基金的资格,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为今日美术馆无偿捐款。
在今日美术馆理事长张宝全看来:“中国的美术馆在此之前都是谁投资谁说了算,谁掌权谁说了算,良性发展的运营机制便是真正建立起理事会制度、人事的问题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战略层面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美术馆应该有运营的体系。中国艺术已经发展到新的状态,不能再以的状态发展下去。虽然今日美术馆之前就有理事会制度,但一直不够规范,成立至今却没有开过理事会。这一次自从高鹏馆长上任之后,对理事会重新进行了整合,可能会选出像克里斯教授这样的5至7名执行理事。未来今日美术馆的重大战略发展、重大合作由理事会确定。”
今日美术馆要探索的“美术馆模式”,虽然在国外己有一套即成的体系,但是要将这套体系成功移植到中国,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高鹏进一步为我们详细阐述了,目前今日美术馆正在完备当中的理事会与基金会制度:“我所理解的理事会是参照了英国的和美国的模式,我不认为对于目前来说,它一定是最好或是适应中国的,但起码是一个参照,我们在此基础上摸索。在西方,任何的一个私人美术馆或者是一个文化中心,后面一定会有一个基金会,理事会都是为基金会做出贡献的人,他们首先可以享受到免费政策,在捐赠的时候可以享受到一些抵税的可能性,所以才会有人愿意加入。”
“在这些基金会的理事当中,再选一批可信任的理事,他们来管理这笔基金,监控这笔基金,进行信托管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每年有两个亿,信托收入每年大概有5%-10%,也就是1000-2000万,这些钱可以固定投入到美术馆当中,是非常稳定的。也就是说,大家捐的钱不是死的,而是通过可监控的信托投资不断地滚动,从而保证美术馆的资金来源。”
“具体到美术馆里边,还会有自己的一套班子,这套班子是从这些理事当中,选一些对美术馆特别感兴趣的理事,比如说可能是学术委员会,或者是专家学者,或者是一些感兴趣的藏家,他们会特别关注到美术馆的具体运营,由他们来一起来商量,来做什么样的展览。馆长向这些人汇报工作,所以整个美术馆是基于这样的结构下来运转的。”
“而且这些理事,其实是会有不同类型的人才,比如有一些是偏金融投资型的,他们可以来管钱,有一些是偏学术把控的,等等。也就是说,让社会上的名种力量,来共同承载美术馆需要的社会资源。同时,美术馆也是作为整个社会所拥有的一种资源。”
谈到这一年对今日美术馆体制建立的感受,高鹏说:“体制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源问题,不管这些体制在一开始有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总有一天,当它能生效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么辛苦去完备它所做的一切,就是有意义的。如果在中国注册的不是NGO,就需要不断地纳税,这也是很多国外的非营利机构不断地撤出中国的缘故。如果没有基金会,捐赠人得不到抵税发票,享受不到优惠政策,捐赠就变成了单纯的伸手要钱。一开始这个机制就错了,到后面就会后患无穷,越做大问题越多。相反,如果你把事情一开始做对了,那么未来能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再比如说,保险不被关注,但确是艺术品运输展览的基础,不去完善保险在美术馆体制或赞助关系中的地位,会花很多冤枉钱。比如这次全国实验艺术展,正常保险其实应该高达到几十万,几十万算最少了,但是最后所有的三个馆加起来,我们实际的保费十分优惠,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保险公司合作,就有全球认可的最高标准的评估,又有通过第三方保险进行的评估,他们认为我们是风险度最低的美术馆,基于我们平时这一年积累的保险信用,所以能给我们的最低的保率,这是一个巨大的实惠。还有,包括像一些具体的赞助商,如果能长期维护下来,在基金会和理事会建立后,让更多的基础赞助商进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馆长的贡献,受益的不仅是我这一任,下一任的馆长也会受益,而且受益会越来越大。”
“交过场租的所有艺术家都是我们的捐赠人”
在政策缺失,资金链不足的情况下,一家美术馆的运营是其极困难的,这也是大多数中国民营美术馆难以为继的原因。“出租场地”成为国内各大美术馆不愿意公开言说,而又不得不去选择的一条维生之路。谈到这个问题,高鹏也首次坦诚的接受了提问。
“说到租场地,那就说几句我真实的感受。三、四年前,我特别不能理解这个事,我是强烈反对收场租的愤青。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跟艺术家谈场租是一件令我张不开口的事情,但说句良心话,整个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没有场地费真的活不下来,任何一个私人老板都不可能无止境的花钱去维护美术馆,美术馆太烧钱了,今日美术馆一个月的基本费用就需要100多万,自筹展经费另算,夏天我们一个月的空调电费就需要20万,靠衍生品的收入和其他的一些收入养活不了这个馆,我们是一线的运营者,不得不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每次媒体来问,说你们都是收费展的时候,我都特别难受。我可以不收场租,一年只做一个展览,但是对这个社会又有什么贡献呢?美术馆需要大量的活动、需要活跃度,让更多的观众参与到艺术当中来,没有经费是滚动不起来的。”
“今年年初,我就想设计一面墙,年底会实现,在墙上会把从这个馆建立那天起,所以交过场地费的艺术家的名字,都作为赞助人刻在上面,交过任何一分钱的人都是我们的捐赠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参与,让中国的一个民营美术馆维系到今天,而且不断地活跃。我希望他们可以骄傲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面墙上找自己的名字,告诉子女自己捐献过这个馆,自己的展览多么受欢迎,当时有多么风光。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感谢他们,又让自己比较心安的一件事情。”
“理事长张宝全是美术馆的创始人,至今他不收美术馆的场地费,给美术馆很大的支持。但美术馆运营还是需要资金,我接任这个馆的时候,很多朋友,企业家,艺术家都给与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美术馆困难的时候,我会跟艺术家讲,能不能先把场地费交了,我将来有钱了,会把钱还给您。我真的不愿意跟艺术家要钱,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要过一两个月能缓过来,我们就会在这个艺术家展览的时候,把钱成倍地花在他的展览上面,这一年来,如果艺术家们平心而论,我们支持了多少好艺术家,想尽办法免场地费、把经费以各种方式还给大家。集团对我是有监审的,从地产的角度,免租、打折都有贪污的嫌疑,即便理事长张总支持美术馆,其他人也难免闲言碎语。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容易彼此信任的时代。我说自己确实不图这点钱,只想支持艺术家,可是大部分人都不信呀!这也是我做拥抱那个项目的原因之一吧,我们太需要信任了。但是换句话说,我们收过场租没有?我们确实收了,谁会去问后来是怎么用的这些钱,我也不想去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我觉得一个人也好,一个馆也好,要做事情,都有一群人在帮他,绝对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就能做好的,这一点是我任馆长之后感触最深的。之前我看财务报表,真的看不懂,每个星期开会我都很紧张,不知道能发生什么。我特别感谢雅昌的万总和何总,他们把雅昌的财务总监,行政人力总监都介绍给我,让我无偿地咨询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问,他们真心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艺术家瞿广慈老师在深夜帮我联系赞助商,他说这些赞助商是他曾经通过美术馆认识的,美术馆如今有困难,他有义务帮助我。听完这句话,我从他家出来后就大哭了一场,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难受。我想感谢这一年来帮助过我的所有人,一件事的成功,都是一群人在后面支持的结果,正是他们陪着我走完这‘全球最年轻美术馆馆长’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