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张培力参加“88中国现代艺术创造研讨会”，提交了中国第一件录像作品《30x30》，这件3个小时的作品在会上只放了10分钟，原因是没人有耐心看完它——录像全程表现的是艺术家如何将一块玻璃摔碎再粘结在一起，并且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张培力说：“我想制作一个让人感到腻味、心烦的东西，它没有概念中的可以引起愉悦情绪的技巧，它让人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录像所具有的时间性恰好符合这种需要。”

艺术这事儿没法规划

记者：您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如今却成为一位艺术家；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却成为录像艺术领域的专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起初是如何考量的呢？

张培力：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最初一开始做事情可能只是一个本能。那时候只是对画画感兴趣，当时的生活环境，或是性格各方面，可能让我觉得画画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我很多时候都说这个是不小心促成的事。

我开始学画画的时间比较早，是从小学就开始的。后来很多学校都停课了，别的小孩可能更多时间在玩，我可能就会比较喜欢看小说和画画。以前小的时候，身体也不好，可能不会像别的小孩那样那么活跃，做各种各样冒险的事。那时候觉得自己还能在家里待的住，父母也比较支持我，还专门买了小黑板和粉笔之类的画画工具。就这样，自己好像差不多已经知道，将来跟这事肯定是有关系的，而且心中暗自立誓这辈子一定要读美术学院，一定要进美术学院，而且一定是要画油画。所以80年第二次高考，就考上了。

毕业以后，就想着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吧。后来一不小心，被卷进“85艺术新潮”、“ 85新空间”这些所谓的艺术特殊时期，其实这个东西都不是一个规划。我觉得很难用规划这个字来形容，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规划，但是艺术这个事真的没法规划。有的艺术家可能有，但我没有考虑过这么长远的工作计划。做录像也是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后来的油画也越来越不规矩，我开始对油画有点不太满足，或者说想从其他媒介里找到一些新的感觉。后来，电视开始慢慢普及，随后有了录像、家用摄像机，就有了机会尝试拍点东西。

记者：您是最早涉足录像领域的艺术家，被称作“中国录像艺术之父”，您自己怎么看？

张培力：这个头衔已经被说了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对这个已经无所谓了。最早一开始听别人这么叫我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已经有点“该歇菜”的感觉。因为艺术发展的很快，既然已经被称为老爹了，那基本上就是该歇菜了。艺术永远是属于有年轻的，有生命力的这一代。但我自己认为在很多地方，我还没有那么老，甚至还觉得被称为“录像艺术专家”，很惭愧。因为有很多人后来做录像，尽管他时间上比我晚，但是他们做的很好，甚至比我好，可以说我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很难严格的用录像来界定。

坚持创作的动力来自对这件事物的陌生感

记者：1988年您创作了中国第一件录像作品《30×30》，此后的二十多年，您始终对录像作品的创作乐此不疲，激励您一直坚持这类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张培力：录像从88年开始到现在也改变了很多。原来，绘画对我来讲已经差不多有20、30年历史，所以我会觉得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媒介是停留在绘画上面，而且大家都是受到同样的教育，用同样的方法在这么做，实在是很没劲。我特别希望找到一个自己不那么熟悉的媒介，给自己一个地方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那时，录像对我而言，这个媒介比绘画要陌生很多。至今为止，我都觉得有很多东西我是很难把控它的。正因如此，当一个事物对我来说有一种陌生感时，我就会坚持做下去。

90年代以后，录像开始逐渐和其他的媒体有更多的可能性来结合，产生更多的变化，我觉得很有意思。实际上近两年，我有很多作品慢慢也开始离开录像。比如今年我在北京做的个展《因为，所以》。其中，两件录像作品《被显现的图像》、《2012的肖像》和一件声音装置《碰撞的和声》，这是我的第一个声音装置。

之后可能9月份会在英国和上海西岸博览会，同时有一件作品的两个变体，是新的作品，那个也不是录像，是机械装置。所以你要说是什么样的动力使得我会一直在录像上面从事创作，我觉得对我而言，在这领域中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和陌生的东西存在，使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艺术家一旦开始不断地重复自己，基本上他的工作也该结束了。”

记者：在您的艺术生涯中，经历了几个艺术非常时期，这些时期对您的创作产生哪些影响？从最早的《30×30》到近期在中国美术馆新媒体艺术三年展中的《关于物损耗和再生的图像》作品，谈一下您的创作都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变化？

张培力：变化肯定有，我不太愿意一直重复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艺术家一旦有一天开始不断地重复自己，基本上他的工作也该结束了。首先，你在艺术上的工作，每次创作每件作品，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这个是有意义的。对我来讲，我始终觉得我工作要有新鲜感，要有一定的挑战性。当然这个挑战性，如果完全超过我的能力，实现不了，那可能我也不能强求。

当初最早开始做录像作品，设备是很简陋的。更多的可能是跟身体有关，跟行为有关。之后开始多视频拍摄，可能我也是比较早的一个开始运用录像当中的同步元素，这同步元素在90年代还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好几次经验都失败了，那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差不多绝望了。

2001年以后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开始放弃拍摄。很多作品都是用现成的电影、影像资料来做的。然后大概到了05年、06年以后，我的录像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感应和互动。确切的说应该是到了08年，开始出现一些类似像电影这样的一种拍摄方式。到了2010年以后，我可能比较多的是用了一种在拍摄方法上的尝试，新的尝试，即在拍摄当中运用信号的干扰。

总之，一直以来我同时会对很多媒介都感兴趣，摄影、机械、声音、录像、互动，很多元素我都有兴趣尝试一下。我觉得我自己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不仅仅局限于录像。

艺术教育的设置障碍以及行业规则会让艺术家受到约束

记者：从技术层面，对您而言新媒体艺术创作的难点在于什么？

张培力：我自己不是学电子，或者说学工科出身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对于很多技术我不了解。我现在创作的话，有很多时候是需要找助手，需要跟别人合作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这个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不得已，你可以说它是难点，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缺陷，或者说是我的一个特点。像我这样，我受的教育背景是绘画、油画，而且是写实主义的油画。实际上对我来讲，现在已经算是走的很远了。就是跟我学到的那个东西来讲，相比之下，已经走的很远了，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实际上，我还是受了很大的约束，受到我原来教育背景的约束。我们只要去美术馆看媒体艺术的展览，会发现国外的艺术家在控制媒体，控制技术。他从媒体出发，去想象，去创作一件作品，对于这样的一个想象力来说，比中国艺术家要强很多，丰富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难点，也就是说，你的整个一个知识结构在限制你。这是大环境的现状，即便我有不断地好奇心，但还是会受很多局限。

媒体艺术虽未成主流但发展前景是好的

记者：如今录像艺术被归为“新媒体艺术”，但这一艺术类型在市场上并未被普及，对于新媒体艺术的未来您怎么看？若要普及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张培力：我现在不太愿意用新媒体这个词把它针对于录像和摄影。因为录像和摄影存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你要用新媒体来概括它的话，不太确切。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媒体艺术，新媒体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类似于生物，用生物的技术来进行创作的作品，现在可能是最新的。

相对于油画、雕塑来讲，媒体艺术的收藏还是比较弱的，它还没有成为主流，在国外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前景到底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可能性，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可能是在往好的方面发展，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例如威尼斯双年展也好、卡萨尔文献展也好、上海的双年展也好，媒体艺术或者跟媒体艺术有关的作品，占的比例非常高，有的展览甚至占到70%—8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它也会慢慢的影响到藏家。

至于是否会普及化，我觉得这个只是相对而言。相对于今天来讲，肯定会普及很多很多。但我们可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大多数藏家的心里可能都有一个趋同于收藏某种物质性类型的作品，或者说介于非物质和物质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这样的艺术品能不能成为主流，很难讲。

唯独做艺术不能太功利

记者：作为新媒体艺术家中的前辈人物，面对时下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您有什么忠告吗？

张培力：我觉得年轻的人容易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对于艺术有太多的幻想。会认为艺术可以改变我的整个生活，或者说给我带来某些东西。如果是有太多的期待，一旦你的运气不好，那你很有可能会遭到一个重创，没有动力再支撑。另一种可能会因为运气不好，导致他对于自己过早的失去信心。认为自己可能不适合做艺术呀，或者说艺术这个东西，这个圈子太复杂，我要成功，这个是太艰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就说这个世界永远是公平的，就是你付出了多少，你收获多少，如果你想走捷径，那么肯定走不远的，一下子运气好的人，如果他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可能也就是昙花一现。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想做艺术，首先一个，他自己得真实。也就是说做的事情是真正跟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是有关系的，我除了做这个，我不能再做别的。然后是要做好一个长期工作的打算，要付出一个长期的代价，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可能都是默默无闻。就说做艺术不能太功利。你做其他的，做设计，做淘宝，做商业，你必须要考虑功利，必须要考虑它的一个市场需求，使用的价值。但唯独艺术不能太功利，这是很矛盾的。因为艺术家当然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够被别人肯定，得到社会的一个关注，但是这种心态，如果太过急切，就会变的很轻浮，也走不远。

(文/周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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