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不停地否定你，同时也否定自己

崔灿灿说自己是这个圈子里一个“乱来”的人，与他采访也跟打仗一样。他不停地否定你，同时也否定自己。他也知道我想问什么，但会故意不告诉你。当我们在质疑、厌倦和抵抗当代艺术的现状时，作为策划人如何针对展览、针对艺术的发生，以及整个时代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正是他所思考的问题。

“这是一个普遍没有品质的圈子”

记者：从展览本身来说，在今天它的局限性是什么？

崔：今天做展览挺尴尬的一点是，一个展览到底有多少人关注，有多少人会它去思考。我会想我们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流行文化指的是，假设我发了一个很公众化的视频，这个视频的点击量可能是几十万，可是北京的一个展览有1万人看，已经是很厉害的数字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展览语言上下工夫的原因，以前的展览方式已经不再适应今天的语境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可以和这个时代的技术和认识方式的变化，有所关联的方式，或是一种关系。

记者：普遍的展览方式和今天的语境……

崔：在这个时代，策展人多好当，随便挂个名，写篇文章，把书上的话背一背。它变得很简单，很随意，也可以流水化生产，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只会产生一种惰性式的腐败，这种腐败包含：物质的垄断式截取，思考方式、意识、价值观的低能式重复。

记者：你觉得策展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风很大，猪都能飞的。整个国家有那么多闲钱、无聊的人，那么多媒体要报道、艺术从业者要就业，那么多艺术家想卖作品。在这个大市场里，风大需求高，傻子都可以混混日子的。这个圈子里面是不需要谈什么品质的，因为这是一个普遍没有品质的圈子，没人要求品质，大家都凑合着能过就可以。

记者：所以你认为策展人的价值在哪里？

崔：好展览不是说参展的艺术家好、文章好就是一个好展览。策展人很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不仅是艺术史的推动者，同时也要在策展人的自身系统里面有拓展，对策展语言的拓展，对认识艺术的方式的拓展，对策展定义的拓展。如果说艺术存在着变化，也不是艺术家一个人在面对，策展人、画廊、机构都在第一线，共同面对着今天艺术的问题。我作为策展人，试图在展览的语言上做一些尝试，因为原来那种观看方式和交流方式在今天太尴尬了，它除了营造虚假繁荣和共富之梦，剩下的都是对资源和人的浪费，所以有时候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记者：很多展览艺术圈的人也未必在看，看了的人也未必真的看了。

崔：艺术圈总共有1000个观众，今天你做了个展览，有500个人替你叫好；明天他做了一个展览，有300人替他叫好，都是在这1000个人里转。我们到底做给谁看？做给艺术圈看？有什么好看的，其实大家也不愿意看展览，有多少展览值得看？多数是人情，我们很熟，我得去看你的展览，你的晚饭我得吃，仅此而已。你们媒体每个月有很多版面，需要放东西，好展览、坏展览你们都得放，因为你们不能停刊，你们需要内容。这就是一个彼此消费，然后再彼此浪费的时代。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能轻易激起野心，说的野心勃勃，信誓旦旦的。大家抱团取暖，相互传销，早上打鸡血，晚上心灵喝鸡汤。但问题是，我们依然没有让我们的文化处境变得更好，我们再有野心，桌子上的材料都不行了，它整体烂掉了，像个毒瘤一样疯狂的生长。这个国家只剩下膨胀的欲望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也不解决自身的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文化语境里面，当代艺术变成了一个“商品”，这个商品是物质交换，也是知识交换，消耗了无限热能，但它从根本上并非改变我们自身的处境。但悲观的说，也许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通过各种高密度的胡来，来消耗你所认为的自己。

“我不靠谱就得推翻我自己。”

记者：你要做什么样的策展人？

崔：我觉得没什么好做的，所以就无聊，就待着，呆着无聊了，就乱来。

记者：“乱来”也是突破吧。

崔：什么都不能突破。这不是成长励志，你们总是会预设某种东西的价值，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偶尔来捣捣乱的无聊分子。

记者：当你认定我对你有所预设的时候，也同时塑造了一个自己的形象。无论怎样，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要被消费。

崔：所以不需要建立什么东西，也没有突破，也就没有了“好”，这是一个核心。当代艺术不是为了“好”，好是一个庸俗趣味，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趣味。当代艺术可能就是做烂，做差，做一个时时刻刻，都在抵抗媚俗和媚雅的分裂的人。

记者：所以对你来说，做烂和做好，是没有分别的，也就不用再强调做烂和做差的价值了。

崔：不是强调，而是本身就烂，就像我说的话一样烂，或许一样好。

记者：从开始到现在，你不停地在推翻自己说的话。

崔：我经常没事就推翻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不靠谱，我不靠谱就得推翻我自己。因为我特别想靠谱，但我后来发现我骨子里就是个不靠谱的人，虽然我持之以恒地幻想当一个正经人。

记者：但身处展览里面的时候，逻辑倒是清晰。

崔：挺乱的，我都是乱来的。

记者：展览和展览之间也是乱的？

崔：我觉得我的展览和展览之间恰恰是清楚的。比如说我2014年的展览就很清晰。第一个展览是沈少民，谈艺术的失败，美梦的失败，它是一个对于背景交代的伏笔；第二个展览谈“偏执”和“幻想”，我们是不是还要相信，还要追逐，张玥的个展；第三个展览是无人生还的相声专场，谈艺术圈的历史，去除对作品的评判，那些生动的人与事，江湖中的绿林道；然后是前波的展览，开始关注自修与时间的消耗；最后是“不在图像中行动”，它开始明确的走向人，走向我们的生活，离开艺术这条遍布着苦行僧的单行线。这是一个挺自然发生的递进关系。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展览有一个标签的话，那就是我所有的展览都是我的遭遇和亲历，所给予的回答。

“我们一直光着脚，我们该让自己的梦幻结束了”

记者：这种线索是从2013年“夜走黑桥”开始的吗？

崔：2013年我做的展览速度都偏快，比如说夜走黑桥。如果你一定要我跟你交流展览，那“夜走黑桥”带来的就是小成本、大余震。2013年我一直在谈“抵抗”和“对抗”，包括参与“制造冲突”，“表达冲突”，“呈现冲突”。我尝试让一件事情失控，尝试让一件事情在一个非正常的逻辑里面去行动，去显现。今天我们说要抵抗一种主流趣味，一种价值趣味，抵抗一种意识趣味，一种资本趣味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拿什么抵抗呢？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资源。

记者：所以“夜走黑桥”是一种抵抗。

崔：2013年的6月1号我做“夜走黑桥”的时候，刚从威尼斯回来。中国人都奔着大的双年展去，花那么多钱，跟蝗虫似的。我们都能看清楚这个问题，甚至每个人都可以谈一套对主流系统的批判，对于主流系统的反感，但是如何把这种批判和反感变为一种实践力量呈现呢？这个实践力量，就是我们自己来，自己去组织。

记者：呈现度很高。

崔：夜走黑桥没有花什么钱，我也没说只邀请40个人，反正24小时之内艺术家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想展览中到底存不存在“自由”，如果展览中存在自由的话，一个策展人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往外抽。很多策展人试图“控制”一个展览，但是整个“夜走黑桥”我都没有控制，甚至做到一半我才觉得这个项目好像还不错。一开始我只想在黑桥一个10平方米的厕所里面做展览，你们去你们的威尼斯，我做我自己的事。我对于任何一个展览的思考都是在两条线上，第一条线：展览自身的逻辑；第二条线就是这个展览在语境里面的逻辑。比如说语境，我们在一个特别乱的时代做一个特别安静的展览，我们在一个特别安静的时代做一个特别乱的展览，我们在一个特别商业趣味的语境里面做一个不特别商业的展览等等。对于一个策划人来说，需要去判断如果2008年做这种展览，有人会参加吗？没有人。2008年市场很好，大家都在卖东西，但中国当代艺术存在一种暗流，这种暗流一直在，只不过大家没有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策划人很多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语境中，把其中所有的恶，所有的善，通过一个方式拿出来，“夜走黑桥”就产生在这个基础上。

记者：“夜走黑桥”的风格在之后有所延续吗？

崔：大家都在谈艺术家该如何实验，也在谈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语境，我们的模式。一方面我们要建立一个模式，要有一个合理的系统，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这个合理系统恰恰对艺术的阉割和伤害很大。所以我们是不是能让这个系统改变，“夜走黑桥”影响了很多展览，之后出现类似形式的展览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它带来一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对我来说它结束了。当一件事情变成历史利益，变得有价值的时候，也是我该离开的时候，我不能迷恋这个利益价值带来的权力，因为本质上，我们从未拥有过任何，我们一直光着脚，我们该让自己的梦幻结束了。

“大家批评我乱来，这挺好！”

记者：所以2013年的展览开始了一条线索吗？

崔：2013年我做了14个展览，我试图在这些展览中尝试一种快捷、失控、事件化，以此来进行更好的交流。一个展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当做一个可以被谈论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尴尬之处。为什么说今天的展览没人看，因为我们连谈都不愿意谈。事件是什么？事件可以引起大家谈论的兴趣，以及通过一件事可以让每个人亮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事件。事件是一种引用，是一种发生，是一种让别人共同参与的意图。事件让一个话题通过展览的方式出现，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文章方式。大家会去讨论展览可不可以这样搞，艺术可不可以这样搞。激进派在中国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是测试底线。测试底线是什么？就是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跑得很远了，大家会说这不是乱来吗？！我觉得挺好。当他认为我是乱来的时候，他在谈论，当他在谈论的时候，他又在梳理自己的观点。所有针对我的批评都很正常。古话叫荣辱不惊，这一切又能怎么样呢？云卷云疏，仅此而已。

记者：倒是看开了。

崔：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发生，北京每天2400个人意外死亡，和无声的生命相比，艺术算个屁。你饿了一天，就会想去吃饭，这个事情很简单。你做的仅仅是你用了一个你想表达的手法表达了一个事，这个事可能被大家认为不太一样。你做了一个特别的展览，就是在激活，激活就是提示，提示这个事可以这样玩。我们在寻找展览的可能性，我们在解决我们自己的困境。人是有两面性的，我的展览也是。我有时候致力于当一个很好的交流者，有时候又想当一个不跟任何人打交道的人，或者当个邪教也挺好。这是一个两极化的东西，因为你意识到这种沟通和不沟通在人身上起的作用。如果说策展存在学术，学术是哲学吗？如果说是哲学，我觉得人是最大的哲学。哲学是不需要读的，你就是个哲学，我就是个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