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在1895年成立，后来慢慢形成了以这种国家馆的展览方式——这些馆的摆设反映着地缘政治的顺序。然而，虽然从1993年就开始有中国当代艺术家参与到主展区里面，但是直到2000年后，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了基本的一个里程，国家才决定介入到双年展，以国家馆的形式呈现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今天，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各自的经历了解这个特殊的展览形式，以及它所带来的挑战。

侯瀚如

首先让我们从威尼斯双年展的来源谈起。在19世纪末的时候，正是欧洲等国家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后大概100年的时刻，也是“民族国家”从想象的概念，较完整地成为了政治体制的时刻。这个时候出现了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文化活动，这样的节日性的博览会。它的主要动力是每个国家要证明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存在。但到了再过100年以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化很大，我们现在谈的是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1989年冷战结束后，大家对于地球村的概念更感兴趣——所以在90年代的时候，威尼斯双年展重新回到我们视野，变成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威尼斯双年展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的威尼斯双年展，试图打破以“国籍”和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来区分艺术家的创作和表达。

但实际上，今天的威尼斯双年展展示的是当下全球化很矛盾的一种情况：一方面是在一些国家能更开放去拥抱新的概念；另外有新兴国家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强调比较传统的身份，包括中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新的国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策划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紧急地带”两年之后，中国文化部邀请我来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从艺术圈的活动来看，百分之九十的艺术家都是男性，这种现象建立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上。于是，我邀请了四位女艺术家——这不是简单女权主义的宣传，而是在整个文化语境变得越来越男性中心主义和越来越暴力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就像有一些理论家所谈的那样，把社会文化价值进行“女性化”的过程，就是重新巡回到比较有人性和比较有多样性的文化价值。

我选择的这四位女性艺术家，一方面具备居住在中国和外国的经验，有一些甚至是完全就在外国生活。这种经验不光是这个人的经历，而更多可能是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形成是跟世界上进行开放和交流的成果，所以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作经验所带来的一个很复杂的复合体，而不是很简单的代表某一种单一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

另外一方面，我也考虑到中国的艺术——特别是女性的艺术家的工作——有一个历史的纬度。沈远、阚萱、尹秀珍、曹斐参加了这次展览。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女性艺术家前后的严格关系。即便她们个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整个历史的流程来说，她们具有延续关系，是从一个特别角度反映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

当时的中国馆是阿森纳里面最后一个场地。这个场地之前是一个油库，里面有很多大油桶。那几个大油桶造成非常有意思的空间，尹秀珍和阚萱为这个空间重新去想象了她们的作品——两位的回答非常准确，充满力量。这里的“力量“指的不是雄壮的东西，可能更多是有诗意的场地介入。同时曹斐和沈远的作品被设置在外面花园里面，她们两个对于花园使用也非常有效。

卢昊

我们是2009年1月份受文化部委托去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考察现场。到威尼斯之后，我们看到中国馆，觉得完全像是一个仓库，由于油罐的阻碍，之间最宽的空间不到3米，最窄地方1.5米。并且，油罐上禁止悬挂和粘贴东西。我们以前的一些作品想法都被颠覆了。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把作品体量全部变小，就是拉近观众观看作品的距离，以节省空间。我们开始寻找体量小、有意思、切入主题的作品。和我同时策划该展览的赵力商量展览主题叫做“见微知著”，目的是把所有作品尺寸缩小。

文化部告诉我们，时值新中国60年，这一届展览希望能“面貌全面”。我们邀请了所谓的“老中青艺术家”，刘鼎算比较年轻的，再加上邱志杰、何森、方力钧、曾浩、曾梵志等人，搭了一个班子。所有作品都非常小，有的作品放在展厅中就找不到，在犄角旮旯里藏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彭锋

虽然现在我教授的课程都是当代艺术理论，其实我自己研究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所以大家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想到“弥漫”这个主题——中国传统哲学里重要的是气，人活着是一口气，气对于中国人来讲特别重要。油罐的空间刚刚好触发我想到“气味”的主题——我们知道五行的概念，五行里有五味。最后，我选择了白酒、中药、绿茶、熏香、荷花的味道，这几种气味在中国文化里特别，具有精神性。

艺术家我也选择了五名。这个概念基于中国传统哲学。选艺术家的时候，根据艺术的丰富性，我选择了从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生人的艺术家。其中也包括一名女性艺术家。

在我做展览期间，由于一些国内的一些原因。有一些抗议者背着袋子，喊着口号，把门堵住，我们无法开幕。这是，我后来突然想起来我们有一架喷雾机，我们把压力加大到80个，开始喷雾。于是，人群和房子都看不见，全淹没在雾里面。之后人群就散去。他们去拍照，因为觉得好玩，又在别人家“玩耍”又去抗议，这不太地道，他们就自动消失了。中国馆得以开幕。

王春辰

我策划的一届展览名为“变位”。在展览中，以7位艺术家的不同方式、不同作品、不同内容来展示中国当下的多样性：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及感觉的多样性。我的出发点是这么多年感受到中国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强调中国所谓的身份，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反应在生活当中，身边的事情里。中国的变化就像一个慢慢失去的历史故事。然而，威尼斯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城，一砖一瓦都受到保护；而中国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拆掉。我想通过这样一场对话和威尼斯发生联动，强调变化之中的现场感，变化之中我们的体会，艺术家的体会，或者是中国人的体会。

我们之前的方案考虑到了油罐。但在展览方案通过之后，我们被通知油罐要拆了，需要重新做方案。为什么油罐被拆掉？也是相关方通过中国文化部外交部，跟威尼斯政府文化保护部门沟通的结果。去掉油罐以后的场地有1000多平米，令中国馆成为了面积比较大的一个馆。今年，当代艺术基金会做展览，我把我的体会和在威尼斯跟国际观众交流的所得所想也跟他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中国馆在一步步地走向开放，一步步变得能够适应国际对话，而不仅仅在强调地域性。

弗朗西斯科·博纳米

我非常喜欢威尼斯双年展有不同的国家馆，这反映了我们世界的状态。许多策展人也是梦想家，他们有时很天真，但是很多时候是固执的。我没有改变世界。当然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世界，但我可能毁掉了其它人的世界才得以创造展场。

说到中国馆我不太确定，我当时是否亲眼见到了这个展馆。因为作为双年展总策划人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关注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看到场馆开幕时候的样貌，只能开展结束之后才去看看。中国和意大利的展馆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意大利的问题是“硬件问题”，也就是说特别注重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说用什么样的螺丝，两个部件怎么放在一起的，也许最终的整体效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在技术方面，意大利的质量较高；而中国的重点不在于这方面，而在于精神层面的展示，比如彭锋刚才提到的雾，表现出来的是精神层次的东西。

来源:尤伦斯UCCA 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