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谈谈实验艺术及教育

在中国之外基本不用“实验艺术”的说法，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在实验的逻辑中延展的。今天，中国被“提前”放到全球时空关系的焦点上，这关系前所未有且错综复杂、敏感多样。中国正处在对焦的过程中，这使中国成为最具实验性的地方，就必然需要和出现最具实验性的艺术，从而，在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学框架中，普遍性地自然生成了一处 “实验艺术”的风景。

中国人谦虚，甚至一度的理想是与西方“接轨”，但中国艺术的发展始终是在西方的逻辑之外的，这应该说是一种幸运。

说到学院的实验艺术，可能需要先讨论现在的艺术生态。今天的艺术生态和几年以前或者十几年以前完全不同，这是一个较大的关系的变化。30 年来中国艺术生态的变化出现了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或者说实验艺术，再又出现了艺术市场。这导致了很多变化，涉及艺术教育等的诸多问题。事实上，现在这种市场和学院之间的关系，像磁铁般互相吸引和排斥。学院的实验艺术与社会的实验艺术，本质上都一样，都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和探索性，实验性越强就越容易走得远，是因为它比较个人。

但我希望我们的教育和思考，以及处理艺术的方式，能放到一个大的国际关系之中。这是对我们有价值的部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局部的事情，任何局部的事情都是全世界的事情。所以，必须放到这么一个关系之中来看。由于我们的艺术家过分地学习西方，所以让作品本身变得不再有意思。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有意思”，只是由于它提供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信息。但这让很多艺术家误解，认为自己是大师，而且被国际关注，实际上别人对你的关注是对你的作品所提供的信息的关注。

中国艺术家缺少对作品的选择性和真正的对艺术语言提示的能力，提出真正有效的新艺术语言的能力。虽然一些中国艺术家开始懂得利用中国的资源，但在艺术方法上还是西方的。因此，中央美术学院在最具实验性这一部分的学科要非常深入，很具体地往下推进和往下走。这是学院比较主动的一种态度，一种客观、理性、学术的态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思维跨度会很有效。其实很多东西解释清楚之后，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问题。比如说靳尚谊先生曾说，中央美术学院有魅力，是因为它具有最坚实的训练和最活跃、最前沿的思维的能力，这两点是并存的。这里就涉及怎样把最活跃、最前沿的思维转换为有效的艺术语言，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完成的新的艺术语言。

这是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你光有最前沿的思想不行，因为有前沿思想的人很多，哲学家、理论家都是，但艺术家的本分就是你作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有能力，把别人没说过的话，用一种别人没使用过的语言说出来。探索这些新的语言，是因为我们必须为别人没说过的话，而准备新的语法和新的说话方式。我们现有的说话方式和现有的语言已经不够用了，艺术就是说过去没有说过的话，这是最基本的，也是艺术学院的责任。

当然，我们必须避免为了实验而实验的倾向。艺术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法教，怎么调色等可量化的东西是可教的，那是技术问题;但创造性和灵感如何出现，或者说真正涉及艺术本身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无法叙述和无法教的。因此实验艺术首先是让年轻人扩展过去艺术教育没有的东西，但同时也很难避免一种样式化的倾向。这个暂时是很难避免的。

但实验艺术让我们必须去寻找不一样的东西，其中真正的营养，就在于我们的现实环境之中，以及我们与西方的关系之中。学院的责任就是要提供和找到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尝试从我们现实生活中获取新的艺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