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女孩30年：打击艺术界的性别歧视

　　天津美术网讯 艾玛·布鲁克斯会见了传奇性的女性主义朋克艺术家团体“游击队女孩”。这些戴着猩猩头套的女性30年来始终致力于反击艺术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而今，亿万富翁已成为她们的新目标。与此同时，她们还会与笔者分享，为何如今找到一个像样的猩猩面具那么难。

　
　上世纪80年代，游击队女孩带着海报胶水走上街头。

游击队女孩的经典海报“女性需要脱光衣服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吗？”

　　30年来，艺术团体“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始终致力于揭露艺术世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而今，很多问题已经得到了改观，也有很多并未改变。

　　在最近的一次运动中，她们指出：美术馆展示的艺术家中女性比例曾经只占10%，而今有20%的参展艺术家是女性。1985年，纽约的美术馆没有女性艺术家的个展，而在去年，古根海姆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惠特尼博物馆均有一场女性艺术家个展。

　　“惠特尼博物馆这么说：是不是很美妙？我们的新收藏中有30%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自称为弗里达·卡罗的活动家表示，“我们就反问说：30%，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另外的20%在哪里？”

　　过去30年中，有一件事情已经确定无疑地改变了：那就是找一个合宜的大猩猩面具变得非常困难。

　　猩猩面具的美学

　　我们坐在纽约下东区一个艺术空间里，坐在我面前的3位女性大概在微笑，但这不过是我的揣测。她们每个人都戴着她们标志性的面具，整个采访过程中都不曾脱下来。(我带了甜甜圈，但她们不摘下面具——那意味着揭示身份——就没法吃东西，这就是她们为艺术付出的代价。)

　　我也不知道她们的姓名。每个人都选择了一个化名，以向过去的重要女艺术家致敬——除了卡罗以外，还有一个是“凯绥·珂勒惠支”，那是19世纪德国艺术家的名字，还有一个自称“祖贝达·阿伽”，那是1997年去世的巴基斯坦艺术家。另外一个区分她们的方式就是通过她们的声音以及稍有不同的猩猩面具。卡罗的面具拥有闪耀的粉色唇膏，而在珂勒惠支猩猩的眼窝中，我看到一双蓝色的框架眼镜。

　　“它们都要被戴烂了。”卡罗说道。

　　“但是，我们现在的选择有限。”阿伽表示。

　　“以前的情况会好一些，”珂勒惠支叹息道，“也许是因为万圣节不流行这一套了。”

　　珂勒惠支和卡罗是这个团体的创始成员，这些年来，“游击队女孩”的成员数量始终保持在60名上下。起初的时候，那是1985年，她们本打算戴着滑雪头套抗议博物馆和画廊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特别的计划，”卡罗表示，“我们就是气坏了。”

　　有一次，在拼写时，有人不小心将“游击队”(guerrilla)和“大猩猩”(gorilla)搞错了，大家一直觉得使用猩猩面具是个更好的主意。

　　这个先锋的抗议组织自此诞生，其传达出的讽刺姿态既是一种职业性的报复，也是一种女性的自我防护措施。(“艺术世界其实是一个小圈子，我们当时担心自己的事业会受到影响。”珂勒惠支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游击队女孩在运动中使用过的海报和张贴画逐渐变成了艺术的证物。它们成为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永久收藏，也曾经参展威尼斯双年展。或许，1989年的那张海报是最著名的一件。海报戏仿了法国古典主义艺术家安格尔的一张裸女画像，给她套上了猩猩头套，并附上标语：女性是不是脱光了衣服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她们以此举抗议一个事实，即当时大都会博物馆中展示的作品仅有5%出自女性艺术家之手，而其裸体画像中却有85%都是女性。

　　“曾经有画廊要求代理我们的作品，”阿伽表示，“但是我们并不想成为艺术市场的一部分，把自己打造为高价的商品。现在你可以在网络上订购我们的海报，每张20美元。”

　　30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拥有这批女性作为艺术世界的一大景观。但真正与她们面对面坐下来，依然有一种荒诞的感觉。就像是一场现实版的皇帝新衣，每个人都谨慎地避免提及房间里有三个人打扮成了大猩猩，但身处其中的怪异感却令人无法摆脱。她们没有姓名，没有样貌，没有年龄，也没有生平。怀有恶意的人士很难打击到游击队女孩，即便可以用电子邮件轰炸她们的网站，但经常弥漫于社交媒体中的那种对于女权主义活动家的性威胁却在这里失效了，因为接受的对象是样貌冷漠的大猩猩。

　　新的目标：富豪藏家

　　在“游击队女孩”30周年之际，她们又有了新的目标：那些在艺术品市场中呼风唤雨，又稳坐博物馆董事之席的富豪收藏家，他们拥有发言权，决定哪些艺术品应该被购买，被展示。

　　“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这关乎利益冲突。”卡罗表示。

　　“艺术是非常昂贵的，为艺术买单的往往也正是这批巨富阶层，”珂勒惠支表示，“但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他们事实上也是艺术机构的幕后操纵者。”

　　这场新的运动将依然采取过往的方式，让海报贴纸布满纽约的大街小巷。其目的是为了突出“艺术界过分强调金钱作为其成功标准”，卡罗表示：“当你看到关于艺术家的报道，往往有很大篇幅都在说他有多么富有，他的作品售出了怎样的天价，被全球哪些富豪收藏。但是却没有人来反思一下这个体制，并提出问题：难道这就是文化生产的方式吗？”

　　游击队女孩的基本任务依然是揭露艺术界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尽管艺术界的语言不断地发生改变(根据卡罗的说法，就是被“层层编码”)，但隐含其中的歧视并未发生改变。一位画廊老板曾经对珂勒惠支这么说道：“有色人种和女性艺术家只是没有点题之作。”后者理解他的意思是：“靠女性艺术家没法赚上数十亿，那我还是和这位白人小伙合作吧。”

　　博物馆和画廊也已经改变了展览策略。“但那不过是装点门面，”卡罗表示，“机构开始意识到多样性的问题，所以他们会精心地为展览搭配一个女性艺术家、一个有色人种艺术家，然后就觉得心安理得了。但我们还得说服人们，这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这只不过是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在人们对于数据拥有充分的重视以前，游击队女孩就已经开始拿数据说事了。而今，她们的干预领域也涉及电影和戏剧界的不平等。她们希望这些努力能够为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提供一个替代性的方案。

　　“如果我们能在历史中留名，一定不是因为收藏家对我们感兴趣，”卡罗表示，“一定是因为艺术家和学生对我们的作品感兴趣。我觉得很骄傲，我们在艺术主流之外设立了一种另类的标准。我们创造了另一种市场范式。”

　　匿名的乐趣

　　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充满了乐趣。“例如说，我有一次在惠特尼博物馆，”阿伽说道，“当时有很多人和不戴猩猩面具的我是熟人，当我用猩猩面具下的这个人格去和他们交际，会觉得非常有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就是我，感觉好像我有超能力一样。”

　　你们会在哪里换装呢？

　　“卫生间是个好地方。”珂勒惠支表示。

　　“通常我们从正门进来时就是猩猩的样子了。”卡罗表示。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谁知道你们的双重身份呢？

　　“很难说，”卡罗表示，“伴侣知道，最亲密的朋友知道，还有我的狗知道。”

　　当我提到《纽约客》的杰弗瑞·涂宾(Jeffrey Toobin)曾经在2005年一次报道游击队女孩上庭的时候，提及了两位成员的真名。

　　“他这么做是不合理的。”珂勒惠支表示，我能够想象她铁青着脸。

　　“他这么做对吗？”卡罗表示，“他在文中作了很多捕风捉影的猜测。”(在之前的听证会上，游击队女孩成员询问是否可以戴着面具作证词，这个要求被法官拒绝了。)“对他(涂宾)来说，这并不是一桩义举。”

　　这桩事件并未产生太多影响。卡罗认为，尽管她们是艺术界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很多人也赞赏她们给这个沉闷而臃冗的环境带来的一丝无政府主义的嬉闹气息。

　　“我们身边的人也会主动保持我们的匿名状态，因为他们认可我们的观点，他们也觉得不需要真正弄明白我们都是谁，”卡罗表示，“他们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Emma Brockes 作者系《卫报》撰稿人，朱洁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