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项目北京首站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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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项目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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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10日16:00，“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项目北京首站将在单向街·花家地店开幕。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

　　文／崔灿灿

　　每天晚上的4、5点钟，簋街的夜色才开始逐渐消退。这是北京最繁华的24小时餐饮街，夜行人在这里打发无聊、漫长的夜晚，有夜场下班的小姐，有即将离别的送行，也有喝得烂醉的伤心人。据说，这里的卖唱人唱的最多的是汪峰的《北京北京》和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并不专业歌声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爱恨以及不知何起的慌乱流离感，它伴随着合唱者深情的歌声，飘荡在即将拂晓的街头。可是，对于餐厅的服务员而言，除了日常的麻木和倦意，他们要将这些恢复到白天的样子，就像一切从没发生，留下的残余会被装入黑色塑料袋，等待垃圾车将它送至五环外或是更远。他们自己也将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车，赶回自己位于五环外的家中，以结束一天的工作。

　　这个城市有个规定，货车只能在晚上11点到早上6点间进出五环。每天，大量崭新的日常用品、原料、新鲜的食物会被送进这座城市。而在清晨，人们使用过的物品成了垃圾，它沾染着人的气息和曾经的故事，被运离这里。五环像是一条无形的线，划开这个城市中的两个世界。与簋街相隔十几公里的，五环外的黑桥村，在天刚拂晓的时候，黑桥艺术区的艺术家们仍在安睡或是宿醉未眠。851公交车站前，已经站满了等待第一班车进城工作的人，他们从黑桥村村中的临时房陆陆续续朝这走来，沿路的早点摊销售着豆浆与肉饼，蒸腾着热气，在寒冬时节，和人的呼吸混为一体。等待他们的路程才刚刚开始，他们要坐851路到达望京地铁站，转乘地铁，换上几路车，耗费两三个小时，才能在9点前涌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路途上的时间，像是比别人少活了几个小时似的，上班是为了下班，下班是为了睡觉，睡觉是为了第二天再上班。就像这样，每天，五环外居住的一千多万人，以各种方式和五环内的世界发生关系，拥堵在各处，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眼中的这座城市：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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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环和六环之间，是一片非常宽广的地带，是北京最近的城郊，也是都市体制中的边缘地区。这个地方的丰富性，有它迷人的一面，它有自己独特的伦理和美学秩序，忙碌拥挤，凌乱简易、环境恶劣，种种规划都是临时拼凑而成，充斥着新进人口与各种庞杂的事项，弥漫着不安、动荡、压抑的情绪。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于全国各地，他们的普通话带着乡音，生长于城镇或乡村，心思与志向却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首都北京，城市的中心，他们深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当中，为了能让自己的未来或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每一天，这里都像是春运中的大城市，几百万人准时离开，而他们所去的并不是故乡，只是一个解决生计、饱含梦想的开始。他们住在一个临时的家，一间可以睡觉，只需要每月1000块左右，就可以拥有短暂生活和爱情的地方。他们是这座城市中的临时居民，暂住者，既进不了城，又回不去故乡，折射了这个国家无数人的身影。

　　如果说，五环和六环之间所衍生的问题只是区域性的，它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杂音，或是一部分人的命运，那么这种认识只能是一种毫无远见和公共意识的错误观点。这个地域本身的问题既是一个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面临的现实事实，它真实存在，不可逆转，它是城市制度中重要的构成者，它所生产的价值远远大于带来的风险。或者说，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种种问题是全球人口阶段性迁徙，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在北京的微观缩影，和气候变暖一样，是21世纪初最鲜明的现象。这项大迁徙的影响并不只在中国存在，外来移民在北美洲、欧洲、澳洲引起的社会紧张，里约、巴黎、孟买、阿姆斯特丹市郊出现的政治冲突。这些全新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也不陌生，广州城中村的问题、东莞电子城里的外来务工的自杀现象，大量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杀马特文化，农民工子弟学校，技术化工人和技校的兴起等。即便是在微小的艺术领域，上半年的黑桥道路收费问题，艺术区房租问题，拆迁问题，都是这一区域问题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在一个隐含风险的特殊地带，就像是一个平静的外衣下，早已千疮百孔的溃烂，随时可能爆发各种被悬置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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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也形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都会区域，一个落脚的城市边缘，一座睡城。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至于它去向哪里，并不得知，但这种身处其中的变化和断层，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注意，采取应有的介入与行动？又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回响和冲击？

　　二楼出版机构在五环外的草场地村，在一片灰砖建筑中。这里算是比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这片建筑一路之隔的是草场地村里的居民，这里的外来人口是村民的几十倍之多。村民把自己的房子加盖成4层的楼房，有点像一个拉着电线，光秃秃的城堡，封闭的空间里隔出许多单间，只要配上一个厕所，一台空调，一扇窗户，便是一个像样的家。大多数村民只需收取房租，不需要额外有什么工作，便可以衣食无忧的生活。二楼出版机构的葛非、葛磊、满宇经常穿行于这个村落之间，虽然与村里并无来往，但总能碰到村民和暂住者，每天有人拉着箱子到来，也有人带着铺盖离开。这个陌生的村落，同一时空中的对比，闯入彼此的生活，又给彼此留下一个疑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或是世界？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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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开始发起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调查项目，这个项目完全开放，对六环和五环之间的村庄感兴趣的都能参与，参与者选择此区域内的一个村庄，独立或和当地人合作，对此村庄的某一方面展开一次不少于十天的田野调查，调查的方式、主题皆无限制。最初，这个项目多是靠邀请一些身边熟悉的艺术家，它的资金有些拮据，也不能许诺一个成功的展览，或者完成一次商业销售。参与的人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住上几天，那里的环境远不如艺术家的工作室。如果是为了完成某个艺术作品，这些局限也不算什么，但这个行为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与艺术相去甚远，还有些风险。直到最早参与的一些人，开始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种声音，这个项目的参与者才变得络绎不绝。 

　　今年7月，这个项目结束，共有40人（组）参加，有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导演、作家。调查的角度涵盖卫生／环境，居民／生态，生活／就业，两性／身份，教育／文娱，规划／历史等几类，广泛的方向和身体力行的居住式调查，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它们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和多样，内容生动、鲜活、视角特殊，40个村庄为宏观的历史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细节。例如对前沿村灵异现象的调查，辛庄村公告栏中先进人物的采访，韩家川村打工者血缘关系的梳理，东小口村流浪狗的帮派、斗争、活动区域的观察等。这些琐碎而又具体的细节，位于人们的视线和历史线性逻辑之外，它是整体描述无法顾及的另一种变化和事实发生，区别于过去对重大事件和普遍法则的研究，也改变了人们以往这一区域的单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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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个调查汇集在一起，像是40个片段性现实的发生，它没有一致的内在逻辑，也不能立刻激起历史趣味的故事。他们深入城市中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这片流动的“城市飞地”，这里饱受暴力与贫穷、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希望与活力。这些信息混杂着现实生活的残酷，田野调查的碎片，艺术想象力的未知，无论你报以何种情感，这些问题本身都会存在，真实有力，毫不留情的在你的周遭发挥着作用，给予生活回击。

　　艺术家包晓伟在南皋村的性用品商店调查时，在店里呆了10天，每天记录销售的情况，店老板成了他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喝酒吹牛，漫无目的地聊着彼此的生活。虽然，这家性用品店很难具备调研对象的经典性和普遍性。但这个例外，却成为对经典性调研的修复和对比，反问普遍性的存在。时间长了，性用品激起了晓伟的兴趣，他开始买一些工具，来满足一下自己的需求。晓伟的身份开始发生转变，他从一个拿着相机和笔记本的记录者，变成自己的调查对象，他获取了第一手经验，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包晓伟成为这个行为的一部分，他的处境、表达方式、目的变成其不可分割的一体。

　　这个项目汇集了各种目的、身份、经历的参与者，他们相对严谨的社会学调查而言，难免缺乏专业的学科训练，显得业余，还有些随意。但这并不影响这个项目的象征性价值，感知往往比文本信息更具有真实性，如果我们竭力咀嚼调查中种种细微之处，那就步入了歧途。象征总是泛泛而言，它超越了事实部分，无论艺术家的调查多么精准，我们也只能还原出它局部的数据。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群体性转向的象征意义才会浮现而出，它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诱发了中国当代艺术寻求在地针对性的新浪潮。当代艺术在今天的功能和实效，不只是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或是成为博览会上的精神消费品，它也针对中国问题展开最核心、最本质的现实行动。它的价值不以在西方重要机构做了一个展览为最终标准，也不以是否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和语言，为单一目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是电影，或是文学，都无法在国际语境中提供多少原创价值。但它仍有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源于中国具有的“独特性”问题，以及对需求和处境的诚恳回应，解决中国自身的实际性遭遇。在这个背景下，“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才是一次在地实验，再次强调了“参与”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和对介入方式的落地尝试。或者说，这些形形色色的调查者，呈现了当代艺术对紧急公共事务的集中表达，在无形之中，它去除了学科精英化和芥蒂化，像是一场自由公调，它既呈现了许多陌生的信息，也为艺术寻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时间回到过去，年轻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那时候的需求，在今天多半已实现。直到新世纪，艺术家不再相信崇高的理想，以改变自己生活的国家，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平庸的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不再愤怒、不再幻想、趋于平淡之时，当代艺术开始进入哀乐中年。“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中，呈现了艺术表达的另一个目的地。它有自己的方式和言语，从局外人到局内人，这其间有意外，有限制，也有无奈。但它依然在2015年的7月，试图寻找改变问题的途径，而在路上，它的幻想，又一次回到原形，一次理想化的社会行为，一个群体的改变诉求。

　　“离开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里尔克《世界上最后的村庄》。

　　2015-07-05

　　二楼出版机构 

　　二楼出版机构成立于 2012年4月23日，由艺术家葛非、葛磊、满宇、高峰创立。空间最早位于北京 798 艺术区内，2014年8月搬入现在草场地艺术村的241-11号。

　　2012年至今，二楼出版机构举办过一系列的讨论会与读书会，如「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展览」、「博伊斯之后」、「无余的生命主体与当代艺术问题」、「非出版第一回」等。 

　　2013 年5月，二楼出版机构发布了第一本出版物，辽宁渖阳刺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之子夏健强的绘本《夏健强的画》, 此书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发行，印数5000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售罄。2013年11月，此书善款共计465405元被按承诺均分成三份分别转交予与此事件有关的三个家庭，获得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与好评。 

　　2014年春，二楼出版机构又发佈了「无版权」系列丛书，先后出版有《非出版和红蓝主义》、《五千次》、《夜走黑桥》等书。

　　二楼出版机构选择出版作为介入的方式，并非目的，而是起点，是为穿透权力设定的秩序，激发事件与行动，改变既定事实，寻求尚未到来的公平与正义。

　　「单向空间」·智性生活方式创造者

　　2005年，许知远等六位媒体人在圆明园的一座院落里创办了「单向街图书馆」，名字取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同名著作《单向街》。

　　10年，近800场文化沙龙，汇聚华人世界顶级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名人。被称为“京城思想策源地”。人们在这里逃离庸常生活的逼仄，点亮精神世界，遇见思想同道。

　　2014年，「单向街图书馆」更名为「单向空间」。以提供阅读、思考和智力为轴心，旗下由单谈（沙龙）、单读（出版）、单厨（美食）、单品（衍生品）构成。致力于成为 “智性生活方式的创造者”。 

　　2015年，「单向空间」正在重新想象一家书店的可能性。边界在模糊，秩序已被打破，新秩序即是创造力。“单向课堂”、“单向演出”、“单向市集”、“单向展览”都是新秩序下寻找新身份的产物。

　　历史潮流永远由那些被忽略的、散落的、毫不在意的边缘力量构成。他们是一个个孤立点，共同打破压抑的主流文化。「单向空间」正在Link Different History Dots。身处今日中国，「单向空间」致力于寻找这些文化压抑之下发光的孤立个体，把他们紧紧连结，定义新的创造力，共同创造未来10年或更长久的中国主流文化。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

　　开幕时间：2015年7月11日（周六） 16:00

　　展览时间：2015年7月11日- 8月11日

　　展览地点：单向空间·花家地店

　　策展人：崔灿灿

　　发起人：李一凡、葛非、葛磊、满宇

　　主办：二楼出版机构、单向空间

　　媒体统筹：赵凯欣  

　　展览工程：翟炎峰、方志平

　　平面设计：田燕宇、孙彤洁  

　　项目助理：王沐霂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尚8人文创意园D座2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