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为何与当代艺术第三城渐行渐远

　　天津美术网讯 由原来的“蓝顶艺术区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升级而来的蓝顶艺术节，在2015年却面临着找钱难 的现实困境。曾经因开馆展“无法缺席”引起广泛关注的文轩美术馆，在张达星撤资退任馆长之后跨入全资国有的美术馆阶段，为了维持美术馆的生存不得不陷入出 租展览场地的尴尬境地。而作为国有美术馆的成都当代美术馆同样面临着资金困难的问题，缺少了成都高投集团资金支持的后开始尝试跨界之路。

　　其次，成都在与武汉、深圳等地的当代艺术发展势头的横向对比中，同样略逊一筹。近年来，武汉、深圳等地相距举办了颇有学术水准和影响力的大型展览，再加上这 些地区的特殊地理优势和历史文脉价值，当代艺术在这些城市取得了快速发展。成都在上述现象及其影响下，当代艺术的发展势头稍显失色，“当代艺术第三城”的 美誉似乎在与成都渐行渐远……

　　当代艺术的“资源困境”

　　成 都当代艺术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板块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份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的文脉传承来看，成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美术、 乡土绘画中出现了一批领军人物。而且，当年那么活跃的主力现在仍有大部分主要生活、工作在成都，并对年轻艺术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虽 然地处西南，但成都在1998年就出现了国内首批最早的三大民营美术馆之一的上河美术馆，黄专、吕澎等国内著名的艺术策展人在这里策划了系列中国当代艺术 展，并开始收藏自90年代以来的前卫艺术作品。2000年，由成都加州集团投资新建的规模巨大的成都现代艺术馆成立，并先后举办大型展览“世纪之 门：1979—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和次年的首届成都双年展，成都正式迎来属于自己的双年展时代。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成都当代艺术一直保持着迅 猛的发展势态，画廊、美术馆等艺术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2011年，文轩美术馆和成都当代美术馆正式成立，并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开馆展。2013年， 蓝顶艺术区在走过的第十个年头举办了首届蓝顶艺术节。

　　不难看出，成都当代艺术的发展离 不开政府、企业的大力推动，但成都就是一座纠缠于时尚、历史和严峻现实之间的城市，当我们还未来得及沉浸在成都当代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成都当代艺术 近两年的境遇犹如遭遇当头一棒。成都高投集团开始缩减对成都当代美术馆的资金支持，张达星从文轩美术馆撤资，蓝顶艺术节遭遇找钱难。昔日的中国当代艺术第 三大城市似乎渐渐在失去它的光环。尤其是像当代艺术在武汉、深圳等城市的快速发展，成都相比之下更显得有一些落寞。

　　成都双年展由商人邓鸿从2001年起，一手打造成为成都文化的一张“名片”。2011年的第五届达到顶峰，此后由于邓鸿个人原因，导致2013年的规模缩减，反响甚微。由于各种因素，本应于2015年继续的第七届也无疾而终，显得异常尴尬。

　　“邓 鸿是有艺术家情结的，85时期西南有三个板块，云南的新具象、重庆的野草画会和成都的红黄蓝画会，邓鸿就是当年红黄蓝画会的边缘成员。”批评家陈默谈 到，“1999年底，在成都现代艺术馆，就是现在的沙湾，建筑已经拆除了，所做的展览‘世纪之门’以及当时请来的五十余位批评家组织的研讨会，在当时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此后，邓鸿还与中国美术馆合作。90年代，德国路德维希夫妇给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一批作品，其中有四件毕加索大尺幅的创作。现在算来，这四件 作品起码几十个亿的价值。包括印象派，一些现代派的，还有马蒂斯以及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罗中立的《父亲》原作，都搬来了成都作展览，很是轰动。再 加上2001年的首届成都双年展，这三场展览奠定了邓鸿会展中心的地位。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也不是很懂，就艺术方面而言，他对于成都当代艺术的 推进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我的老板邓鸿对艺术非常感兴趣，并乐于把中国文化向 国内甚至国外做推广。对于推动成都特别是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他做出了很多贡献。从2000年做的‘世纪之门’开始，我们就在不断的对成都本地艺术家做宣 传，办展览，印画册。大大小小的展览加起来大概由七八十场。自2001年开始，我们连续做了六届成都双年展。展览主题从2001年的‘样板•架上’、 2005年的‘世纪’与‘天堂’、到2007年的‘重新启动’、2009年的‘叙事中国’，再到2011年的‘物色-绵延’，2013年的‘万有引力’， 每一届都投入了上百万的经费花销，力争打造具有高品质，学术性的展览。2011届，政府也是投入了3500万的企业赞助来支持成都双年展的，此后随着大环 境的改变，新上任的领导虽也支持文化事业，但由于资金投入量太大需要考虑，政府就没有在继续做成都双年展，经费就还是由我们这边来负责。2013年那一 届，考虑到外界原因，我们缩减了规模，减少了宣传，尽量保持低调的做了一届。此后，我们仍将继续进行成都双年展的策划。”曾经作为成都现代艺术馆副馆长， 以及成都双年展展务总监，跟随双年展创办人、主席邓鸿二三十年的王驰谈到。

　　2013 年5月，从蓝顶艺术区“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升级而成的首届蓝顶艺术节拉开帷幕。这一年，也是蓝顶艺术区走过的第十个年头。艺术圈人士从全国各地汇集于 此，热闹的开幕式，摆满园区一条街的坝坝宴，独立策展，艺术论坛以及同城活动开启了成都当代艺术的新高度。此后的第二届、第三届分别以“行进中的艺术”、 “众在-参与”为主题，持续发出声音。蓝顶艺术节作为一个以民间为主体，政府来支持的项目，存在着若是政府扶持资金不足便难以展开工作的局面。对于蓝顶的 困境，美术馆馆长金延谈到，这些问题，不是政府与当代艺术的问题，而是典型的机制问题。

　　“此 前我参与过各大高校关于艺术管理的讨论会，就机构需要怎样的艺术人才，管理人才，我也谈过自己的观点。中国民营艺术机构，尤其是民营美术馆，在机构机制上 起起伏伏二十年的发展中没有任何突破。这一问题不解决，机构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生存？目前的美术馆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依附于大的企业，一种是依赖于收藏 家。那么，企业做得好，美术馆自然没问题，若是企业不行了，毫无造血机制的美术馆也就不在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成都最早的上河美术馆中看到问题。文轩美术 馆作为国有控股公司，与成都当代美术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领导的喜恶和人事变迁，会直接影响美术馆的未来。没有自主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能力的机构，在学术 界是没有未来的，这一点我很早之前就和蓝顶美术馆的员工交流过。”

　　在 金延看来，中国的民营美术馆靠的是背后力量的支持，这种体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二战以前，国外美术馆体制中的理事会、基金会，完全实行了社会化的概念，由社 会化的运行体制来完成机构自身的发展。蓝顶美术馆目前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一个是整个蓝顶艺术区的发展，如何在大环境下实现一个艺术区有机、有序的发 展；另一个是在探索美术馆的社会发展问题。目前的蓝顶美术馆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附于蓝顶公司的支持。“如果蓝顶公司遇到了问题，美术馆就动不了，这是我们不 愿意看见的局面，未雨绸缪也好，寻求机构的社会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张子康还在今日美术馆之时，有次座谈会曾听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中国的民营美术馆需 要解决社会化问题，公立美术馆、艺术机构需要解决的是专业化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中肯的总结。我们看到成都机构的现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机制导致的必 然结果。包括成都双年展在内，如果建立的机制是一个人，一句话这种概念，是没有运作机制的。之前吕澎想把威尼斯双年展的模式引进，成立一个双年展运营公 司，最终还是没有实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繁荣与否，同样也是机制成熟与否的问题。就拿蓝顶艺术节来说，是以民间为主体政府来支持，政府支持的多，艺术节就 做的大一些，支持的小规模就做的小一些。既然是民间为主体，那么美术馆就得解决社会化的问题。”

　　“成 都当代美术馆作为高新置业的一个产业，和当年的上海张江美术馆很相似，都曾经辉煌过。张江美术馆的终结，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馆内领导的调动。后面来的领导对 于艺术的热情没有之前的高，但这并不能表明上海的艺术生态怎么样了，这其中存在个体差异。成都当代美术馆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原来的领导还不是调动问题， 而是出事了，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新来的领导并非不好，而是他对艺术这块没有太多的感觉。同样具有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是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期间，人们 形成的共识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但这也不能说明成都当代艺术的力量就比前几年差很多，这边的艺术生态就不行了。”金延谈到关于美术馆运营机制的问题时表示， 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问题。一个好的美术馆能够运营好就是专业人才，馆长位置的这个人才，他如何操作这个美术馆。他说的是最主要的是通过馆长个人的一个策 略，最终实现这个美术馆的社会化的问题，一旦这个美术馆社会化就解决了最主要的生存问题，他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可能接下来能够确保美术馆的专业性、方向 性。

　　美术馆的“国进民退”

　　2015年5月，张达星从文轩美术馆撤资无疑成为业内的焦点话题。无论是张达星出于个人的身体健康原因，还是新华文轩国有企业改革所使，这个曾经民营与国企合资的美术馆自此跨入全资国有的美术馆阶段。

　　“这 首先与个人的个性和兴趣有关，可以说是为了完成年轻时候的一个情结。也与我之后个人经商的经历有关，作为一个企业家，有希望以自己的能力改造国企的愿望。 当然，这其中与国企本身希望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也有关系。再加之当时，我与当时文轩集团的领导彼此的价值观是相互认同的。在我过去的个人经历中，对文轩是 比较熟悉的，文轩的新闻出版系统在香港是一个上市公司，有资金的实力，行业地位也还可以。”问及当初为何选择与文轩集团合作，张达星如是谈到。

　　对 于文轩集团与民间资本的合作，这全在批评家陈默的意料之中。二十多年前，陈默曾是四川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因此对印刷、出版这个产业有着深入的了解。“我应 该是从大约十多年前开始意识到美术出版社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产业换新的重要性的。当时给我们最大的冲击就是电脑的出现和慢慢普及。从我们自身来看，网络力 量的强大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传播途径与阅读方式。电子产品对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可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向出版社的领导提出建议，要开始搞改革 了。”陈默当时在给出版社领导的提案中还曾经提出加强与省美术馆、市美术馆的合作。

　　2010 年，文轩集团最终选择了与民营企业主张达星在建立当代美术馆上的尝试，迈开了这个曾经以出版为主的国企向文化资源及艺术机构整合的产业升级之路。在张达星 管理下的那几年，美术馆也算经营的有声有色，先后举办了“无法缺席”、“看望未来”、“形态与意识——中国当代艺术实验第一回展”、“未来大师发现展”等 多场具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展览。收藏了不少一、二线以及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无论从当事人的眼里，还是从包括陈默在内的许多成都当地艺术圈的人士看来，那时 候可以说是民营与国企可能进行合作的最好的一个阶段。

　　在张达星撤资退任馆长之后，虽然 文轩美术馆为谋生存不得不以出租展览场地的方式来运营。而在陈默看来，一个曾经强大的老牌书店系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寻求自身的改造，其中的积极意义亦 是毋庸置疑的。在成都的文化艺术领域，未来是否还会出现这种“国进民退”的案例？时间，或许真的就是答案。

　　2015 年5月23日，历经5年修建而成的四川美术馆新馆正式落成开馆，开馆首展呈现4场展览，分别为“大山大水·大美四川”美术创作工程优秀作品展、“大美四 川”全国美术作品邀请展、“邂逅经典”俄罗斯油画精品展以及“四川美术馆”馆藏作品展。馆长梁时民就美术馆的发展方向谈到，“成都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 当代艺术在四川也非常活跃，所以只要是好的作品都可以进入四川美术馆的展厅与社会大众进行美的交流。”半年时间下来，四川美术馆展览的排期一直满满当当。 观察其中不难发现，当代艺术较之传统类型的展览，屈指可数。

　　成 都画院作为在体制上与美协配套的另一机构，从其1980年建立到现在，在全国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其举办的展览活动越来越频繁。院长王 民平告诉记者：“我们从大约5年前将我们的成都画院美术馆改成了成都市美术馆。从一个内部的展览馆变成了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展览馆。慢慢地展览就多了起来。 每年有四五十个，经常三五天就有一个展览。”王民平表示，美术馆并不拒绝当代艺术的展览，而且也会支持当代艺术。比如前几年他们还招收了陈秋林这位做影像 的艺术家进入了画院。但他提到：“对于当代艺术，我还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来接受。我们的艺术到今天，早就告别了原原本本去记录的时代。通过艺术来表达我 们的思想，这是当代艺术最大的贡献。”

　　并指出， “如果艺术拿来与民族的东西相抵触、与传统的东西相抵触、与社会制度、党的领导相抵触肯定是不允许的。任何国家、民族也是不允许的，不管从事什么艺术，从 事什么文化，这个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要建立的艺术生态应该是人与艺术和谐相处的新的艺术生态。所以我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新当代’：要坚持学术上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不能过激，要保证艺术正确的方向，按照毛泽东和习总书记对文艺方面两个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往前走。我们毕竟是政府画院，要完成一些 重大题材的创作，比如我们现在提出推广的天府画派，今年还安排在丝绸之路去创作，这是政府画院必须做的事。”

　　政府支持的转向，民间力量的突围

　　2015 年成都最热闹的展览非“天府画派”系列展览莫属。成都市政府对于打造“天府画派”这一“文化名片”，投入了大量资金。由成都社会艺术机构申请，成都市推广 天府画派办公室来负责筛选，分传统和当代两个版块分别给予机构不同金额的资金支持。此外，锦江区在推动文化发展上也做了长期的规划，成都艺术品保税仓库的 建立为购置国际艺术家的作品提供了便利，“我们在一起”2015成都公共艺术季将雕塑作品放置于成都中央广场着一市区繁华路段与市民近距离接触，红美术馆 推出的“艺术过年”艺术季活动也步入了第二年，此外由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所设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专项基金2015年度“锦-源”青年艺术人 才助力计划资助的12位艺术家名单也已对外公布。从这些地方不难看出，其实政府对文化艺术的支持从来都在，只是发生了转向，使得像以往那样大型展览的声音 减弱了。

　　问 及成都当代艺术的失语是否与政府支持力度的削弱有关。王弛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据我所知，政府还是很重视艺术推广的。定了很多计划，市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 作来作文化市场和文化推广。从现在很多的展览能够看出，政府还是投入了资金的，包括私企、国家美术馆，都是给了补贴的。政府对文化经济的扶持力度还是很大 的，可能在宣传上很多人不是太清楚，好像认为政府没有在做这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政府换届对于文化的支持并没有缩减，只是更为谨慎了。”

　　在 大资本和政府支持转向后，成都当代艺术仅剩一些民间力量的坚守。从整体上看，尚未恢复鼎盛时期的声音。纵观2015年成都几家代表性的民营机构，在保持发 展步调的同时展览主打“小而精”。那特画廊一共举办了6场展览，并积极参与到国内外艺博会当中。其中艺术家个展与群展数量各占一半，包括荒木经惟的宝丽来 拼贴作品。与画廊的一贯定位相符，机构还是致力于对青年艺术家的挖掘与培养且并不局限于四川艺术家群体；延续之前开幕同时推出几场展览的模式，千高原艺术 空间在2015年的展览主要以艺术家个展为主。推广合作艺术家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青年艺术家诸如邹思妗、陈萧伊的发掘并持续参展国内外艺博会。并于位于笔 帖寺的博舍酒店合作建立了博舍-千高原艺术空间。在加强当代艺术大众推广的同时，探索一种综合的文化艺术项目；A4当代艺术中心完成2015年展览的同时 也将告别旧馆开启新馆，迁到麓湖。去年，A4在展览方面举办了由付晓东策展的群展“绝对无限的游戏”以及艺术家个案研究计划中鲍栋策划的骆丹个展“作为时 间界定的光”。除此之外，儿童艺术节、国际艺术家驻留项目、七日工作坊（“公司”艺术项目及陈建军、曹明浩的“水系博物馆”计划）以及各种论坛活动也在持 续进行。此外，高投集团不再投入资金支持的成都当代美术馆则转向“艺术与科技”结合的道路，举办了“数字艺术背后的故事”、“空中楼阁：艺术与3D打印” 等展览寻找新的可能。

　　成都，是否在与“当代艺术第三城”渐行渐远？批评家王林看来，成都有着很好的艺术氛围，但近几年来缺乏了当代艺术应有的冲击力、创造力和批评的声音，沉浸在 一种当代艺术的温柔之乡当中。“艺术文化第一不靠运动，第二不靠操纵，它是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经济的涨幅对艺术的影响亦是如此。艺术市场对于艺术创作而 言往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成都确实形成了艺术与市场，创作与收藏相互助涨的氛围；另一方面，市场对艺术有着‘样式化’的要求，使得艺术家失去创作的活 力。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抵制了艺术的前驱性和创造力。真正的艺术家，应该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可以被资本和市场所绑架。相较于90年代走在当代艺术前沿有 着引领性姿态的成都，现今有些疲软的成都当代艺术，就这样躺在安乐椅上享受当代艺术成果是远远不够的。”

　　成都当代美术馆的馆长蓝庆伟接受采访时说到，“外界如果因为成都当代美术馆没有做大型的展览就认为是失落了，那是你们没有看到美术馆的困境和为此所做出的努 力。包括美术馆对‘艺术与科技’的探索，是一种实验的推动，至于是否成功需要时间过程。成都的当代艺术并非失落，而是与其他城市，诸如上海、深圳相比，求 新、突破的意识不够。这边有着很好的摄影、行为等艺术的氛围和土壤，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近年政府对于艺术的资金投入可能是只多不少，收到的效果却差 强人意。今年成都退出了十大拥堵城市的排名，并不是成都不堵了，而是其他城市比成都更堵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成都艺术的处境。”（文/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