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过展品看到，艺术家所体现的“自建语境”在去智化的评判和叙述语境下，独立存在。使“创作作为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首先放弃对于周遭语境的期待和依赖，包括自己所在的本土的文化情境和所谓的全球化语境，甚至包括辨别和远离一切。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本次展览却增强了各国间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人们的相互认同和理解。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下，艺术家也不再仅仅将视野局限于本土文化，而有更多更好的资源包括理念、视觉形式、材料等等供他们进行创作。这将意味艺术家越来越可能拥有驾驭世界范围内艺术语言的能力，从而使他们自然地迎来与国外艺术家合作。如此一来，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在充分运用本土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也会及时捕捉到来自乌镇特有的文化信息。有一点是肯定的，叙事模式与艺术观念的转向，正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手段向目的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使意义在“人性”的维度上变得虚无。

　　展览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艺术之间搭建了一个有益的平台，这是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征。这个没有官方色彩和强烈意识形态的展览是一般当代艺术展无法达到的。这种运作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避免了个人好恶，相对客观。

　　当代艺术的发展，显然与整个人类世界的经济文化境遇相关，世界经济形式的不容乐观，势必会影响到全球艺术市场的兴衰，当代艺术也自然地从其非常态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保留其本身活跃特质的同时，也有意做了一些“应景”作品的尝试。当代艺术概念的范畴、容量，始终在发展中扩大，不再以我们惯常见到的“稀奇、古怪、混乱、趋黑”为标志。因此，在这次艺术展所看到的作品，呈现出一定意义上关注问题意识的作品不足为怪。

　　透过展览还发现，我们既需要借鉴、辨析国际上有效的展览模式，更需要站在当下全球文化坐标下去探求展览的方式。从一个历时性、可持续性“当代艺术邀请展”的推出，到近几年的展览延伸及规划，以及如何让中国艺术家生成坚实的创造体系，甚至如何从机制化、系列性走向全球，建立一种连续性，又如何超越曾经直至推出新的展览模式等?如何结合当下艺术发展的语境和国际艺术的发展态势，推出一个“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现象，从而纳入一种“全球性”新的结构话语体系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今天，人们频繁地使用“乡愁”一词，但缺乏一个关于“乡愁”具体的文化旨意。我们无法否认乌镇与都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当我们看到其他一些脏乱、单调、文化贫乏的乡村时，实在无法将他们与当代艺术联系在一起。展览让我们第一次认真地思考当代艺术与小镇的契合问题，或许我们将意识到当代艺术并不一定完全与都市有关，它应该与文化的发展和认知度有关。换言之，“都市”比之于“小镇”，在于它有着相对更高的城市化发展程度。更高的城市化程度，意味着更高的人口、经济、建筑和信息密度，更丰富的文化、休闲、消费生活，更多的生存层次和生存姿态，以及包容性和辐射力。对乌镇来讲，当代艺术展可以用来进一步解释全球化在中国影响了人们对生活价值的理解。无论怎样的主题，如何的变化，最终都落实到日常生活。展览本身为大家的观看方式选择了一种开放的姿态。或许更多的游人只能感受艺术创造的新奇，但同时也提示了他们何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

　　现实环境中，人们往往以“看不懂”来回应带有智性和理性特征的创作，一味崇尚感性的、由直觉和本能驱动的创作，二元地分离智性和感性，就连不少创作者自己也不自觉地麻痹和弱化其创作中本来可以展开的研究和思考。这种对于艺术的“群众文化”的视角，形成的消费者心理也暗含了思考性前提。本次艺术展，艺术家作品中，虽然不乏创新，但在对待乌镇“应景”的创作态度上，多少带有一些诧异的艺术语言。这不由让人得出一种结论，尽管国外的艺术家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但对中国的文化仍然停留在表征认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多于对失去的的怀念。

　　总体来说，乌镇国际当代艺术展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系列何为艺术的“模板”，把观者引向了对当代艺术的思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文化、艺术表达的经验和方法，并切实进入了乌镇的文化发展史。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