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将80年代以后30年的艺术都叫做“当代艺术”。从语言模式上，1980年代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海1970年代末的抽象艺术，属于现代主义;伤痕美术实际上是一种当下政治议题的艺术，但语言是古典写实主义的，甚至连现代主义都不算。1980年代中后期，谷文达的水墨、徐冰的“天书”实际上属于现代主义时期的达达主义;1980年代末，开始出现一些波普艺术的形式，也只是属于后现代主义。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很多装置、行为艺术属于达达主义，只有肖鲁的“枪击”行为接近相当于当代艺术萌芽的激浪派早期的偶发艺术。1990年代初期的观念艺术以及观念性的装置、行为和摄影，才是真正意义的当代艺术的形态。但像方力钧等人的泼皮绘画或者刘小东等人的新生代，属于当下题材的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王广义的政治波普属于后现代主义，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当代艺术。

　　2.所谓的“当代油画”、“当代水墨”、“当代雕塑”，并不是当代艺术，理论定义上是不成立的。强调艺术语言的媒介中心主义，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范畴，实际上，只要强调绘画、雕塑媒介，它就一定是现代主义的，也一定不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在媒介上是一种总体艺术的概念，即在同一件作品中使用所有的媒介。媒介的语言特性也不是当代艺术的重点，当代艺术的语言核心在于内容的文本化和符号学的精神分析。

　　3.抽象艺术或者新水墨，属于现代主义，亦不属于当代艺术。有学者提出，若严格按照西方的当代艺术的定义，可能中国就没有多少艺术作品可以算作当代艺术。因此，不一定依照西方的当代艺术的定义，中国可以自己定义当代艺术的指标。问题是，要区分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定义的“当代艺术”，与作为一个理想口号的“当代艺术”之间的不同。作为一个理想性的口号，可以在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作品和观念体系出现之前，就提出一个旗号性的概念。但从艺术史学的角度，旗号性的“概念”是不成立的。所谓“中国式的当代艺术”目前仍只是一个旗号性的概念，这个旗号下并没有出现一个独立的原创的作品体系。

　　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艺术语言或者模式，可能在语言形式、观念或题材上作了一些中国化改造，但整体上仍属于20世纪欧洲的先锋派体系。在此前提下，不可能使用了西方先锋派体系的语言模式，却不使用那一体系的艺术定义。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式的当代艺术，因为尚缺乏一个自况性的内生的语言体系。虽然中国曾经有一个独立的文人画和书法体系，但这两个体系在20世纪产生的新水墨、新书法，并非是一个完全自洽的衍生物，中国艺术仍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一种自我生成的内生关系。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西方进入了当代艺术的后殖民主义阶段，但中国仍在进行水墨、书法的现代主义补课，这种补课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仍是有意义的，至少发现水墨、书法还有很多可能性，有些方面甚至可以做得比抽象表现主义更好。文人画、现代主义或当代艺术，虽然具有发生的时间性及其文化属性，但本质上，它们首先是一种语言模式，仍可以按照各自体系的标准，达到各种体系的峰值水准。

　　没有必要为了强调一种“当代艺术”的先进性，把现代主义的作品或者使用传统语言模式的当下题材的作品称为“当代艺术”。以20世纪欧洲先锋派为主体的现当代艺术，代表一种主导性的艺术史观，但艺术史观及史学模式仍是多元主义的，三大艺术史模式仍有各自的不可替代的理论视角和现实意义。

　　西方艺术对人类艺术史的贡献，主要是以欧洲为主体的20世纪先锋派体系。总体上，这个体系只有两个阶段，即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语言上从形式主义到符号学的文本。后现代主义并非一个独立的阶段，严格的说，它是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的过渡阶段，但未构成一个独立的艺术体系，它的方法属于达达，但作为广告、明星的形象一定程度又属于当代艺术的符号学特征，但波普艺术尚未进入作品的文本化。

　　虽然改革30年的艺术受到西方先锋派体系的深刻影响，但改革30年的艺术很难用“当代艺术”的严格定义覆盖各个方向、各个语言模式的作品。因此，“改革30年艺术”不是按照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先锋派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它主要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艺术，甚至是尚未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以自我解放为中心的艺术。

来源:东方早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