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网讯 2016年7月16日下午，《美的颠覆——意大利当代艺术的洞见》展览在北京市侨福芳草地当代美术馆开启，展出了侨福建设企业集团执行长黄建华先生（George Wong）收藏的意大利当代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国际著名的策展人、艺术史学家罗兰·艾格先生（Lorand Hegyi）担任策展人。侨福建设企业集团执行长黄建华，阿根廷大使 Diego Ramiro Guelar，意大利大使 Ettore Francesco Sequi，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等嘉宾出席本次展览开幕式。

　　本次展览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大利艺术实践的复杂性、趣味性及不拘一格的特性作了一个特别的注解，尽管收藏的作品在艺术倾向、艺术流派、艺术团体和艺术个性方面存在多样性和时代差异性。本次展览无意间将自二战以来的所有意大利当代艺术实践进行全面展示，其宗旨是展现意大利当代艺术所蕴含的千姿百态、不拘一格和包罗万象的特性，以及意大利几代艺术家对世界艺术发展产生的深远与巨大的影响。

　　侨福集团主席、收藏家黄建华先生表示，对意大利文化及其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批藏品是在罗兰·艾格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购得的，是三年来十余次去到意大利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成果。

　　本次展览策展人罗兰·艾格先生指出，本次的展览线索不仅以流派划分，还以意大利地缘为线索展出了从“贫穷艺术”（Arte Povera）的诸多观念实验和彻底回归至前卫理想主义的创作观，到“超前卫”绘画实践中再度出现的隐喻图像与折衷而讽刺的主观论；从“新罗马派”（也称“最后一代”）美学中高度智性的艺术方式，到最近二十年开始年轻一代艺术家讽刺地解构往昔的艺术语言。前者以重新诠释文化隐喻和风格主义（Mannerism）为基础；而后者则运用颠覆的、挑衅的艺术语言，以诱导、批判而神秘的方式，呈现当代社会中人所存在的不同环境及人类学的种种局面。

　　7月15日下午，《美的颠覆——意大利当代艺术的洞见》学术研讨会在侨福芳草地当代美术馆举办。研讨会由法国圣埃蒂安美术馆馆长罗兰·艾格（Lorand Hegyi）主持，嘉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王端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张敢，参展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Mimmo Paladino）、贾尼·德西（Gianni Dessi）、吉赛普·戛洛（Giuseppe Gallo）、玛丽娜·帕里斯（Marina Paris）、乌戈·吉莱塔（Ugo Giletta）共同围绕主题“历史的敏感性与创作场所”和“对当代艺术叙事的重新思考”进行了讨论。

　　“贫穷艺术”（Arte Povera）

　　本次展览第一部分囊括了阿里杰罗·波提（Alighiero Boetti）、吉赛普·佩诺内（Giuseppe Penone）、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马里奥·梅尔茨（Mario Merz）、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萨尔沃（Salvo）、阿尔多·蒙迪诺（Aldo Mondino），这些“贫穷艺术”一代中传奇艺术家的作品。尽管这些艺术家在创作方法和叙事手法上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创作观却都显示出对 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早期艺术的根本性的反思，以及在实际社会文化环境中对艺术实践的再定位和再语境化。经过一段不同形式的精神抽象（spiritual abstraction）和乌托邦式普救论（utopian universalism）洗礼之后，“贫穷艺术”的艺术家们都尝试构思自身对时间、材料、运动、身体、自然，以及对各种文化隐喻，对行为、干预、变革、发展的处理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将艺术家的角色及其所在的社会文化上下文具体化。在他们具体质问艺术的能力、潜能和力量时，其核心是他们有意去创造由基本材料构成的一些组合。这些组合并非模仿式地再现某种已存在、可见的现象，而是将各种普遍的能量和具体、即时、物质的不同实际情况可视化，以启发性、诉诸感官的方式揭露出永远变化着的情景。

　　“超前卫”（Transavantgarde）

　　超前卫艺术可以说是意大利版的新表现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场艺术运动席卷了整个意大利乃至西欧的其他地区。“超前卫”这一名词最早是由意大利艺术评论家阿奇莱·博尼托·奥利瓦（Achille Bonito Oliva）提出。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在艺术中追求“革命”导致艺术丧失了它本身的特质，使人难以将艺术与非艺术及生活行为区分开来。特别是继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和现成品艺术涌现之后，西方艺术开始演变得荒谬和概念。

　　当时意大利的现代艺术发生着巨大变化。1979年，奥利瓦发现了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包括桑德罗·基亚（Sandro Chia）、恩佐·库基（Enzo Cucchi）、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米莫·帕拉迪诺（Mimmo Paladino）和尼古拉·德·马里亚（Nicola de Maria）。这些艺术家的立场与观念艺术和任何正统的方法相对立。奥利瓦在《艺术快讯》（Flash Art）杂志1979年10月-11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意大利超前卫艺术》的文章，后来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举办了名为《开放的80年代》（Aperto 80）的展览。在本次展览上，基亚、克莱门特和库基赢得了国际关注，并被冠以“意大利超前卫派三C”的称号。

　　超前卫艺术注重形象与形式的再现，对传统模式的借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妥协，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和本能，充满个人、神话及宗教色彩的艺术内容，以及与人类内心情感息息相关的一切事物。超前卫艺术家的画风激烈凌厉，倾向运用象征人类最原始欲望的艺术图像，如死亡、神话、梦境等，而这些元素多在表现主义或以内容为主的绘画中常见。这种艺术手法将绘画从一度追求约束和观念的表现形式，转变为一种展现世间万物和内在情感的舞台，这也是意大利超前卫艺术最鲜明的特点。

　　“新罗马派”（New Roman School）

　　提倡激进折衷主义的超前卫艺术受到国际艺术界认可后的不久，在意大利又出现了新的艺术流派——“新罗马派”（亦称“最后的一代”）。贾尼·德西（Gianni Dessi）、布鲁诺·切科贝利（Bruno Ceccobelli）、皮奇·坎内拉（Pizzi Cannella）、吉塞普·戛洛（Giuseppe Gallo）、农西奥（Nunzio）、马克·特里（Marco Tirelli）是代表“最后的一代”的主要艺术家，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他们在罗马积极组织活动、刊发出版物并举办展览。

　　他们面对文艺复兴、风格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形而上画派及1945年后不同形式的精神抽象主义等传统时所采取的智性方法，即以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的“空间概念”（Concetto Spaziale）为主，以“贫穷艺术” 的一些元素为辅，注定了他们创造出一种全新、折衷的智性思维。这种智性思维，映照出长存的观念主义和短暂的超前卫两者的危机。新罗马派提出一种充满智性的、基于多元历史的视觉造型（visual-plastic）语言。这种语言一方面以后现代解构方法论为依据，另一方面以鉴赏所谓的“微观叙事” （micronarratives）为出发点。基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哲学的“微观叙事”之所以合理，在于“微观叙事”包容上下文、当地、短暂、临时的心理与社会文化实际情况，不索求普遍的合理性和普世的相关性。新罗马派的艺术家们认可“微观叙事”在美学上的相关度、在诗学上的有效性。这证明他们愿意去创造复杂、成熟且在文化和历史方面都有坚实基础的一些象征体系（symbol-systems）。这些象征体系提供的不是普遍的阐述，而是关于社会文化实际和人类学实际的，具体、个人、复杂及带有上下文的确切情况，并表明这些确切情况限定了历史。（记者李冬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