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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有其必然的社会根源和时代必然性,应将其艺术本体和社会问题分开来说,才能在学理上有所区别。
现当代艺术是西方社会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艺术问题反映出社会问题,必然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过程和副产品。现代艺术发源于欧洲,影响并被迅速采纳。美国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欧洲在与美国的比较中,表现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劣势,要改变这种社会形态,解决在发展中的一些社会问题,从政治、军事、经济入手,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可能导致社会动乱。而这种社会矛盾与心理矛盾,成为一种社会心理。追求新的突破,只有艺术成本最低,最活跃,它能够刺激人的思维,探索的成本最低,对社会的破坏最小。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政府的宽容以及积极的鼓励下,现代艺术应运而生。
在这种社会需求下,现代艺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给相对沉闷的欧洲带来惊喜和心理刺激。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探索,在艺术本体上符合艺术规律和艺术创造功能规律。本质上讲,一切感受、感情都是过去时,感情是从感觉到理性的中间地带,是创造的原动力,但在艺术本体语言规律层面,一切创造都是非感情、非感受,才能近理性。创造是创作的深层结晶、形而上的构建,都是理性和未来时,具有无中生有的特质,势在必行。但探索的过程泥沙俱下。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往往出于各种政治经济目的,夹杂不同的意识形态,使得现当代艺术错综复杂。因此,我们要透过表象肯定艺术本体的探索,同时要分清探索的成功和失败,探索的过程有废品和下脚料,以及政治家和经济家强加给艺术问题的政治经济利益问题。因此,并非现当代艺术是洪水猛兽,也并非一切的现当代艺术都是有益的。
文丘里大师创造了“后现代理论”。我曾与其进行过较长时间的探讨,发现我们对本质问题的看法无大差异。他反对现代主义的颠覆一切传统,同时又主张不断创新,后现代理论的基本构架即是如此,是对现代艺术积极面的肯定和颠覆一切传统的消极面的矫正,有其本职的合理性。(作者 杨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