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顶级艺术家组合拳 带来怎样的新潮流？

　　天津美术网讯 周韶华&吕佩尔茨、隋建国&Tony Brown、邱黯雄&伊夫·内茨哈默、丁乙&埃利亚斯·克雷斯潘、梁铨&布吕克曼、谭平&卡斯特利、苏新平&伊什特万……有没有觉得这样组合的出现，在近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界特别流行?

　　中国艺术家与西方顶级艺术家共同推出一场双个展，并以对话的方式来探讨艺术。如果说前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以当代艺术家的大型回顾展最为吸引人的话，那么近两年来，中西顶级艺术家的对话展览的方式，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当下艺术界不可忽视的现象。

雅昌艺术网梳理了近十年来部分中西艺术家的对话展

　　针对这一现象，雅昌艺术网梳理了一百多位有影响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近十年来的展览，发现自2008年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双个展的形式跟西方艺术家对话，尤其是2015年，这样的双个展大量出现，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展览地点也由原来的画廊向美术馆倾斜。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近年来中西方顶级艺术家的对话展越来越多?曾经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艺术家为什么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与西方顶级艺术家对话?这样的展览对于艺术家创作、美术馆建设、中西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真的是才见面的吗?我们像是认识很久了”

　　周韶华和吕佩尔茨，两位老先生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初次见面，虽然语言并不相通，但他们共同参观展览，并不时交换着彼此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态度，当太多的艺术观点不谋而合、甚至心心相惜时，吕佩尔茨兴奋地感叹：“我们真的是才见面的吗?我们像是认识很久了!”

　　这是“心智地图的异像：马库斯•吕佩尔茨在中国”和“俯仰天地：周韶华”双个展展览前夕的故事。

2017年9月10日下午东湖边的世纪握手

马库斯·吕佩尔茨和周韶华在展览现场

　　尽管周韶华和吕佩尔茨分属东方和西方两个绘画体系，但在策展人冀少峰看来，这两位艺术家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生命的重要时段都离不开20世纪，都经历了二战或二战遗留的社会伤痛，并在历史大变局中感受着精神文化从机械复制到电子文化的变迁，在相同背景下建构的自我视觉叙事系统和话语表达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就不奇怪了。

瑞士艺术家伊夫·内茨哈默个展“再造认知”展览现场

　　而已经在艺术上是老搭档的邱黯雄与瑞士艺术家伊夫·内茨哈默则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遇。“我和伊夫在2014年就在瑞士苏黎世合作过一个公共艺术项目，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这次在复星艺术中心的展览是我们分别被邀请的，当我知道和伊夫一起展览时我马上联系了他，庆祝我们的双个展!”展览几个月之后，当邱黯雄再次跟雅昌艺术网讲述他们在上海的相遇，言语里依然充满了兴奋之感。

　　8月份，他们通过双个展的形式进行对话，这次展览是他们在瑞士合作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他们上一次共同创作了一件公共艺术作品，那么这一次则是比较完整的呈现了各自主题性的展览。

邱黯雄个展“山海蜃楼” 展览现场

邱黯雄部分展出作品

　　当然他们的创作方式有很大的差异，邱黯雄认为，伊夫的作品的形式有工业设计的理性精确，内容上更像是白日梦，而自己的方式则是在中国传统艺术基础上的对现代社会和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反思和批判。

　　“这个展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邱黯雄在这次展览中第一次同时展出了他的《新山海经》动画三步曲，算是对自己12年来艺术创作的完整呈现。虽然在展览现场，他与伊夫的展览分别位于不同楼层，也都是各自完整和独立的呈现，但是能够看到他们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里的共同点，例如他们都运用了动物的意象。“伊夫创造了很多超现实的人与动物的合体，有些是基于欧洲童话，我的作品是基于《山海经》的神话角度对今天的对象做一个生物化的描述。”邱黯雄说。

　　而谈及这样的展览对自己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时，邱黯雄觉得伊夫的布展对空间的处理非常棒，这样的思考给他带来了影响。

　　巧合的是，在近期刚刚参加的安仁双年展上，邱黯雄要展出的动画作品布展现场就遇到了问题，展览方面说无法提供全封闭的空间，而邱黯雄则借鉴了伊夫的空间设计：“用半开放的空间，既不妨碍周围的空间也有作品的相对的集中和独立的呈现，在大的创作方向和方法不会改变，我会继续在我的创作范围和框架里创作下去。”

策展人亨利-克洛德・顾索(左)艺术家Tony Brown（中）艺术家隋建国（右）

　　同样，已经相识十多年的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雕塑家隋建国和欧洲顶尖艺术家Tony Brown也刚刚在西安进行了一场对话展。这场由前巴黎美术学院院长亨利-克洛德•顾索和旅法学者吴建莹共同策划的展览被视为隋建国、Tony Brown和亨利-克洛德・顾索三位好友的再次相聚。

　　2001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的隋建国，应邀至法国巴黎高等美院讲学。作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家，Tony Brown亦是巴黎美院的工作室主任。某个清晨，他敲响了隔壁初来巴黎的中国雕塑家的门，向他送上一条箴言：“在巴黎，要像个巴黎人一样生活”。这条建议得到了一丝不苟的奉行。隋建国在花神咖啡馆度过了长长的时光，享受着巴黎轻快的乐趣，以及与友人共赏的喜悦。

艺术家Tony Brown和艺术家隋建国

　　与此同时，隋建国还经常和时任巴黎美术学院院长、Tony Brown的老朋友亨利-克洛德•顾索就学院的教育和创作进行沟通交流。从那时起，三人的友谊就没有断过，一直持续至今。近年来，Tony Brown怀着对中国文化的亲切认同从巴黎来到中国，在中央美术学院任职的同时，积极参与艺术活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

两个细胞-黑墨笔、纸-76×56cm-2017年 托尼·布朗作品

大漠-纸上水墨-109×78cm-2017年  隋建国作品

　　隋建国和Tony Brown这两位多年的故交，两位雕塑家，两位美院教授，两位艺术家一直关注着彼此的创作，互相倾慕。

　　2016年，亨利-克洛德•顾索邀请二位艺术家，在中法大学旧址(现为艺术8)举为了一次对话展览，今年，又举办了“Unexpected Certainty”隋建国&Tony Brown西安欧亚学院双个展。

　　“这并不是一场完完全全的中西方对话，甚至是相反的，因为隋建国的创作与西方雕塑史的脉络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创作过程均强调偶然性，隋建国有时会把眼睛蒙上创作，通过身体与精神的无意识行动产生一种偶然;Tony Brown则制作了一台机器代替手笔，作为工具，机器人的任务是精准的模拟与绝对的控制，他却隐秘地向其中置入一道程序，令机器人无法完满实现任务，从而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隋建国&Tony Brown西安欧亚学院双个展策展人之一吴建莹向雅昌艺术网介绍。

　　中国艺术：自我路线图的建立

　　诸如以上的对话展，为何能够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似乎在回应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几十年来始终存在的问题——从受到西方影响到建立自我体系。

　　再回到三十年前，我们的当代艺术产生之初，总离不开的话题就是受到西方艺术样式的影响，作品也或多或少带有西方的影子，而尽早摆脱这种局面，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集体努力的方向。

　　“在我这一辈子的艺术生涯中，耿耿于怀的是必须要有自己的艺术路线图，走自己的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意识到必须打通两个管道：一是古今贯通，二是中西融汇，最终还要合二为一。”这是周韶华在他与吕佩尔茨展览上的发言。

　　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结合中国画传统，提出了水墨的革新创造，并将楚人的浪漫主义精神融入自己的创作。这种一方面学习西方，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营养，从而形成自己艺术特色的创作思路，贯穿着周韶华创作的始终。

周韶华《火神祝融》 纸本水墨 68cm×68cm 1994年

周韶华《碧海银光》 纸本水墨 144cm×365cm 1998年

吕佩尔茨《没有女人的男人。帕西法尔》230x156cm蛋彩 亚麻布面油画 1994

　　批评家、合美术馆馆长鲁虹觉得，中外艺术家对比展览的举办，在当下中国是尤为必要的：“比如，周韶华80年代无疑受到了德国新表现艺术的影响，但是他在创作中，则强调和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自己的感受结合，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现在，吕佩尔茨来了，作为德国新表现主义的重要艺术家，他们一起做展览就形成了对比。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人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德国新表现的优秀艺术作品，另一方面又能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向其学习之后，如何通过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了新的艺术作品。”

　　周韶华和吕佩尔茨所代表的，正是代表当下艺术界所关注的一个节点。随着中国艺术家创作的逐渐成熟，他们作品的中国面貌也越来越清晰，与西方的艺术差异也越来越明显，渐渐地这些更具中国特色的艺术也就开始具备与西方艺术进行对话的条件。

　　“一方面说明在这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越来越有自信，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开放的，即并不拒绝向西方学习，而是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文化中出色的元素。”鲁虹说。

　　2015年和2016年，中国艺术家梁铨和西班牙艺术家安立奎-布吕克曼分别在桥舍画廊举办了“中西对话 殊象”展，其间，梁铨对安立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说许多西方的艺术家到了晚年‘都变成’了‘中国的艺术家’，因为中国艺术家画得很简单，用简单的观念表现自己，西方艺术家也希望自己越画越简单。”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的艺术在这么多年的锤炼中，也逐步形成了能和西方对话，能有自己观点的好作品。西方在这么多年与中国的交流中，也开始对中国的现代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各种原因凑在一起，使得画廊和美术馆开始做一些这类交流展。”艺术家梁铨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谈到。

　　而当艺术自身、市场、社会开放等各种主客观条件都趋于成熟之后，中国也同样吸引了西方艺术家的关注。在与周韶华的对话展中，吕佩尔茨也开始对中国画有了更多的理解：“中国画的线条和笔触所蕴含的属于绘画本身的意趣，超越了时间与空间。中国的传统古典绘画对我来讲，并不是很异国情调的艺术，而是我可以理解的、我也希望能够去挑战的艺术。”

　　伊夫·内茨哈默来中国办展期间，受苏州园林的启发很大，“曲径通幽，移步易景，非常适合冥想，身体、认知与空间完全融合在一起，简直妙不可言。”

　　当西方艺术家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中西方的对话展就不可能是单方的仰望学习，而是一个双方平等对话，互惠交流的过程。就像艺术家梁铨说的那样：“中西艺术家通过双个展进行对话，不仅对中国当代艺术体系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他者的观点，扩大了中国艺术家的思路，同时，西方艺术家也会在对话展中受益匪浅。”

　　 “再全球化”：中西文化的融合趋势

　　 其实，“中国艺术还是西方艺术，是在一种互动和对话的情境中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尤其对于现当代艺术而言。因此，美术史学科现在特别注重全球视角，而不是民族视角或国家视角。”例如安迪•沃霍尔著名的毛泽东肖像画复印品和王广义的《打格子的毛泽东》，它们共同分享着六七十年代在全球兴起的左派思潮，并不是孤立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国艺术家可能开始意识到中西方艺术的关系，所以才开始强调这个问题。”《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谈到。

　　 从中西方顶级艺术家对话展我们发现，每一对艺术家的创作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我们同时也在两者的不同之中看到他们的相通之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倾向，大概与历史的发展方向有关，“从前，我们更多地将西方艺术的逻辑和中国艺术的逻辑当成两条平行的历史线索来看待，互不干涉。但是，历史不会有两个或多个，而只有一个。一千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历史的发展，只会有一个历史，因为历史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中西艺术家的对话展是我们梳理历史的一个基础工作，让我们在一个统一的视角下看问题，让历史变成一个历史。”

　　 另外，中西对话双个展在中国被热捧，还与“再全球化”有关。“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是在冷战以后，美苏对立结束以后，自由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结果。但最近几年，逆全球化在欧美抬头，譬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主义，或者英国脱欧，更加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伴随着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衰退，中国试图引领一个新的全球化，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也潜在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中西对话的双个展才开始频繁出现。”

　　 就像周韶华在谈及与吕佩尔茨双个展的缘起时表示：“过去我虽在不少国家举办多次画展，但无机遇同异国代表性画家进行面对面的艺术对话，这对传播中华文化也极为不利。近有朋友促成我与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性画家马库斯•吕佩尔兹先生举行对话画展，正合我意。虽然彼此文化根源不同，但同住一个地球村，我们应平等相待，友好互惠。文化交流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互补”。

　　 “东西方文化，不是等待它们融合的关系，我们已经身处全球化的环境里了。应该说融合是趋势，对立多少还是会有，但大家在沟通中会慢慢找到一种方式。如今我们不是处在一种各自相对封闭的文化体里，也不是看另一个地方的人像看一种怪物似的一种状态。全世界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已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是一个融合，或者是全球化的状态。大家在担心地域文化是否会逐渐消失？变异？要担心也担心不来，会发生的总会发生的。”艺术家邱黯雄这样说到。

　　 在梳理近年来中国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的对话展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举办此类展览。因为“真正好的美术馆都是在个展上下功夫，作为艺术品的展示、研究机构，对于一个艺术家的肯定，往往要通过个展来体现。而中西方顶级艺术家对话展作为个展的一种，是展览体系里必要的一部分，其意义是更能完整地反应艺术家的创作面貌、过程、特点等，并给观众提供一个参考，可以从外延的角度重新认识艺术家。”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说到。

　　 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则认为：“美术馆应该针对当下创作中的问题，选择相应的展出内容。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总趋势是借助西方文化冲破极左思潮，并想办法去打破创作上的保守局面。但到了今天，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如何使当代艺术中国化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与传统联接。”而通过中西艺术家的对比，就能凸显值得认真对待与研究的相关问题。（作者 杨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