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女性视角在我的创作中是重要的

　　天津美术网讯 3月8日，娑婆之境”喻红个展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展览名“娑婆之境”源于佛教，意为“需要承担忍耐的世界”，也是喻红个人思考的重要表达。在此次展览中，喻红通过以摄影出发的绘画，追踪了与自身成长息息相关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在全球化和飞速发展的世界中的个人与社会历史的记忆。

　　展览开幕前夕，喻红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她讲到古典传统的自己艺术创作的影响“借鉴敦煌壁画的区隔梳理空间”；同时也谈及自己与不同门类的艺术家的交流，并提示年轻学生“最核心的问题是自己如何选择，自己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家。”她认为，女性视角是她创作中很重要的视角。

　　借鉴传统形式，表达当下思考

　　澎湃新闻：近几年，你做过几场个展，包括中央美院的“游园惊梦”、苏州博物馆的“平行世界”，此次在龙美术馆的个展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作为90年代初“新生代”艺术家的一员，有没有做回顾性质展览的计划或是想法？

　　喻红：从展览的空间到参展作品的数量，龙美的展览是我目前做的最大的一次展览，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也有几张特别大的画是专门为龙美术馆的空间来画的，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后边还有一些肖像系列，也是为这个展览专门画的。但这些肖像中的有些人物以前也有画过，也把过去老的画和现在新的画放在一起同时展示。

　　我觉得这个展览有回顾的性质，但不完全是回顾展。一个回顾展应该有每一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品。本次展览有最早的作品，我80年代末画的一些肖像和现在的绘画，线索脉络蛮长的，但不是每个节点都有。

　　澎湃新闻：走进展览空间几张大型作品带着宏大的宗教感，近些年你的展览也呈现出走入宗教空间的感知，何种机缘让你想到画“创世纪”、“愚公移山”等宏大的宗教神话题材？

　　喻红：我对宗教绘画其实一直很有兴趣。上学的时候学习美术史，后来去敦煌采风，沿着中国文化的线索，到很多地方去学习，一直对中国古代非常有兴趣、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对于这种强大的传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它们和个人的关系。随着年龄增长，我觉得我的创作能力会进一步拓展，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和经典的绘画进行对话，所以画过一些相关的绘画。比如说在北京尤伦斯展览过的天顶画，这些作品在以前的上海美术馆（当时位于人民公园边）展出过，也是以天顶画的方式呈现。我对于宗教绘画的兴趣一直延续至今的，包括这次展览的几幅大的作品，其实都和古代的传统有关系。我对这种经典的学习，或者把经典与当下对话比较有兴趣，所以也许以后还会做这样的尝试。

　　澎湃新闻：敦煌以及中西方古代的经典，除了题材上的体现之外，在绘画中还有哪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喻红：我上学的时候去过敦煌，那时候就是去敦煌是一个美术专业的必修课，除了敦煌以外，麦积山石窟、西安兵马俑等，整个一条中国文化遗产线都会去走一趟，学习很多，临摹很多。我去敦煌的时候印象就非常深，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比如我受古代绘画结构处理的影响。敦煌洞窟中的佛教壁画，不是像现在一张一张是割裂开的，在处理佛教的本身故事的时候，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故事的片段是靠植物、建筑，包括风景、山水去连接的和区隔这些空间。所以这些画面的处理对我很有影响。在这次展览中《天上人间》、《云端》就是用云隔开了几个场景。

　　中国传统山水画对我也有提示，比如一些景放大、缩小，以移步换景呈现不同的风景，观众可以随着画卷的展开看不同的景色。对于比较大尺幅的绘画，我也有这种移步换景的预设。

　　澎湃新闻：“创世纪”、“愚公移山”等宗教题材，历代艺术家也反复创作过这类题材，在你的笔下成为了《愚公还在移山》、《新世纪》，这些作品中涵盖了哪些不同过去的隐喻？

　　喻红：《愚公还在移山》是我近几年很重要的一件作品，不仅仅是因为尺度大、人物多、信息丰富。“愚公移山”本身是中国传统的寓言故事，对中国传统如何去研究学习及其与当下产生的关系，也是我近年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

　　“愚公移山”故事核心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想做，你倾尽全力是可以最终达成的。但我现在借助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当下我们还在不断“移山”，但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可能会更多元、更丰富，每个人都对“移山”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以及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是当它们真正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而不是形成一个完整的合力，他们之间更像隐喻人类对世界的不可知和茫然，是从愚公移山寓言当中引发出来的对当下的思考。

　　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表达的是让人类醒来成为人类的故事，不仅仅是上帝和亚当物理性的接触。我画的这张《新世纪》是根据《创世纪》画面最原初的理念和构图结构来的。但是在人其中有很多现实世界当中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爆炸、空气污染等我们正在遇到的棘手的、面临冲突问题。

　　澎湃新闻：您之前展览中展现了对绘画与各种材料结合的实验，包括VR展览。近期艺术材料上有没有什么崭新的体验和心得？

　　喻红：我对很多材料有兴趣，尝试过在丝绸、棉布上、锡纸上绘画，或者用树枝创作，我尝试过很多材料，但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平面的艺术实践中。这次展览中有两个是比较新的作品，就是VR作品，这个就和过去的尝试不一样。这个新的系列叫“半百”画了有20多张画，根据这20多张画的形象原型做成VR。

　　以艺术连接生活、朋友和时代

　　澎湃新闻：你的“目击成长”系列成为一个始终延续的题材，回顾了个人史和社会史，然后您觉得是缘何会有这样一个题材来呈现？

　　喻红：创作这个题材源于我90年代的时候生了孩子，对于成长特别关注。孩子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虽然他的系统装的软件我们不知道，但是社会和家庭确实给他了很多东西，人是在被不断地塑造的过程中成长的。所以我就花了好几年思考怎么去表达这种成长，后来用这个方法。

　　我从1999年开始创作，左侧是新闻图片，这些新闻图片都是选择当年发生的事件，而且用得都是经过媒体选择的、发表过的图片。然后右侧都是我画的画，这些画都用相当于家庭相册为造型的蓝本。那么左侧的新闻图片和右侧的绘画发生在同一年，从我出生那一年的内容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画。

　　喻红，《“今日北京”2003年5月2号》；《2003年喻红37岁在非典期间的街头》；《2003年 刘娃9岁的生日聚会》，2003，布面丙烯，报纸：100 x 66 cm 油画：100 x 100 cm 油画：100 x 100 cm

　　这也是一个成长的系列作品，线索非常长，每一年都在增加，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个作品继续画下去。这是时代和个人记忆天然的共进的关系。

　　喻红，《2018年“新周刊”12月15日第30-31页 G7峰会古典构图（图/视觉中国）；《2018年喻红52岁在刘小东杜塞尔多夫个展展厅外》；《2018年刘娃24岁准备翻头部石膏像》，2019，布面丙烯，报纸：66 x 100 cm；油画：100 x 100 cm；油画：100 x 100 cm

　　澎湃新闻：展览中有一个章节画的是人物肖像，其中有张亚东、李宇春等中国文化圈的知名人士，你是如何同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去交流艺术的？你们在艺术上是否有互相影响？

　　喻红：这次展出的10个人的肖像，他们都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他们中有作家、画家，也有做音乐的，年纪不同，各行各业，但大部分都跟艺术相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好奇心的人，所以我对周边的人、对自己涉及不到的行业会有新奇，我是属于用新鲜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人，发现世界可以有不同的元素去连接，这些人都给我过很多的启示。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些特别有趣的人。我和李宇春因为一个项目合作过，然后我说我想要画一个肖像的一组作品，问她有没有兴趣，她说好啊，就开始了。这些肖像基本上都是先对他们进行视频采访，采访完以后，根据这个采访，我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感受，然后再去画他们。并不是仅仅是模特往那一坐，摆一个姿势。如果是那样的话，会是过于设计。模特周边的环境、画面的氛围都来自于我对他们多年的了解。“肖像系列”的视频采访也会在展览中播放。

　　这次展览主视觉海报上用的是我画的春树（1983年出生于北京，女作家、诗人），我差不多十年前画过她。她曾经作为“80后作家”的一个现象上过《时代周刊》，被世界关注，现在也是一直在创作。我和她也是认识了很多年，这次开始画的。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人物的形象是非常有爆发力的感觉，所以画她的时候很过瘾。

　　肖像作品中还有音乐制作人张亚东，有一阵子他老画画，他也喜欢摄影。

　　澎湃新闻：你在艺术上也多有跨界，90年代和王小帅合作的《冬春的日子》也是王小帅重要的作品，你们是怎么想到各种艺术门类的结合？包括在在你们先锋电影和音乐、艺术的结合当中，有没有什么互动或者隔阂？

　　喻红：我跟小帅是央美附中的同学，他比我低一届。那个时候央美附中是一个很小的学校，有点像军事化的成长环境，早晨要集体跑步，晚上上自习，定时熄灯。在封闭的小环境中，前后几届同学非常熟。

　　后来小帅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我上了中央美院，虽然不是一个学校，但还是经常周末见面，聊电影聊艺术。那时候做艺术的人不是特别多，也包括一些爱玩音乐玩摇滚的，他们也经常在美院，当时在王府井的美院是一个信息集散地。那时候也没有钱住旅馆，都是在学生宿舍的上下铺蹭住，所以好像天然就很熟，大家都是共同成长的。

　　在做《冬春的日子》之前觉得电影是很有趣的，但是真做电影时候觉得太难做了。因为电影非常综合，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是20出头，大学刚刚毕业，不像现在能够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我觉得小帅很了不起，他处理各种复杂的、应急的突发事件能力非常强，而且最让我钦佩的是，他能倒头就睡。因为拍电影是千头万绪的，如果是我，可能这些事情在头脑中交战纠缠，根本就睡不着觉。

　　澎湃新闻：你画的《大卫》央美的典范，您自己也是成名较早的艺术家，现阶段也正是艺考进行时，对于学生，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画家，您有什么经验之谈？对他们有没有绘画语言和绘画关注点的提示？

　　喻红：我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美院教书，教过很多届学生，每一届学生中都有画得特别出色的。但是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他们进入社会以后会被社会选择，并不一定是上学的时候画得很好，就在未来很顺利。我觉得现在的年轻艺术家视野很宽，接受的信息量很大，对于世界有广泛的了解。但是其实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选择，要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家。

　　也因为知道得太多，选择每一种方式都可以，并且没有人限制你一定要怎样。这个时候其实是考验人对于自己的判断。因为年轻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创作是需要自己回答的，很多人会花很多很多年去摸索。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摸索到您这条艺术之路的？

　　喻红：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基本上就是写实绘画，从模特写生开始训练。其实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写生很少，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画模特。而且我喜欢画比较自然的、动态中的人，而动态中的人是不可能做模特的，只能靠图像和一些照片。我觉得艺术创作手法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手法都可以做出好的作品。关键是你是不是喜欢和擅长。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您觉得您有什么特别的视角？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目击成长”系列的母亲的视角。还有哪些是在观众看不到的、但你默默地在画中呈现？

　　喻红：我觉得女性视角是我创作的很重要的角度，因为没有人是抽象的，首先就有性别，不同性别对于世界的看法是不同。所以我觉得我是有女性视角，但是这也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画家，对于世界关注不仅仅是纯粹个人化的，当然个人的线索或者角度是有的。我觉得我更关注的还是人，普遍的人在世界、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生存状态。

　　澎湃新闻：绘画中一以贯之地对现实的关注，是出于普世的人类问题的整体关注，还是有指向性地针对具体的问题？讨论宏大问题时，是否担心会失焦？

　　喻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当你处理个人视角、小问题的时候，会很具体，有质感，可能就更容易动人。但你处理一个宏大的问题、社会事件或者社会理念的时候会失焦。这对于我或者说很多艺术家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基本上还是更多地用个人的视角去看世界，而不是以本身就很宏大的视角来看。因为这个世界很宏大，每天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这些事情改变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