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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铭》长卷近600字,长8.24米,加上历代题跋,总长近15米,可以算是现存黄庭坚最长的行楷。此作流传有绪,20世纪上半叶由日本藏家从广东购得,数年前又转入台湾某收藏家之手。这次拍卖,收购者身份被拍卖行保密。按国家文物管理有关法规的限制,当不致流向境外。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诗书画的评鉴极有见地。后世论宋人书,推苏、黄、米、蔡为宋四家。论者评其字险侧奇绝,体势挺拔,纵横舒展。他有诗句勉其后辈:“共期同奋发,更勉致轩昂。”未尝不可以此体味其书风。他早年疏远前人法度,专意追求独特的个性表现。苏东坡跋其草书,说他的书风如“去病穿城踏鞠”(史载霍去病在征战艰危之际,犹满怀豪情地开辟球场踢球),这其中既是赞誉,又认为是“不学古兵法之过”。黄庭坚自认为他从苏东坡那里学来了很多东西。有一个自古流传的故事——苏黄论书,苏轼说黄庭坚的字就像枯枝挂蛇;黄庭坚反唇相讥,说苏轼的字就像石头下压着的蛤蟆。他们的戏谑中包含着敏锐锋利的批评意识。
1949年以前的中国,黄庭坚的书法十分火热,个中原委在于黄庭坚有一个坚定的“粉丝”,那就是蒋委员长。蒋介石书法学黄庭坚是当时官场的常识,于是许多政要都成为黄山谷的拥戴者(国内书画作伪者似尚不知此,以致市场上流传着不少毫无黄山谷气息的“蒋介石书法作品”)。
有一件黄庭坚的书法作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是在“反右”以后“文革”以前。一个寒冷的夜间,有个中年妇女到煦园看望家父。她是鲁大昌之女鲁敬,带来一件古代书法作品,最外面装裱成雨伞式样,里面是黄庭坚的行楷长卷。我至今记得那轩昂郁拔、雄放瑰奇的笔迹,仿佛“照亮”了昏暗的房间,屋里变得分外安静。鲁敬讲明来意,她是受其父鲁大昌叮嘱,来求水老先生题跋的。父亲看过卷轴,神色庄严地谢绝在上面题写,他说他不是不写,是不敢写。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在流传千古的前贤珍迹上着墨。但鲁敬说他父亲已经被再次抓进监狱,这一次进去凶多吉少。最后她以父命难违说动了父亲,父亲磨墨选笔,毕恭毕敬地在长卷后隔水空白题跋纸上写了他拜观的心得。从鲁敬在寿山堂灯下展开长卷,到父亲题跋、盖印、收起,不超过一小时。在这一小时中,我只是在旁边看着,但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及今思之,犹在眼前。
鲁大昌是甘肃军阀,以曾在腊子口围堵长征红军而进入史册。现在书刊、网络上有不少与他有关的资料,照录一段:“……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初,鲁大昌奉令在岷县腊子口堵截北上红军,经过一昼夜激战,被红军击溃……抗战期间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失去实际军权……在兰州修建公寓,以‘高级将领’身份出没于高级军政官员中。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兰州解放时逃居岷县,被人民解放军捕获管押。劳改期间,因病保外就医,1962年10月1日在兰州病逝。”这些资料数量甚多而大同小异,它们相同的一点是都遗漏了(或是忽视了)鲁大昌是一个书画收藏家。他虽然出身行伍,但对书画艺术怀有极大的热情,他与家父的交往也与此有关。当年张大千自蜀中西行兰州、敦煌,鲁大昌的支持赞助起了决定性作用。张大千过往兰州,就在鲁家住宿。我听说鲁大昌还曾为张大千送过一位侍妾。鲁大昌当然收藏了不少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也替他荐选了一些古代书画。那年看过黄庭坚书法长卷之后,我父母还议论鲁大昌收藏黄庭坚书法,说不定与张大千有关。鲁大昌是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的,他自己颇有自知之明——共产党来了不抓他抓谁!1949年以后,他虽然不到“七擒七纵”,也差不多是“三进三出”了。我不太清楚鲁敬拿来黄庭坚长卷的时候,她父亲是否已不在人世。
如是我闻,黄庭坚长卷的结局极具“中国特色”:文化大革命开始,鲁敬受其父株连,也被捕入狱,关押在甘肃平凉监狱。她入狱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只带了一把“旧雨伞”。在女囚中她年纪较大,认罪服法还过得去。只是每到深夜,其他女囚熟睡之后,她常偷看枕头里的那把“雨伞”。鲁敬的行为被同囚室保持着敌情观念的女犯人看到眼里,立即向管教人员告密,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鲁敬就偷看暗藏在枕头里的什么东西——大概是变天账!
在犯人集合点名的时候,监狱管教人员警告鲁敬,立即交出暗藏的变天账。经过一番解释之后,鲁敬拿出并非变天账的那把旧雨伞。管教人员当众打开,流传了1000多年的铭心绝品,便展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平凉监狱的一伙罪犯眼前。“在革命人民大‘破四旧’的时候,竟然将封建垃圾带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公安人员勒令鲁敬当众撕毁黄庭坚书法长卷,并点火烧为灰烬。
今天的收藏界大概没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联想:“那也是好几个亿的东西啊!”我不知道烧毁黄庭坚书法长卷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但我绝对知道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不论对于中国书画史、中国文化史还是中国人的心灵史,那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