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做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十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这个充满爱心，诚心谋事，解人困境的“启事”发布人，是该周刊的主编人沈从文。

　　支持“未识面的作家”

　　1946年8月，沈从文从抗战时期居留的昆明回到北平，继续在复校后的北京大学任教。10月，他接受了天津《益世报》的邀请，出任该报“文学周刊”副刊的主编。

　　第二年的夏天，沈从文陆续收到一个笔名“芦苇”的作者的诗歌。诗歌颇富激情，沈从文喜欢，便在7月19日，刊出了这位作者的《飞吧，我的心！》等诗作两首。这一下子点燃了诗人的热情，他又不断地向《益世报》投稿。接下来的几个月，几乎每月都有这位诗人的诗作刊出。一些诗稿，沈从文还推荐发表在北平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副刊上。这家报纸的副刊，也是由沈从文主编的。不刊用的稿子，沈从文还负责地退回。退稿信，沈从文亲自来写，有时还附出具体意见。这使得诗人与这位编辑先生亲密熟悉起来。

　　这位“芦苇”，就是后来以诗歌闻名于世的柯原。柯原当时只有16岁，是天津“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一名学生。他所学专业虽然是化学工业，可却喜欢文艺。在艾青、田间、绿原、李季……诗人诗歌的阅读中，柯原开始了新诗创作。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年龄小，有闯劲。买不起稿纸，找些边角白纸，自己刻蜡纸，在学校油印机上印出，成了自己独特稿纸。诗作发表，有时收不到样报，就在傍晚时，拿把小刀，在阅报栏上把自己的稿子割下来。尽管他一个编辑部的人也不认识，却敢于寄稿。也幸好遇到沈从文，他第一次寄稿即获发表。

　　几个月之后，柯原与时常通信的沈从文就有了一种特别的信赖感。就在此时，柯原当小职员的父亲因年老被裁失业，随即又得了急性肺炎。当时可以救急的西药极贵，一小支消炎用的盘尼西林(按：今名青霉素)，竟需要十几万法币。治疗未久，父亲去世。期间花销及丧事费用，使他家欠下一笔债务。当时柯原家只有姐姐一人当小学教员，菲薄的薪水根本不足撑起这个家庭。看到母亲和姐姐的愁苦状态，16岁的柯原便向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明家境情况，并提出想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

　　当时的知识分子，生活一般都不宽余，所以正式工作之外，总要多处兼课兼职，以补家用。沈从文自己当时除在北大任教，同时还担任数家报纸文学副刊编辑，便是这种状况的反映。接到柯原的求助信后，沈从文万分焦急，但他知道，以当时柯原的知名度和文章，是很难获得报纸预支稿酬的。而自己又实在拿不出一笔钱，来支持这位“未识面的作家”。于是，他便只能试着用自己手中的笔，来给予柯原一些实际、真正的援助。这样，就有了那则“启事”。

　　难以忘怀的情分

　　在当时，文人一般很少卖字。因为在人们看来，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正途。那段时间，沈从文日子也颇为困窘，可他就从未想过为自己卖过一张字幅。但沈从文是一个善良热情、慷慨好义之人，在这救助乏术的特别情况下，他动用了作为文人的最后一点点资本。

　　沈从文的这则启事，还有一点令人感怀：他并没有在这里公布这位青年作家的姓名。而只要求买他字的人写信来，在自己寄字回去时，才告诉青年作家的地址，请买字者寄款过去。他不愿意公开这位作家姓名，是免得他和家人受到其他无谓的干扰。这表现了沈从文深入知世又良善的心性。

　　“启事”刊出后，因为沈从文著名小说家的名气，加之许多人都闻知他的一手章草写得确实漂亮，陆续便有人致信，将自己对字的规格、内容写上，由沈从文书出，寄回时再告诉柯原的地址，以便寄款帮助。

　　从后来接到寄款的柯原家所知，当时乐意花钱买沈从文字的，也并没有什么大款阔佬，多是一些善良的普通人。他们都实诚地按地址寄去了钱款，有的还写信表达亲切问候。柯原后来回忆，他家陆续收到了寄来的款项有20多份。用这笔钱，他家终于还清了债务。他当然更清楚：“这是在当时情况下，沈从文老师对一个无名诗人所能尽到的最大限度的捐助了。”这样的情分，自然不能忘怀。后来许久，柯原的母亲还“一直叨念和祝福这位没有见过面的好心肠教授”。

　　可快速发展的时局竟使沈从文和柯原几十年都没能见上一面。当时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柯原在天津，距离虽不甚远，可1948年冬天，进步的柯原越过国民党封锁线，到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3月参军，南下。再往后忙于各种工作……便与沈从文中断了联系。

　　见面的激动

　　在部队的几十年间，柯原写下了大量富有南国气息的军旅诗作。因为特别的情调，获得了读者广泛的喜爱。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报刊上开始报道国外对沈从文作品的评价和研究情况，国内一些出版社已经出版或正准备出版他的作品，见到这些消息，柯原也很高兴，他便给沈从文去信，报告自己的情况，并附了两本诗集，算是给当年鼓励他的长者交上的一份“作业”吧。

　　接到柯原来信，沈从文也很高兴。虽然事情已过去数十年，可提起笔，沈从文还是将柯原作为一个可以深谈的友人：“你在军队中搞宣传工作，用新诗作武器，必比较容易建功。且可能还有机会各处走动。据我私见，除正常工作外，如还有余暇时间可用，最好试写点散文，或通讯报道性作品，肯定会比一般作家临时短期在某地某处采访作的文章扎实而深入。”这样的看法，很值得写作者，尤其写诗者的注意。

　　收到沈从文这封亲近的复函，柯原自然很高兴。1980年夏天，在赴北京参加征文授奖会议期间，他赶到沈从文家，看望这位数十年前帮助过自己的文学长者。见到沈从文，柯原自然谈起当年沈从文卖字救难他们一家的义举，不料老人已经记不起这件事了。也许，在沈从文的记忆中，并没有将自己所做过的好事留存心头。

　　柯原眼前的沈从文，已是一位文物学者：“自然，沈老最有兴趣的，还是谈他的古代文物研究。建国后他从事这项工作已经三十几年了，谈起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实际上他的家中也是一个小小的古董陈列馆……我望着这满屋的书籍、字画、古董、资料，这里的一切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既陌生新鲜，又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这间小屋给了我一种亲切感。”

　　1988年5月，著名作家沈从文逝世。柯原马上写出《淡淡的色彩和一缕清香》一文，悼念这位并没有直接教授过他，却给了他更多人生关怀和教育的老师。他在文章结束时这样说：“沈老曾经说过：‘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这话颇有些伤感而拨动人们的心弦。但我认为沈老的文章是不会老去的，是有久远的生命力的，从沈老的作品近年来纷纷在海内外出版来看，它已经拥有了一代读者，还将赢得一代又一代海内外的读者。”

　　的确，沈从文的作品显示出他久远的生命力，沈从文为帮助柯原而主动卖字的故事，是值得我们珍视和记忆的。

来源:人民政协报责任编辑: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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