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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油画雕塑院不久前举办的“张充仁文献展”,呈现出张充仁在上世纪30至60年代于艺术创作、教育活动与社会交往的剖面。张充仁交往的长长朋友名单,几近可以勾勒出一部上海近代艺术史,而目前对此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张充仁及其友人的交往细节,随着光阴翻篇,其中被遮蔽的文脉将能发掘出怎样的深度?
1934年5月的一天,比利时布鲁塞尔拉布拉多大街26号《20世纪报》的办公室里,连环画周刊主编埃尔热正在构思系列作品《丁丁历险记》的第五个故事,丁丁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远东。但是对埃尔热来说,东方、中国只是遥远陌生的地理存在,直到一个名叫张充仁的中国青年留学生来到他的创作世界。
从一本《芥子园画谱》、一套文房四宝,到中国历史、民族习惯、民俗风情,埃尔热在张充仁的讲述里渐渐走进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两人决定共同创作《丁丁在远东》。1934年8月起,《丁丁在远东》开始在报上连载,每周一版,持续52期,这部讲述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丁丁与朋友“张”的历险故事于1935年底印成连环画册《蓝莲花》正式出版。在埃尔热的笔下,张充仁经过六次渐变处理,成为24本《丁丁历险记》中唯一的真实人物“中国张”。这套被译成65国文字、发行2.5亿册的连环画使西方国家近10亿人了解了“中国张”和张充仁。《蓝莲花》也成为埃尔热创作的转折点,“丁丁”系列由此从早期的主观臆想进入到严肃认真的创作阶段。
2014年是《丁丁在远东》问世八十周年,这本曾在欧洲引起轰动,甚至让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爱不释手的连环画,在“中国张”原型、合作者张充仁的家乡上海却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与纪念,在这种缄默的背后是人们长久以来对张充仁,这位中国现代雕塑奠基人之一、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文化使者的忽略与遗忘。
不久前,在上海油画雕塑院举办的“张充仁文献展(1936-1966)”,通过展示张充仁的雕塑精品、油画原作、水彩画复制品以及历史文献、图像照片、原始实物,呈现出上世纪30至60年代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教育活动与社会交往中的剖面。
展览中有四张学术表单十分显眼,分别为《张充仁作品表》《张充仁生平大事记》《张充仁学生名录》《张充仁交友年表》。在“学生名录”中共记录学生428名,居首的是著名古画收藏鉴定家王季迁,名单末尾的是画家陈逸飞,名单中还有水彩画家哈定、摄影家简庆福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张充仁任教“之江大学”的学生资料因缺失而未被统计。
《张充仁交友年表》是展览中最具创见性和难度的梳理,一个上百人的名单横跨文艺界、民国政要、摄影出版界、建筑界、医药界、宗教界、企业界等,可以说他的交往几乎可以勾画出一部上海近代史。
不过,颇惋惜的是,因过去多年对艺术家的忽略,以至于对上海现代历史文脉中一代艺术家的资料存档、学术研究和有序表达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当人们终于着手抢救这段记忆时,与张充仁同时代且有交集的同辈大多已是前尘往事。展示的一列表单、一帧照片、一幅画作、一尊雕塑在定格了历史瞬间的同时,鲜活的细节也一并静定了。近十年来,得益于上海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与张充仁纪念馆的研究、出版、推广,有关这位艺术家的艺术交往才得以逐渐浮出水面。
吴作人与吕霞光
1931年9月22日,24岁的张充仁来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中比庚款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接待员的帮助下,张充仁在皇家美术学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安顿下来。几天后,他参加了入学考试。10月5日,张充仁在公告栏中意外地发现自己“跳级”被“人体油画高级班”录取。
1907年出生于上海徐家汇的张充仁少年时代便展示出绘画天赋,12岁读高小时就开始学习绘画技法并临摹西洋画。14岁时进入土山湾印书馆照相制版部学习摄影、制版,并先后向在土山湾传教、兴办教育的外国传教士安静斋及教育家、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学习素描、法语、书画和古典文学。年仅20岁的张充仁已熟练掌握风景水彩、人物肖像的画法,并在上海《时报》馆就任《图画周刊》编辑。
正是因为扎实的美术功底,皇家美术学院招生处认为张充仁可以跨过初级班,直接进入由院长阿尔弗雷德·白斯天教授执教的油画高级班学习。油画班有60多位学生,来自11个国家。10月底,张充仁正式入学,师从巴斯天教授,成为皇家美术学院的一员,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中比庚款助学金。
在那里,张充仁遇到了读油画高级班二年级的中国同学吴作人和吕霞光。他们是1930年冬从巴黎国立美术学校转学过来的,都曾读完大学课程,师从徐悲鸿,出国前还联手在上海办过画展。
吕霞光在绘画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吴作人在皇家美术学院油画会考中获得金质奖和“桂冠生”荣誉,因此都拿到奖励优秀生的“庚子留学助学金”。巴斯天院长称赞吴作人“是充满个性的作者”。
吴作人比张充仁大一岁,生于苏州,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建筑系毕业后考入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后转入上海南国艺术学院,在徐悲鸿主持的美术系学习,不久转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工作室学习。1930年赴欧留学,先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因此在中国同学中被称为“老资格”。
吕霞光比张充仁小一岁,家庭不支持他学绘画并断绝经济支持,但吕霞光觉得“肚子越饿,感觉越敏锐”,因此格外用功。张充仁更喜欢吕霞光,两人时常彼此照应,一起外出考察,一起参加学生活动。而暗地里,张充仁将吴作人视为追赶的目标。
留学期间,张充仁与上海《时报》《唯美》、北平《新晨报日曜画报》等多份报刊保持联系,持续撰写留学生动态,寄回自己的作品照片,同时翻拍欧洲美术名作供报纸刊用。他也常常到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结识了童第周等中国留学生。
1932年,侵华日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 张充仁在油画班的第二学期期终考试中,六门学科获得三个第一(油画风景、禽兽解剖、透视学)、三个第二[油画构图(人物)、人体解剖、图案构成]。他创作的油画《锡瓶柠檬》,引起雕塑家隆波(Egide Rombaux)教授注意,建议转学雕塑。9月,通过一连7天筛选考试的张充仁成为皇家美术学院雕塑高级班的学生之一。应教授课堂命题“挂念”,创作雕塑处女作《渔夫之妻》,寄托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思念。
这年,吕霞光与法国女子马德兰结婚,张充仁与吕霞光常常来往,无话不谈。
1933年暑假时,张充仁前往巴黎,时而与吕霞光登上蒙马特高地俯瞰全城,时而驻足塞纳河畔的卢浮宫,时而来到凯旋门下凝望纪念碑,时而又细细品味罗丹的雕塑。在巴黎的一个月里,张充仁先后创作了《赤子》《塞纳河畔》《塞纳河少女》等多幅油画和水彩画,这批绘画成为他那一时期的代表作。 这年他结识了1931年进入皇家音乐学院的赵梅伯并成为好友。赵梅伯时常邀请张充仁观看他的音乐会。
这年4月,张充仁的油画《休战前夕》在皇家美术学院大赛中获构图第一名、动物解剖第一名、人物解剖第二名。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市长授奖,教育部长称:“东方艺人之来欧研究,能竞争不让人者,实为第一次。” 作品被比利时《晚报》接连报道、评论,中国驻比使馆签发了 “三育奖章”。
1934年6月,张充仁凭借毕业雕塑作品《玛特兰纳》获得人体雕塑第一名,布鲁塞尔市政府向张充仁颁发了三年只发一张的“比利时政府雕塑家”证书。张充仁因此可以担任皇家美术学院的助理教师,获得享有个人画室的待遇,前提是必须加入比利时国籍。张充仁婉辞了皇家美术学院挽留其入籍比利时之意,决定回国。 8月,张充仁参与创作巨型雕塑《马修像》,这尊雕像耸立在布鲁塞尔百年宫额顶成为1935年比利时世博会的一景,也成为一件传世佳作。
1935年11月,28岁的张充仁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上海,带回了70余件绘画、10件雕塑和14箱西洋经典名画资料。
一年多后,吴作人、吕霞光以及另两位同学周方白、陆传纹也毕业回国,执教于艺术学院,并在1937年随校迁往重庆、武汉,参与抗日宣传。
老同学再次“相遇”一隔十年。1945年,上海沦陷的第八年,吴作人、吕霞光、周方白、陆传纹等人先后从重庆来到上海,由吴作人参与发起成立上海美术家协会,意与有官方背景的上海美术会抗衡,而张充仁则是上海美术会理事,又被推选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设计委员会委员。从那时起,张充仁与老同学吴作人的人生轨迹便不再交会,甚至产生了认知上的某种纠结,成为一个历史的遗憾。
一年后,几位老同学也各奔东西。吴作人应徐悲鸿之聘,赴京执教。周方白与太太陆传纹由杭州国立艺专转至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任教。吕霞光夫妇为了摆脱国内动荡时局,重返了欧洲。
默社与黄山艺苑
在《张充仁艺术研究系列——文论》和“张充仁文献展”的展示中,有一组民国廿五年的《号外画报》,这组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珍贵资料是1936年1月13日起至8月3日,张充仁为了让中国人了解雕塑和绘画艺术,将在欧洲学习考察时积累的资料和心得,陆续在上海《时报》专刊《号外画报》上向人们介绍,每周一期,刊登两件(幅)作品,张充仁对58件西欧雕塑、绘画名作简洁地介绍作者、内容、典藏场所、艺术技法和社会影响。《号外画报》以如此规模在大众报纸上介绍西欧美术名作,在上海乃至全国是个创举,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反响。
这一年,张充仁经马相伯介绍,结识了蔡元培。蔡元培十分欣赏张充仁的创作并邀请他参加在静安寺路万国总会举办的蔡元培祝寿会。蔡元培勉励张充仁,希望他努力设法让中国了解雕塑艺术,为社会美学启蒙教育做出贡献。
张充仁在考察了上海画坛后发现,艺术界普遍存在浮躁而不深入研究的风气。于是,他与徐悲鸿,上海新华艺专的汪亚尘、周碧初、朱屺瞻,苏州美专的颜文樑,上海艺专的陈抱一等画坛友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西洋画艺术团体,取名为“默社”。默社规定,成员每隔两周聚会一次,每年夏秋之间举办成员新作品展览。他们以行动力倡“沉着忍默,实际工作,不尚空谈”的艺术精神,意在通过严肃创作和宣传,使艺术界的风气焕然一新。
不久后,默社举行了第一届绘画作品展览会。名家们的携手努力给上海滩刮来一股别样的清风,为西洋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小的影响。
展览中另一张珍贵的照片是1946年“黄山艺苑”的合影,照片中有张充仁、郑午昌、张大千、吴湖帆、许士祺、汪亚尘和颜文樑。照片上留过洋的张充仁、许士祺、汪亚尘和颜文樑身着西装领带,而郑午昌、张大千和吴湖帆三人因擅长传统书画,则一身中式长衫。上海油画雕塑院常务副院长肖谷对此感慨不已:“从照片上可以感受到艺术的融合与坚守在近七十年前已有良好的互动与体现。”
照片中的郑午昌先生今年恰逢逝世120周年。郑午昌之子郑孝同告诉《艺术评论》,当年由许士祺、许士骥兄弟二人发起成立“黄山艺苑”,吸引来海上画坛著名的国画家和西画家共同商讨抗战胜利后如何振兴文艺。尽管“艺苑”持续时间不长,但中西画家们雅集的愉悦感还是能从照片中的神态一览无遗。
另一位“黄山艺苑”成员汪亚尘于1983年辞世。汪亚尘之子、加拿大籍高级建筑师汪佩虎记得,上世纪三四十年,位于建国中路建国坊的汪宅是艺术界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张充仁、徐悲鸿、齐白石等都是父母来往的朋友。张充仁为齐白石塑像以及与白石老人相熟便是在此期间。汪亚尘对张充仁的雕塑十分钦佩,张充仁、滑田友都为汪亚尘塑过像,然而都遭遇损毁。1984年秋汪亚尘逝世,张充仁特意为生前好友致悼词,由于彼此相熟相知,又有近似的艺术经历,悼念文发自肺腑,令汪佩虎及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感动至深。
齐白石与陶冷月
1946年,年届八旬重操卖画治印生涯的齐白石应中华全国美术会邀请携百件作品赴南京、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上海美术界推举张充仁为齐白石塑像。
齐白石下榻的沧州饭店内访客不绝,求画者更多,老人终日不得闲,几乎无暇坐定当模特。张充仁两次前去塑像,谈话间就捕捉到齐白石的神韵之所在。
张充仁手捏泥巴,采用以塑为主,略加雕刻的手法,把泥巴捏成大小不一的泥丸子,然后迅速确定齐白石的面貌特征,在轮廓线上一点点加上去。
张充仁一边塑一边思考,应先抓住整体庄重好思的头额,沧桑在额头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脑后纷披的头发可衬托前面古朴仪容,处理应简洁。稍微隆起而紧缩的眉心,连接向上弯曲的额纹,可以表达其久经阅历而容纳人世炎凉的变化。戴着的眼镜有点洋气,应当免除,而挖大瞳孔可以射出老人钟爱自然的画家个性。双唇紧抿,胡须飘逸,用明暗对比强烈的粗犷线条,雕出朴实而灵黠的神韵,还略显出骄矜的心态。
肖像雕塑完成,张充仁请齐老观看。齐白石惊呼:“好,有神!”他像个孩子般一手提起袍角,一手竖起小拇指捋着胡须,哆嗦着嘴巴作不出声。齐白石兜了两个圈子后,拍了一下画桌:“请充仁小弟拿张纸来,我要写几个字赠给你呀。”说完,挥毫写下:“泥塑之神手也”,落款处写上“充仁先生正,八十六岁,白石”。
至1947年初,张充仁归国十年间塑成人物肖像20多件,有政界要员冯玉祥、于右任,有外交家唐绍仪,有新华艺专校长徐朗西,也有青帮头头杜月笙、张啸林……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张充仁患上肩周炎,好友陶冷月得知,上门为张充仁数次推拿,病情才有所好转。为表示感谢,张充仁为陶冷月塑了一尊胸像。
张充仁与陶冷月的频繁交往是从1943年冬开始的,那时陶冷月搬入了英士路(今淡水路)风雨楼,距离张充仁开在劳神甫路(今合肥路)的私人画室很近。
“张充仁先生(原籍)是七宝人,每到秋天咸菜雪里蕻成熟的时候,张师母或张家保姆都会送一些到我们家来。张家姆妈也常常带着张先生的两个女儿来家里来玩‘扮家家’。有时,张先生独自上门找父亲,父亲不在家,他就坐在沙发上,边给我讲故事,边等父亲。”已故的画家陶冷月的儿子陶为衍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回忆。陶为衍四五岁时,张充仁还送给他一件砚滴。
当年被陶冷月治愈肩患后,“张充仁世伯提出免费为我父亲塑像,石膏胸像塑成后,因时局关系,当时没能翻成铜像。这尊石膏像就一直放在陶冷月画室内。1958年4月,父亲被打成“右派”,为怕连累好友,就把胸像藏在楼梯间。浩劫来到时,父亲为保存这尊胸像,把楼梯地板撬起,将之藏在了楼梯地板下面,这才躲过劫难,得以幸存。”
1997年,陶为衍和胞弟为浚在上海为陶冷月举办遗作展,想把这尊胸像一起陈列,可是从楼梯地板下取出后发现石膏底座已破损,无法展出,而作者张充仁又远在欧洲。陶为衍便四处打听翻铸铜像的人选。1999年,经上海博物馆的王克华修复和翻铸,半个世纪前的石膏模型终于变成青铜作品。今天,这尊陶冷月青铜石膏像就陈列在闵行七宝镇的张充仁纪念馆。
远而不遗 逝而不忘
在写下有关“张充仁文献展”的文字时,肖谷曾这样定义这位艺术家——一位在中国美术史中还不十分响亮,甚至轮廓还不十分清晰的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奠基人之一和国际最负盛誉的现代中国雕塑家。
这样的表述显得奇怪,但在肖谷看来,“这是张充仁既定的在美术史上的学术定位,与公众、甚至当下美术界对其了解程度不够、不深所形成的事实。”
文献展在起始部分是这样回应这个事实的——“这是对张充仁作为雕塑家、油画家、水彩画家和艺术教育家的影响力和个人魅力与艺术史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张充仁作为文化人在横跨不同社会形态的交流、传播与创作内容多样性的丰富叠加现象,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对张充仁作为艺术与教育家已有文化基因里的中国传统与西方宗教和艺术的融合表达方式,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对张充仁作为现代历史文脉中的一代名人,在有序的表述、有效的存档与有力的研究上,没有得到足够的梳理等四大因素有关。”
至此,不妨再来看一看张充仁和他昔日同窗的不同遭际。1946年,吴作人接管北平艺专,并组织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任理事长,建国后长期任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领导新中国美术事业并享有国内外声誉。周方白陆传纹夫妇后调任同济大学任教,1988年83岁的周方白加入共产党并向国家捐赠大量作品。吕霞光夫妇1948年重返法国,介绍中国现代美术,旅居法国期间十分关注中国美术事业和中法文化交流,1983年应邀回国受到热烈欢迎,并于次年在法国捐款建立中国画室,供旅法中国画家使用,1993年吕霞光回国,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珍品全部捐献,这些收藏现陈列于浙江美术馆的“吕霞光艺术陈列”展厅,长期展出……
然而,1949年后的张充仁艺术生涯却并不顺坦。张充仁出身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办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是由“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培养的基督徒,他是为蒋介石、司徒雷登等“头号反对派”塑像的人,他是公有制教育下所不容的私人画室的始作俑者……上世纪60年代,张充仁被调入上海美专任教,后被调入上海油画雕塑院工作,当时新中国的雕塑重镇是中央美院和在杭州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院前身),虽然张充仁是留欧回国同窗中以雕塑见长的佼佼者,但在当时特殊的艺术现实中,即使他努力改造思想,争取进步并作了一系列歌颂工农兵的优秀作品,依然很难在城市雕塑中立足。
解放初期,张充仁参与投标上海市政府拟在外滩建立的“人民英雄纪念塔”,巨型雕塑两次评审获得第一,得到时任陈毅市长的首肯,但在某些权威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张充仁所设计的图样是不妥当的……需要发动美术界和新闻界狠狠批评他一下,此人在文艺整风以后尚如此毫无进步”的打压下,张充仁的雕塑惨遭毁灭,仅余照片两张。因此,这次的“张充仁文献展”始于1936年张充仁归国美术展,而终于1966年,或正是选择回避这段时代的无奈。
与东方反差强烈的是西方社会对张充仁、对《蓝莲花》以及埃尔热因思念张充仁而作的《丁丁在西藏》的拥抱。1981年,张充仁应邀赴比利时讲学,他与埃尔热半个世纪后的重逢令欧洲为之泪下。比利时国王宴请他,称其为学兄,皇后亲自拜访他,欧洲媒体报道张充仁甚至超过了到访的外国元首。1985年,法国再次邀请张充仁讲学,他为埃尔热、德彪西以及法国总统密特朗塑像。年近八旬的张充仁义无反顾地“西渡欧洲别寻知音”,耄耋老人的心头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在异国他乡,他得以与吕霞光夫妇在旅法侨社的雅集中欢聚,得以参加吴作人夫妇的巴黎画展开幕式,得以回到无忧无虑、专注艺术而心无旁骛的追求中去。晚年的张充仁在回国期间完成了邓小平、茅盾、巴金、聂耳等塑像,望九之年创作了雕塑《完璧归赵》庆贺香港回归。1991年,当张充仁安然地回到主的身边时,法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张充仁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恩师马相伯,用了“远而不遗,逝而不忘”八字。今天,当一部让西方了解中国和中国遭遇日本侵略的《丁丁在远东》问世八十周年以及“张充仁文献展”落幕不久之际,或许这八个字正是今人对这位被历史遮蔽的艺术大家应当保有的态度。
在几近可以勾勒出一部上海近代史的张充仁交往的长长的名单中,目前的研究是冰山一角,与张大千、吴湖帆、颜文樑、丁光燮(与颜文樑、朱士杰被合称为“苏州美专沧浪三杰”)、郎静山等的交往细节,随着光阴翻篇,今已难考。即便是张充仁的学生一辈,王季迁、哈定、陈逸飞也驾鹤多年,“充仁画室”知名学生、摄影家简庆福先生因年事已高记忆与表达已不如昨。已经展开了十年张充仁研究的上海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与张充仁纪念馆的老人们即将退休,新人们能否持续地重视、发掘被遮蔽的文脉,向研究的深度探寻,使“默社”里的充仁先生不再缄默,令城市真正地拥有一份“远而不遗,逝而不忘”的温存。(陆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