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能辨我是雌雄：艺术中的性别扮演和身份认同

　　李银河的长期跨性别伴侣“大侠”被公诸于众以后，引起了舆论对于性别和性取向问题的热议。“小波过世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异性者，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Transsexual(LGBT中的T)，”李银河在《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中如此描绘“大侠”的情况，“他是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这样的人跟女同性恋的区别在于，他虽然身体是女性，但是自身的性别认同是男性，他所爱的只能是异性恋女人，而不是同性恋女人。”

　　无论是美国女知识分子的代表苏珊•桑塔格，抑或酷劲十足的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公布自己的私生活不仅会造成轰动的效应，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在知识界以外，实际上，性别问题一直都是敏感的艺术家热衷与关注的领域。以下是9件与性别扮演、身份认同有关的艺术作品，其中大部分曾经是2010年美国国家美术馆经典展览“藏匿与找寻”中的参展作品。

托马斯•伊金思摄影作品《惠特曼肖像》（1891）

　　曾几何时，“惠特曼爱好者”和“王尔德的书迷”是同性恋者彼此相认的暗语。1891年，“同性恋”(Homosexual)这个词语尚未横空出世将性劈为“正常”和“异常”两半的世界。美国诗人惠特曼以文字涉及了性别的各个方面，他的诗句成为美国个人主义史上最激进的宣言。他在《桴鼓集》(Drum Taps)和《芦笛集》(Calamus)中赞颂男性之爱。当社会铁板一块拒斥同性恋的时候，惠特曼以自己的诗句和生命，证明欲望的可能性并不是可以被轻易描述和概括的。下面是收录在《芦笛集》中的第一首诗《在无人踏过的草径上》：

　　在无人踏过的草径上，在碧水外溢的池塘边，消遁的灵魂又展现了生命，禁锢我心灵多年的关于享乐、利欲和循规蹈距的教条都已消失无影。虽然没人会首肯，但我的灵魂清楚地感到，我歌唱的人沉浸在同志的欢爱中。远离尘世的喧嚣，我们的言语吐露着芬芳，在这个无人来到的角落里我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强大的生命伴随着我，向我显示了我所追求的一切，我决心只高歌同志情谊，让这首歌延续到我生命的尽头，把这份充满活力的爱延续给后人。四十一岁第九个月的这个下午，我为所有年轻的和曾经年轻的男人而活，我要说出日夜陪伴着我的秘密，我要欢庆同志的爱情。

罗曼尼•布鲁克斯油画作品《自画像》（1923）

　　20世纪之交在世界多国同时爆发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危机，最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社会巨大变革的时期，人们经受了巨大的损失，却也面临许多机遇。特别是旧规则的崩塌意味着新的可能性的诞生。人们有机会逃离小镇的各种清规戒律，在大城市中重塑自己。

　　在这幅自画像中，罗曼尼•布鲁克斯(Romaine Brooks)使用了一系列复杂的编码和图像化的约定表现出她在一战期间巴黎女同性恋精英团体一员的身份。上层的社会地位以及独立的经济状况赋予她自由表达的权力。她身处的阳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门槛，她光鲜的中性化服饰，加上她浓重的口红、敷粉的面部，帽檐投射在眼睛上的阴影……各种细节都象征着她的女同性恋身份。当代学者特萨•特鲁•拉提梅尔(Tirza True Latimer)指出，布鲁克斯创造的这种表现方法影响至今。

弗洛琳•史提海莫油画作品《马歇尔•杜尚肖像》（1925）

　　1915年至1935年，弗洛琳•史提海莫((Florine Stettheimer))和姐妹们在纽约的文化精英中主持了一个沙龙，聚会地点是她们在上东区的豪华公寓。史提海莫家的沙龙中，性倾向是流动的、模糊的、含蓄的，但也是社交的中心主题。马歇尔•杜尚在1917年加入了史提海莫的小圈子，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宾客和热情支持者。在这幅肖像画中，史提海莫将杜尚表现成一颗雌雄同体的、脱离现实的、熠熠发光的头。“现实生活中的马歇尔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艺术评论家和史提海莫圈子的成员亨利•麦克布莱德(Henry McBride)曾写道，“他最好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贝伦尼斯•阿博特摄影作品《珍妮特•弗兰纳肖像》（1927）

　　1922年，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和她的恋人索丽塔•索拉诺(Solita Solano)一起在巴黎定居。接下来50年，她为《纽约客》的一个专栏“巴黎来信”撰文。弗兰纳和索拉诺很快成为巴黎各种沙龙的常客，她们的同性恋人身份也成为当地最时髦文学团体的入场券，这些文学团体一般都是由富有的女同性恋者主宰。弗兰纳用优美的法文给自己起了一个性感的中性化笔名“Genêt”。

　　弗兰纳用Genêt隐藏自己的身份，但是就像大多数面具一样，这个名字能隐瞒多少东西就能暴露多少东西。她装模作样的散文聚焦于男女同性恋名人的个性生活，弗兰纳提供了巴黎“in”团体的一瞥。美国摄影师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以两个主题的摄影作品闻名，一是她拍摄的纽约街头，一是她镜头下的同志社群。这幅阿博特拍摄的肖像照中，弗兰纳带了两个面具，如她的笔名一般表现出她的多重掩饰。

安迪•沃霍尔丝网版画作品《伪装的自画像》

　　安迪•沃霍尔1968年宣称每个人可以成名15分钟。在1960年代咄咄逼人的名人文化中，沃霍尔把自己当一张白纸。他的苍白、面无表情、古怪的表达方式和著名的假发创造出一个“个体”。在他这个《伪装的自画像》系列中，每幅都有不同色彩的伪装覆盖在艺术家的脸上，沃霍尔提出了这个观点，肖像不过就是个面具。沃霍尔躲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伪装，即刻可辨，他的脸即是他的伪装。

南•戈尔丁摄影作品《出租车中的米斯蒂和吉米•宝莱特，纽约城》（1991）

　　这是南•戈尔丁最喜欢的两个拍摄对象。一个早上，在尽夜狂欢之后，两个精疲力竭的派对动物打车回家。吉米•宝莱特的肩带掉下来了，这不是性感的暗示，却是精疲力竭和绝望。戈尔丁赋予他的对象一种尊严，一种分量，观者既无法偷窥，也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评判。

安妮•莱伯维茨摄影作品《艾伦•德杰尼勒斯，夏威夷考爱岛》（1997）

　　好莱坞在政治上一般是进步的，但谈到性倾向的问题，总是摇摆不定含糊其辞。1997年4月，情景喜剧明星、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Ellen DeGeneres)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是的我是gay”。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德杰尼勒斯考虑要不要出柜，最后她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坦承自己是女同志，那么她对于自己的生活和职业都没法控制。

　　出柜，她后来说，成为最自由的经验，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了。”安妮•莱伯维茨的照片展现了一场视觉符号的狂欢，强调了德杰尼勒斯在公众面前、电视节目上的模棱两可的形象。她穿着胸罩，也戴着拳击手套，德杰尼勒斯像小丑一样的装扮，是揭露也是隐藏，烟赋予她一种“硬汉”的腔调。

格伦•利贡综合材料作品《镜子12号》（2006）

　　是格伦•利贡(Glenn Ligon)一系列作品中的一幅，他这一系列探讨作家如何被世界异化，以及艺术家本人不想被自我异化的努力。利贡关注美国黑人的历史，探讨在历史和艺术中对黑人身体的描绘和排斥。在这幅作品中，鲍德温关于黑人状况的描写首先被印刻在画布上，然后字句被用煤灰抹去。鲍德温的语言因此被打断，变得支离破碎，最后仅仅依稀可辨。鲍德温是黑人，也是gay，他有自己的复杂个性——但最后全部被“他是黑人”这个社会印象所覆盖。

卡斯•伯德摄影作品《我看起来就像我爸》（2003）

　　卡斯•伯德(Cass Bird)在摄影中展现了那些身处社会性别边缘的人群的正面形象。她以此展现一个世界，像惠特曼那样拒绝社会的清规戒律。这张照片拍摄于布鲁克林的一个屋顶上，伯德的朋友马考莱(Macaulay)带着个帽子盯着镜头，帽子上写“我看起来就像我爸。”马考莱的社会性别看起来很模糊，她顶着的宣言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