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后吟诵的诗句。开始，我认为这是英雄豪杰在特殊时刻、特殊场域、特殊心情下的高调道白，就好比“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式的人生表达，与诗没有多大关系。后来得知，汪精卫不是空喊口号的人，对诗的欣赏和创作真是内行，作为南社成员，1923年他为胡朴安所编《南社丛选》所写的序言中，对南社的意义做了恰当的说明：

　　“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彩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类。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且无前者，则大义虽著，而感情不笃，无以责其犯难而逃死。无后者，则含孕虽富，而论理未精，无以辨析疑义，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其致力于前者，则有《国粹学报》、《南社集》等；其不懈于前者，而尤能致力于后者，则有《民报》等。”

　　对南社的观察，汪精卫是有眼光的。

　　南社的发起人是陈去病、高旭、柳亚子。陈去病生于1874年，高旭生于1877年，柳亚子生于1887年，三个人均有扎实的旧学根基，思想活跃，接受维新思潮，民主、共和、人权、宪政等词汇，常在他们的嘴边滑过。1909年11月6日，上海的《民吁报》刊发了《南社雅集小启》，富有诗意的“雅集小启”出自陈去病的手笔：“孟冬十月，朔日丁丑，天气肃清，春意微动。詹尹来告曰：重阴下坠，一阳不斩，芙蓉弄妍，岭梅吐萼。微乎微乎，彼南枝乎，殆生机其来复乎？爰集鸥侣，殇于虎丘。踵东坡之逸韵，载展重阳；萃南国之名流，来寻胜会。登高能赋，文采彬焉；兹乐无穷，神仙几矣。凡我俦侣，幸毋忽诸！敬洁清尊，恭迟芳躅！南社同人谨启。”

　　作为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去病是坚定的反清革命志士和情感丰富的文人，因此，写一则“小启”，也有几分激动。他向世人宣告，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大会在苏州虎丘召开，会址在绿水湾头的张国维祠。坐落于虎丘山下的张国维祠，又称张公祠，是纪念明崇祯年间任苏松巡抚的张国维所建。清军南下，张国维率兵抗击，失败后投水就义。显然，他是反清抗明的民族英雄。南社在这里举办成立大会，寓意明了，是赓续张国维的爱国精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1910年1月，也就是南社成立的一个月之后，社友沈云写七律《读〈南社〉第一集赠柳亚子》，诗中对南社的精神做了描述：海内如君第一流，亦儒亦侠自千秋。文章凄丽味愈古，诗律浑成气更遒。越剑吴箫骚士泪，绿芜红豆女儿愁。天涯知己知多少，莫道无人识柳州。

　　“亦儒亦侠”，让我感到亲切，也让我想入非非。

　　在我的眼睛里，画家黄宾虹就是“亦儒亦侠”的文人。不错，南社成立的时候，黄宾虹踩着时代的鼓点来了。

　　1909年11月13日，黄宾虹与陈去病、柳亚子、陈巢南、沈道非等人在苏州阊门外阿黛桥登上一艘画舫，驶往苏州城外的虎丘。彼时，大清王朝已气喘吁吁，新党旧府冲突激烈，新的曙光已在眼前。年轻的柳亚子站在船头，看着朝气蓬勃的社友，口占一律：画船箫鼓山塘路，容与中流放棹来。衣带临风池水绉，长眉如画远山开。青琴白石新游侣，越角吴根旧霸才。携得名流同一舸，低徊无语且衔杯。

　　虎丘是画舫的目的地，十九位气度不凡的青壮年依次来到虎丘山下，合影后，往张国维祠开会。十九人中，有两人是宾客，南社社员十七人，他们是陈巢南、柳亚子、朱梁任、庞檗子、陈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厚生、林立山、朱少屏、诸贞壮、胡栗长、黄宾虹、林秋叶、蔡哲夫、景秋陆。十七位南社社员，有十四位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从中不难嗅出革命的气氛了。

　　1936年，柳亚子写《南社纪略》，他详细介绍了十七位社员，提及黄宾虹时，柳亚子如此说：黄宾虹，名质，字朴存，一字朴人，安徽歙县人。国学保存会会员，《国粹学报》主笔，现任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董事。

　　《国粹学报》主笔、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董事是黄宾虹的关键词。《国粹学报》是什么样的报纸呢？汪精卫在《南社丛选》的序言中说得明白：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且无前者，则大义虽著，而感情不笃，无以责其犯难而逃死。……其致力于前者，则有《国粹学报》、《南社集》等。

　　黄宾虹是《国粹学报》的主笔，他的兴趣、志向，与南社的思想倾向自然合拍。

　　黄宾虹生于1865年，比陈去病大9岁，比高旭大12岁，比柳亚子大22岁。虽然年长，黄宾虹不摆老资格，以一己之力，协助社务。1910年1月，高旭编辑了《南社》第一集，该书为十六开本，粉红封面，光纸内芯，线装，在上海正式出版。这本书的印刷事务由黄宾虹负责，这时的黄宾虹笔耕不辍，一系列时事评论深得读者喜欢。作为有新思想的旧式文人，内心暗涌着生命的激情。《南社》第一集出版，向海内外文化名流和反清志士赠阅。湖南傅尃看到后颇为震撼，即刻赋诗称颂：静掩银屏更漏长，新诗一夜费平章。何期万木凋零后，尚见南枝数点香。

　　黄宾虹热爱南社，自己对南社的隐忧，也坦然向柳亚子说明。载于《南社丛刊》第13集的黄宾虹致柳亚子的手札，予以印证——

　　“近惠赐《南社诗文集》，阅悉。采辑宏多，猥以下走恶札，羼刊其间，滥竽之懼，前函本非饰词。先生顾不见谅，且重下走之侃，君子爱人以德，果如是耶！窃以学问、道德、文章三者，皆不可假以虚誉。故古人寻常酬应之作，取入刊集过多，已足损品，况以瓦缶之鸣，而杂笙璈，其必不能动人清听明矣。鄙意文字贵于精美，以关道德学问为归，非此宁阙毋滥，宁鲜毋旧可也。下走学植荒落，无由进德，惟蜷缩尘世中，岑寂如崖谷，仅摩挲古金石书画，间与一二欧友相研求，稍剖前人拘泥穿凿之惑以为快。自谓古人之道与艺，皆于是乎存，而不知其僻隘也。益以世氛日嚣，人生靡乐，故交之士，遭戮辱罹祸乱者，不可偻计，伤何如之！然成务而偾踣。立异而触冒，此非尽庸人，而沈几未深，豪杰与有责焉耳。邦之兀臬，来日大难，先生其何以拯救之！亚子先生道安。质启。”

　　黄宾虹不赞成将平庸之作编入专集，推崇诗文的文采、学识。同时，黄宾虹还反思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与问学方式，三五好友把杯问盏言古今趣事，尽管快活，毕竟“僻隘”。何况当下中国苦难几多，风花雪月，不合时宜。

　　新旧交替，黄宾虹有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

　　1911年9月17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五次雅集，修订南社相关条例，决定入社须社友三人以上介绍；除交纳入社金3元外，岁纳常捐1元；凡社友确有妨害名誉者，候雅集时，公议取决除名；社友有于所在地组织支社者，须于成立以前报告本社地，由本社认可，等等。柳亚子、高旭、朱少屏、庞檗子、俞剑华、宋教仁、陈其美、黄宾虹等35人参加，最后，雅集选出职员名单，景秋陆担任诗选编辑员，宋教仁担任文选编辑员，王蕴章担任词选编辑员，柳亚子担任书记兼会计，黄宾虹、高旭、朱少屏担任庶务员。

　　这个期间，黄宾虹一面参与南社的管理工作，一面为《国粹学报》、《神州日报》写关于书画篆刻的学术文章和有关时局的评论。1912年12月，是中国近代史的非常时期，武昌起义，上海光复，清帝国土崩瓦解。一则“南社临时召集广告”出现在上海的媒体——“启者：自光复以来，本社之夙愿精遂，惟民国初建，一切事宜正资讨论，合应组合社员发刊丛报，以策进行。为此广告，准期十月初四午后一时在上海愚园特开临时大会，务祈同社诸公惠临赐教为要”。

　　黄宾虹是集会发起人之一。集会认为“非有言论鼓吹，不足以统筹全局”，决定编辑出版《黄报》。12月27日，上海报纸刊发“《黄报》出见”的广告，并有黄宾虹的联系地址。

　　1928年11月7日，陈去病、朱梁任、柳亚子、朱少屏联名发起纪念南社成立二十周年的苏州虎丘雅集。关于这次雅集，柳亚子写了一段话：“……严格讲起来，年份和日子都有问题。因为南社第一次正式雅集，是1909年(清宣统元年)，算足周年纪念，到1928年(民国17年)只是十九年而并非二十年，相差了一年。……结果呢？我因病疟，少屏因病足，都没用到会。开会的地点仍就在苏州虎丘……”

　　这一年黄宾虹63岁，这一年的黄宾虹已是资深的诗人、学者、画家了。他来到苏州虎丘，参加纪念南社成立二十周年的雅集。名闻遐迩的南社，与二十年成立之初时不可同日而语，一些新面孔，一些新想法，一些新诗句，让黄宾虹恍若隔世。好在他见到了当年出席南社成立雅集十七人中的陈去病、朱梁任、沈道非、冯心侠、胡栗长，与他们交谈，犹能看到沧桑的诗心与忧郁的诗情。（作者张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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