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其人其画其书：书生本色

张道藩《花卉》


张道藩书李白诗《秋登宣城谢脁北楼》


张道藩《猫石图》

　　张道藩(1897年－1968年)字卫之，贵州盘县人。1919年留学英、法，在欧洲7年，研习油画和文艺理论。归国后，历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台湾立法院长。有《张道藩戏剧集》《张道藩书画集》《张道藩先生画选》《张道藩先生文集》《道藩藏印谱》等行世。

张道藩

　　1919年底，张道藩西渡英国，于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就读，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后入英国维多利亚公园学校、克乃佛穆学院、伦敦大学思乃德学院、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在欧洲7年留学期间，他从事人体模拟和速写、素描等，刻苦研习油画和文艺理论。张道藩还到瑞士、意大利、法国各地，参观当地的教堂建筑、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以及名胜古迹，领略各国艺术的特色、享受艺术珍品的启迪和陶冶。留学期间，张道藩结识了傅斯年、徐悲鸿、刘半农、罗家伦、邵洵美、何思源、陈立夫等人，皆为出群拔萃之才俊。

　　1919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礼堂，在一片“反对传统的艺术、模仿的艺术”的口号声中“天马会”成立了，这是一个美术爱好者的文艺组织。消息传到巴黎，1921年，在巴黎的一帮中国留学生仿照“天马会”的模式，鼓捣出了“天狗会”这么一个艺术团体。参照入会的辈分，也考虑年龄的长幼，排定顺序，谢寿康是老大、徐悲鸿老二、张道藩老三、邵洵美老四，孙佩苍被封为狗头军师，郭有守热心、肯跑腿，封其为“天狗会行走”，蒋碧薇被封为“压寨夫人”，是该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刘纪文在伦敦认识了张道藩，知道张道藩很服膺孙中山的主张，就对张道藩说：“你这样崇拜孙先生，你应该加入他所领导的革命党。”张道藩说：“我是学美术学文学的，加入革命党不会有什么贡献。”刘纪文说：“革命党里无论什么人都有用，尤其是真心诚意赞成孙先生革命主张的人。”张道藩说：“我本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世家，从小自然免不了有读书求官做的想法。可是当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听说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那种学问渊博、道德高尚的人还免不了受武人官僚政客的气，所以我到英国以后，不但不学准备做官的学科，连哲学、教育等科都不愿学，就是怕卷入政治圈里去，因而选学了与人无争的美术和文学。我如果加入革命党，将来一定会卷入政治漩涡，免不了受那些混蛋家伙的气。这是和我志愿相违背的，所以我不愿入党。”后来邵元冲来到伦敦，又和刘纪文找张道藩谈过许多次。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张道藩被他们的热忱和诚挚所感动，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张道藩与邵洵美离法回国，途中整理《近代欧洲绘画》书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张道藩的第一本译著。到达上海后，应刘海粟邀请宣扬人体艺术，还与先于他回国的徐悲鸿举办了二人联合画展，引起轰动。1932年张道藩任交通部常务次长，1933年组建中国美术会，任理事长，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一届美展。1934年，张道藩所写话剧《自救》在南京公演，徐悲鸿发表《张道藩的自救》一文，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徐悲鸿文集》。1934年，张道藩所写话剧《自娱》脱稿，徐悲鸿撰文《张道藩先生近作话剧“自娱”》，谢寿康、杨振声等人亦撰写评论文章发表于报刊。1936年张道藩改编的法国名剧《狄四娘》公演，同时写完电影剧本《密电码》并任导演。1937年2月电影《密电码》上映，轰动一时。4月，联络368名全国美术界人士成立中华全国美术会，张当选为理事长，主持举办了全国第二届美展。5月，所作话剧《最后关头》发表。7月7日，抗战爆发，11月张道藩发表《杀敌报国》独幕剧，全剧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1938年，由陈果夫提出《文化事业计划纲要》，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道藩参与“纲要”起草，成为以后的实际执行者。张道藩组织成立电影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1942年2月，张道藩陪蒋介石访问印度回国后，放手开展文化运动，1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文运会”的工作目标是“以文化力量增加民族力量”。

　　张道藩的文化举措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救助。重庆物价高涨，文艺工作者均感生活压迫。为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生存与发展，张道藩参与策划组织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并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教育文化费项下拨款10万元，以为奖助金。”初期侧重于补助作家生活，并主持筹备文艺新村，征集抗战文艺作品。与此同时，发起“提高稿费运动”，鼓励文艺创作。针对文人人穷志不短的情况，张道藩采取了“特约撰述、预付稿费”的特殊方式，在不伤害文人自尊心的前提下，予以经济上的帮助。由于工作关系，张道藩与各种派别的文人都有来往，他常常给左翼文人茅盾、胡风、冯雪峰、田汉、许广平、洪琛等20余人按月以“特约撰述、预付稿费”的名义发放津贴，但这些人并未在政治上从此右倾。有人将此事密报陈布雷，但陈布雷为其打掩护。张道藩依然是我行我素，比如让茅盾住在“文运会”所在地的重庆曹家庵的后楼，老舍更是那里的常客。1942年，张道藩于重庆主办第三届全国美展。1944年10月5日，张道藩在重庆广播大厦内成立“著作人协会”，呼吁作家、文艺家重视、保护著作权和版权，他还是国际笔会中华民国笔会的首任会长。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张道藩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介绍画家潘玉良画展》《画家吕斯北及其作品》《论傅抱石之画》《介绍画家余仲志及其作品》《介绍木刻家唐英伟》等艺术评论文章。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由张道藩领导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尊师重道的宣传活动。1946年5月抗战胜利后，张道藩奉蒋介石之命宣慰北方，视察平津文化工作，并遍访耆宿，以安定国内人心。 当时的白石老人已经名满天下，其社会名望与日俱增，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张道藩既奉命宣慰，自然不可能错过齐白石，于是亲到齐白石住址去探望。因白石老人抗战时期寓居北平，多次贴出告示声称不为伪满日寇作画，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一直到抗战后才重新执笔作画。但专程来京接收的重庆政客，则仍然将白石看作敌陷区的文化人，对他多有微词。张道藩对此十分了解，为了表达诚意，他特地登门拜访齐白石，以示尊重与慰问，对肃清当时或多或少存在的齐白石附敌的流言，大有作用。 齐白石自学成才，尽管艺术造诣极为深厚，但在科班出身控制中国艺术界、尤其是画坛的艺术家眼中，他多半被视为旁门左道。鉴于齐白石不被普遍认同，有悖于当时文化界倡导的尊师重教风气，张道藩就萌生了拜齐白石为师的念头。齐白石对张道藩似颇有感怀之意，赠其《秋菊艳艳》一幅，题曰：“道藩仁道兄先生旧时艺迹术能事，今来京华，开导一切，是同人造福，明日出京华，奉赠此幅以纪其事。”1946年11月3日，张道藩于南京香铺营文化会堂拜齐白石为师。张道藩说：“我之所以要拜齐白石先生为师，这一行动的意义在于提倡尊师重道。”“除了对先生的崇敬，希望引起全国同胞以及全世界人士对中国绘画、金石最高超的艺术，有更深切的认识。”

　　《凤尾花》，是张道藩忆及家乡贵州特产凤尾花，在1946年11月16日作于上海文化会堂的一副画，齐白石题之曰：“道藩仁弟自及门以来作画此为第一幅，气势高大，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此花名凤尾，能舍胭脂，亦予之嫡派也。予喜之，因题记归之。”在这幅画上，有张道藩的大篇题跋，从题跋中可以看出，此幅以张道藩故乡独有的凤尾花入画的作品更有故事。当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张道藩交善，大概是为激励张氏，故许诺说要以一架飞机换取张道藩拜齐白石门下第一件作品。在张道藩所绘的工笔《荷花》上，齐白石题曰：“道藩仁弟自及门以来作画此为第一幅，气势高大，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也。予喜之，因题记归之。”这里说的“及门以来作画此为第一幅”，可能是画工笔的第一幅吧。这一幅左下方是余井塘的题跋，称张道藩是多才多艺的“庙堂奇人”。 余井塘是江苏兴化人，1923年毕业后留学美国，留美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底去台湾，次年出任台湾政权“内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张道藩、余井塘曾是CC系的顶层组织“青白团”的成员。1968年张道藩逝世，余井塘是“治丧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齐白石在这两幅画的题跋中都说张氏：“气势高大，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这只能说白石老人的眼尖，对张氏的褒扬亦非泛泛应付。张道藩留学欧洲7年，研习的是西洋画，但《凤尾花》《荷花》，却纯是国画，看不到西画多少影响。其实张氏自幼喜书法、绘画，5岁时在其父指导下描红习楷，6岁时就学于姑母张侍訇所办的盘县女子学堂，随其姑母学习画，现在可以见到他12岁时所画的《月季》，用笔、用色、构图已是不俗。中国绘画，以写意为主，须有书法作为支撑。张道藩的书法有着童子功，用笔不离法度，章法疏朗，清秀劲健，造诣不凡。《凤尾花》《荷花》这两幅画用笔、用墨、用色全是国画传统，加之有西画坚实的造型能力，所以白石老人说张氏：“气势高大，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关于张氏国画造型与线条的功力，在其另一幅工笔《写生兰花》上呈现的更为明显。

　　1922年的暑假，张道藩到柏林郊区写生，结识了徐悲鸿、蒋碧微夫妇。此后在“天狗会”的活动中，与徐悲鸿、蒋碧微接触频繁，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蒋碧微与“天狗会”这群优秀分子一起去咖啡馆高谈阔论，耳濡目染他们的思想。她与他们一起四处旅游，快乐兴奋、意气湍飞。她没有女人的忸怩与娇气，当划船时，她也挥汗如雨地加入比赛队伍，高声大笑。给予她快乐的也许不是徐悲鸿，而是这一群尊重她宠爱她的男子，也是这群男人给了她自信。在巴黎，她上过语言班；坚持与一位音乐家学习提琴和乐理，去听音乐会；与张道藩、谢寿康、邵洵美、常玉等这群儒雅的男士一起坐咖啡馆、聊天、看戏、看电影、跳舞、出席宴会和舞会。她具备了上流社会女人应具有的高贵、情调、应酬和礼节。蒋碧微要做好女人，一个招人喜欢但不招摇的女人，一个不同于传统但又传统的女人，一个既新潮又守旧的女人。她决心做一个好妻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妻子，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妻子，而是西化了的那群男人们理想的妻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去国9年，蒋碧微尝够了贫困生活的滋味。蒋碧微曾这样回忆说：“道藩最重感情，热情洋溢，乐于助人。悲鸿不在我身边，他确实帮过我很多忙，我对他寄予极大的信任，常常请他充当我的男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相伴得久了情也就自然而生了。张道藩向蒋碧微写信以隐喻的方式含蓄示爱，但理性的蒋碧微回信也以隐喻的方式巧妙地拒绝了。1926年2月，张道藩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婚，后，收养一女，取名丽莲。

　　1928年春，徐悲鸿担任了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此时，他已是一位声誉鹊起的画家，南京傅厚岗6号徐悲鸿的公馆成了文艺社交沙龙，蒋碧微扮演着沙龙夫人角色。1934年，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女学生孙多慈的绘画悟性和艺术潜质让徐悲鸿惊讶，孙多慈成为徐悲鸿油画《台城月夜》的画中人。孙多慈年轻秀美，清丽优雅，高情逸韵，深得徐悲鸿的赞赏和喜爱，师生感情甚笃，产生了恋情。蒋碧微认为徐悲鸿移情于孙多慈，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不能容忍，她怒不可遏地到中央大学画室去找孙多慈与徐悲鸿算账，当面痛骂孙多慈，弄得满城风雨。蒋碧薇与徐悲鸿龃龉日增，隔阂加深。在南京傅厚岗6号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作为新居庭院的点缀。当蒋碧微得知枫树是孙多慈所送时，无法容忍，令佣人全部拔除。徐悲鸿愤然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他手上戴着孙送他的红豆镶成的戒指，上镂“慈悲”二字，是两人名字的组合。1936年6月， 徐悲鸿接受李宗仁的邀请，离开南京到广西出任广西省政府顾问。1936年的8月，蒋碧微到桂林，试图说服徐悲鸿回到南京。但当时徐悲鸿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及艺术之中，他没有答应蒋碧微的请求，蒋碧微怅然而归。从此，徐悲鸿也再没回到过傅厚岗6号徐悲鸿公馆。徐悲鸿离开了南京去广西后，南京傅厚岗6号的社交沙龙却依然热闹，此时的蒋碧微，仿佛有了一种解脱，乐此不疲地扮演着沙龙夫人角色，当时像汪精卫、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等都是傅厚岗6号的常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4月，徐悲鸿应田汉之邀，从重庆东下武汉，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工作。他的另外一个心思，这就是赶往长沙，与孙多慈会面。徐悲鸿是性情中人，有着艺术家浪漫多情的气质，一旦爱上什么人总是不管不顾大张其鼓，不肯委屈爱着的女人。为了爱情，徐悲鸿突然单方面于1938年7月31日在广西桂林的报纸上，以醒目标题，刊出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声明：“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戏剧性的是，当徐悲鸿的好友、安徽舒城沈宜甲到孙家提亲，不料遭到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的破口大骂并被逐出门外，徐悲鸿跟孙多慈的八年恋爱最终无果。孙多慈与徐悲鸿分手后，嫁给了当时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这位许厅长乃浙江临海张家渡人，复旦大学商科毕业，也是一位文化人，而且是坚定的国民党分子，在三十年代曾以呈请国民政府“通缉反动堕落文人鲁迅”而著名，当时他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抗战前，许绍棣和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郁达夫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也有资料称，许绍棣与孙多慈的结识，却正是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撮合。于是，同样经历了人生与情感风雨的许绍棣在与孙多慈交往了两年之后，终于结婚并生养了两个男孩，孙多慈得到了不管怎么说都还算是宁静的归宿。1949年，许绍棣携其家眷包括孙多慈及岳丈等去台湾，后任台湾立法委员、《中央时报》常务董事。

　　徐悲鸿的一纸声明，使得蒋碧微决心做一个好妻子的理想破灭了。正在蒋碧薇困苦之时，一双援助的手这时向她伸来，那就是张道藩温暖的手。战争烽火燃起之时，是张道藩把她们孤儿寡母送上了逃难的船，战争中又是他一次次去看望她，安抚她受到惊吓的心，给她温柔、体贴的关爱，给她实际的帮助和精神的鼓励，帮助她介绍工作。抗战八年是她们热恋的八年，几乎每天都在通信，互诉衷肠。像所有真正热恋中的恋人一样，他们体验了所有的快乐、等待、痛苦、折磨，他们写下15万字的情书，表达他们的情感和心志，这是一份世间少有的爱情。在抗战的八年中，蒋碧微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一个人兼三份工作，独立艰难地撑持着一个家庭，这是那个时代女性中少有的现象。1938年徐悲鸿与孙多慈分手后，应邀前往印度、新加坡办展，创作了大量作品进行义卖为抗战捐款。1940年，徐悲鸿从新加坡回国，希望破镜重圆，但此时蒋碧微已是张道藩的情人。面对未来的选择：选择婚姻的保障，选择一个天才的画家；还是选择爱，选择做张道藩的情人？在这艰难的选择中，蒋碧微选择了情人角色，因为她爱张道藩。此时，徐悲鸿希望蒋碧微接纳自己，蒋碧微神情淡定地说：“假如你和孙韵君(即孙多慈)决裂，这个家的门随时向你敞开。但倘若是因为人家抛弃你，结婚了，或死了，你回到我这里，对不起，我绝不接收。”

　　1942年8月，张道藩父母张铭渠及伍夫人七旬双寿，张道藩回盘县祝寿，蒋中正亲笔题写“齐眉合德”匾额相赠。好友们由但荫孙发起，请但荫孙父亲、革命元老但焘先生执笔撰写寿序，又请重庆大学教授蒋碧微的父亲蒋梅笙用工楷书写全文成六条屏，由蒋碧微亲手交给张道藩。徐悲鸿以一幅《七喜图》贺寿，此幅作品创作于1942年夏天，徐悲鸿时年四十七岁，题识为：“铭渠老伯、伯母七旬大庆，世侄徐悲鸿敬写贺。壬午大暑，重庆柏溪。”画中描绘了七只喜鹊在挂满红叶的树枝上停留嬉戏的情景，他们彼此相应，姿态全然不同，画面设色淡雅，用笔老辣。徐悲鸿的许多作品里，红叶都极为精心地营造出画面主角—人物或禽鸟的情绪，是徐氏创作里的重要水墨语言。在婚姻、爱情、友情的复杂纠葛漩涡中，徐悲鸿尚能以此精品为张道藩父母贺寿，其做人的境界亦大矣，非寻常人可比也。

　　1944年，徐悲鸿重新觅得一红颜知己廖静文，在《贵阳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末尽深知。特此声明。”爱已逝，心亦远。但蒋碧微已经不是过去时代的女性，她在法国9年，尊重女性、尊重人格的意识于她有所觉醒，她要求夫妻能够互相尊重，起码要有表面的尊重，如果连这点都没有，她将无法接受，因为这涉及到人格和尊严的问题。蒋碧微理智地开出了离婚条件，她说：“我要了他一百万元和一百幅画。”用这些钱和画来补偿自己二十八年来对家庭的所付出的艰辛、所蒙受的不公，也用来安置自己以后的生活和支付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蒋碧微要得理直气壮面无愧色。其实，那时的一百万元，也就是普通公务员一年的薪水。1945年12月，在大律师沈钧儒的见证下，徐悲鸿和蒋碧微签字离婚，结束了28年的事实婚姻。对蒋碧微提出的条件的徐悲鸿一 一照办，并且为了赶出给蒋碧薇的一百幅画，废寝忘食，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徐悲鸿的这种作为。蒋碧微为徐悲鸿付出了青春、才貌，背弃了豪门之约，背弃了父母，十多年陪着徐悲鸿历尽坎坷、备尝艰辛。徐悲鸿知道自己欠她的，所以日以继夜地作画，最后还特意多给了一幅蒋碧微最喜欢的《琴课》，这是蒋碧微特别喜欢的一幅油画。

　　1948年，蒋碧微随张道藩到了台湾，孩子们跟父亲留在大陆。张道藩女儿有肺病，澳洲的气候好，加之时局不稳，张道藩的法国妻子素珊与母亲、姐姐和女儿去了澳大利亚，一走十年，蒋碧微成了张道藩公开的情人。而她与张道藩的真爱，在他们相濡以沫的岁月里，更是令人感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们相互扶持、彼此温暖、不离不弃。他们的爱情在战火与烟火的熏染考验中愈加坚贞不渝。在他们唯美的爱情中，张道藩的人格魅力彰显无疑。人前刚强如斯的他，唯有在蒋碧微面前，才会展示最真实的一面。在蒋碧微需要安慰照顾时，他是铁骨铮铮的男人。而蒋碧微在与张道藩相爱厮守的日子里，更是表露出女子温柔贤淑的情怀。她悉心照料着张道藩的饮食起居，为他洗衣做饭，编织毛衣。夏日夜晚，因张道藩怕蚊虫叮咬，蒋碧微亲手缝制可以遮覆八席大小的纱帐，四缘用竹竿高高挑起，里面接上电灯，置几把藤椅，俩人于帐中和着清凉晚风，或读书看报，或款款谈心……蒋碧微虽然没有重新进入婚姻的围城，但却担负起了一个妻子的职责，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1949年，孙多慈全家迁居台湾后，很快在台北、香港举办了个展。此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又去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最后回到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后来成为该校艺术学院的院长。在台湾，孙多慈被认为是天才卓越的全能画家，她一生勤奋，除了油画上的造诣以外，国画的山水、人物、花卉等无不工妙。孙多慈多才多艺，除了绘画，在书法、文学方面亦有相当功力，她有一首赠徐悲鸿的诗：“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不知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在这首诗中，可见孙多慈文字功力与才情之一斑。1953年9月26日，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在北京医院永远闭上了他的天才之眼。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噩耗传到台湾时，蒋碧微正去中山堂看画展。在展厅门口，当她刚签好名字一抬头，正好孙多慈站在了她的面前。这对几十年前的情敌，一时双方都愣住了。后来还是蒋碧微先开了口，略事寒暄后就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孙闻之即刻脸色大变，眼泪夺眶而出。她怎么也不会料到，和蒋碧微惟一的一次对话，竟是蒋碧微告诉她徐悲鸿的死讯！孙多慈心痛不已，决定以中华传统女性的身份，为徐悲鸿戴3年大孝，以示对自己和徐悲鸿之间长达八年感情的追思。她的丈夫许绍棣心明肚知，对于孙多慈，他做到了非常人所能做到的仁厚与宽容，这样的涵养，让人叹服。1970年代初，孙多慈因患癌症3次赴美开刀动手术，于1975年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其好友、人称“物理女王”的吴健雄家中。孙多慈去世后，许绍棣倍感凄凉，写下了多首感伤的诗词。许绍棣死后，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于阳明山。

　　抛开政治、信仰不谈，就人性而言，徐悲鸿、张道藩、许绍棣、蒋碧微、孙多慈以及本文并未涉及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和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等人，他们是真正的“文化”人，性情十分鲜明，思想与襟怀开放宽博。一个人对爱的态度，代表了他(她)的文明程度，他们对他人和自己在思想上、情感上、自由上的尊重，构成了一到至今也还难有人逾越的精神峰峦。

　　张道藩担任立法院院长的8年中，每年两次报呈辞去政职，以便专心从事他深爱的绘画和文艺写作，但次次落空。在8年多的公余之际，他重操画笔，往返宝岛各处，画下多幅作品。其中几幅如油画《阳明山的后山》等，所使用的笔法，亦中亦西，山色点染，杂以意识流手法和梦幻似的色彩，将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方画的写实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以期相得益彰。20世纪80年代，刘海粟到贵州访问时，一睹张道藩画集喜出望外，再三观看其中多幅中西融合的画作后，作出总结似的评语：“道藩老弟的画，作中国画有西方画的画风，作西方画时有中国画的画意，难能可贵。”

　　作为政治家又是艺术家，其间确有不协调和不相容之处，日益在其内心深处产生重重矛盾，使其长期处于内心的痛苦之中，所以有“精神时好时坏”一说。一次，在和上峰的通话中，他大声嘶喊：“我要做一个艺术家的张道藩！”他多次向家人透露，要放弃仕途，徜徉山水，做个清闲的画家。1958年，当蒋碧微将要过六十岁的生日时，素珊重返台湾，蒋碧微毅然离开张道藩，还他家庭团聚。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说：“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室团圆，不惜远走南洋，躲过那个‘情何以堪’的别离场面。”1960年4月张道藩乔迁新居时，蒋碧微闻讯请人购了三束鲜花送去，并附一纸短柬，理智而冷静地说：“我的一生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曾享有你热烈深挚、永矢不渝的爱。”“虔诚地祝福你和素珊，以及可爱的丽莲，恕我不能向你道再见了，不过，最后一次，让我向你重申由衷的感激。”

　　蒋碧微做事一向细心，她将多年来徐悲鸿、张道藩两人写给她的书信，即使一张小纸条，她都保存着。和张道藩分手后，蒋碧微开始撰写回忆录，上篇取名为《我与悲鸿》，下篇取名为《我与道藩》。回忆录自1964年10月开始在《皇冠》杂志连载。连载期间，一些朋友不明内情当面劝阻，而蒋碧微总是恳切地向他们解释说明。她认为：“我不相信至真挚爱会有损人格尊严。”这本近50万字的回忆录详实地记述了她与徐悲鸿相识、相知、相恋到分手28年的情感沉浮和心路历程，以及她与张道藩的感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蒋碧微做张道藩情人20年，两人写的情书就有两千多封，随便从信笺里挑出一封，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感情。1966年《蒋碧微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被《皇冠》杂志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 轰动一时，成为台湾的畅销书。 

　　1961年，张道藩终于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专心从事他所钟爱的文艺创作。他游览过台中名胜日月潭，曾企划写出《鸳鸯湖之恋》的剧本，在写出他的自传《苦辣酸甜集》第一卷后，不幸病倒而搁笔。

　　1968年4月，蒋碧微突然听说张道藩病危，匆匆赶到台北三军总医院。这是他们自1958年分手后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她静静地看着病榻上的张道藩，此时的张道藩两眼微微地张开着，已经认不出任何人了。一个多月后张道藩辞世，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1937年11月，南京遭日机狂轰烂炸，已成危城，时任内政部常务次长的张道藩政务繁忙，在警报声中写信给蒋碧微，内有言曰：“现在想起有几件必须求你的事，我虔诚地希望你让它们一一实现。一：请将我写的剧本，汇集齐全，出一部专集。二：假如我的作品还没被焚毁，请为我出一本画册，作为我学美术七年的纪念。三：我最近几个月的笔记，你可以加以删改，隐去关系人的名字和字句，在适当的刊物上发表，作为我与你爱情的纪念。你能为我做这三件事，我即使死了，死也瞑目。”俨如遗嘱。张道藩所嘱蒋碧微的最后一件事，是蒋碧微撰写回忆录的一大动机。张道藩辞世后，蒋碧微多方搜集，在张道藩逝世一周年时出版了《张道藩书画集》，画集封面题签为蒋碧微手书。而后，蒋碧微又托人搜集张道藩所写的全部戏剧剧本，于1970年出版了《张道藩戏剧集》。1978年4月，文艺界为蒋碧微祝八十大寿，蒋碧微决定将数十年来收藏的书画举办展览，作为对张道藩逝世十周年的纪念。张道藩能有这样一个情深似海红颜知己，可谓足矣。

　　1978年12月16日，蒋碧微于台北辞世。根据蒋碧微的遗言，她珍藏的徐悲鸿作品和一些古画，全部捐给台北历史博物馆。她去世时书房里挂着张道藩为她作的肖像画，面容憔悴，头发上插着白花。卧室里则挂着徐悲鸿为她作的肖像《琴课》，此画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微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画中的蒋碧微，身着典雅旗袍，身姿婀娜，眼睫低垂，纤纤的手指握着一把小提琴，脸部微斜，专注地拉着提琴。这两幅肖像画最为相似的一处是：眼睛清澈明亮，深情专注而执着。（汪运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