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画展跟办婚礼似的，太可怕了。 ”这个搞笑的说法，或许是兼具画家、作家、演说家等诸多身份于一身的美籍华人刘墉始终没在大陆举办个人画展的原因所在。但近日，他于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水云氤梦·刘墉艺术展” ，却汇集了涵盖人物、山水、花鸟、风情风景诸主题的作品50余件，还是按他的说法：“让大家看看，我一直是画画的刘墉。 ”

　　台湾风物，打开记忆之门

　　他确实一直画画——1972年，刘墉毕业于台湾师大美术系，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师从黄君璧、林玉山两位名师，使他对传统绘画既有深入揣摩体悟，又能跳出传统藩篱，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

　　刘墉曾说，自己的绘画“是画，是散文，也是经营的小说” 。他的《龙山寺庆元宵》描绘记忆中台湾龙山寺元宵节盛景：群山环绕的城市、洒满月光的街景、大小灯笼照耀的龙山寺、建于日据时期的巴洛克楼房，旧式瓦屋、寺前莲池，以及600多个点景人物组成的熙攘人群，营造出热闹的节日气氛、浓郁的世俗气息。刘墉还在长篇题记中记述了自己童年游龙山寺的情景。而《少帅禅园观音夕照》则更有历史的想象——禅院在北投， 1960年开始成为张学良最后的幽禁之所;在横长的构图中，刘墉细致地刻画了这座日式建筑及其远近的山光云影，又在题跋中记述了少帅的遭遇，和对其经历的悲情岁月的感慨。

　　精神上的怀旧与好奇，是刘墉作品的显著特色——作为祖籍北京、生于台湾、后移居美国的“地球人” ，久居海外，自然致力于描摹家乡风物。他的《深情月夜》画台北六安区月下屋舍，有豪宅，有军营，有月夜读书声; 《姜花溪畔》则“忆写童年是钓鱼嬉戏至台北淡水河” 。刘墉在创作以台湾风物为主题的作品中，总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所汇成的情感与记忆。在台湾长大的刘墉，上学期间就着手做《论语》的整理工作，后又编纂便于画家使用的《唐诗句典》，对唐诗的熟读，使他面对一首诗可能顿然生发出一个画面，亦或面对一片景色，会自然转换到某一首诗的意境之中。“刘墉的这一类作品不仅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更可贵的是它作为一个人的生存记忆。由于画家站在个人视角去看社会人生，所以更多融入了一个个体生命的人生情调;在诗情画意的细节叙事中打开了他的记忆之门，也激发出他的乡愁与感伤。 ”评论家贾方舟说。

　　在评论家郎绍君看来，刘墉的创作理路与外观，让人联想到百年两岸隔绝造成的历史、文化断裂和认同困境。“刘墉这一代，接受两蒋时期“大中华民族主义”教育，认同以上层精英文化为中心的汉文化传统。他们又亲历上世纪70年代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经历或参与了乡土文学运动，试图从台湾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和迁移来的闽南庶民文化中寻找自身认同之根。 ”他认为，刘墉这一代出身于台湾的文化人的心理结构，是中华文明与东西洋现代文明共同铸造的。

　　“1949年以后，台湾画坛比较复古，希望坚持传统，所以‘创作’很少;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的绘画向外发展，所以延续至今，台湾绘画界的‘喧闹’恐怕要超过大陆绘画界的‘宁静’ 。 ”刘墉说。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刘墉创作了小说《水云斋在奈良》，讲述一个瞎眼的裱画师傅的故事，“对古人还是要钻研，留下他们的精髓——很多学问都存在于那些看似无聊的细节之中” 。

　　飞走游历，体味旅人流浪

　　《威尼斯的西城故事》《威尼斯月夜》《尼亚加拉瀑布》 ……布达拉宫、鸣沙山月牙泉、西子湖、云冈石窟……刘墉的作品亦展现了他不断飞走游历、品物写生、追逐名胜之奇的历程。

　　作为“旅行家”的刘墉，喜欢独自上路，“如果和别人说话，就分散了和自然接触的密度” 。在台湾七星山，他看准远方的一棵树，自己找路穿过去，找到那棵树，感受“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之感。“我在威尼斯，独自一人晃到一个医院，看到阳光照到白垩土墙上的光影、猫的慵懒、病人的苍白，和我——一个旅人的流浪，其实最让我有感觉的，是白垩土墙上的光斑，于是我就可以画画，因为这个‘texture’ (质地)好棒。 ”刘墉说，西方风景当然以油画表现为最佳，但那些多用大理石修建的西方建筑，他在生的厚宣纸上施以色彩，也能产生别样的效果。

　　评论家薛永年注意到，刘墉山水画作中有很多视角来源于坐飞机时看到的景象，这当然也和空中飞人的经历相关。他的两位老师，黄君璧坚守传统，林玉山留学日本，因而刘墉也能将宋画的精微与西画的写实熔于一炉，不拒绝“制作” 。“工笔重彩中的金碧、青绿、没骨法，除传统勾勒点染、皴擦、泼墨、积墨、破墨、撞粉、撞水、双面画法、喷染、折皱、磨蚀……在同一画面上，他敢于和善于混合使用不同方法，造成适合主题的艺术效果。 ”评论家邵大箴说。郎绍君认为，台湾的绘画，日据时期受日本画影响，重视色彩渲染，民国时期受现代思潮洗礼，重视个性表达与多种画法形式的探索;“刘墉兼顾工与写、笔绘与无笔创作，风格很台湾，也很个性。 ”

　　在东西方艺术与风景中悠游，刘墉自然能把杜甫孤良诗意的“天地一沙鸥”绘出栖居纽约长岛时常有的孤寂感;他游历希腊和庞贝废墟之后，亦没有直接表现西方的历史遗迹，而是以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创作主轴，调遣了中国大西北的荒蛮，在《阳关落日》中，展现了极目遥望的景象。

　　刘墉说，他自己很喜欢画家任伯年，因为向往其“自有风神” ;而在他的创作中，他更多“模仿”画家达芬奇——在自己的画里藏一些文字、小狗、狐狸、猫头鹰等;甚至还有三只维尼熊——就在《明朝有意抱琴来》这件作品中。当然，这无关记忆、文化或者东西方艺术的异同，而仅仅与刘墉的趣味有关。（张亚萌）

来源:中国艺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