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廖家家谱上看，此种说法大约能得到证实。目前有的记载祖上叫“应生公”，其祖先正是从江西迁来，不过时间在明朝永乐年间，到底哪一种更准确，无从考证。明朝建立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江西填湖广就是非常著名的一部分。如果按照家谱上的说法，廖氏祖先就是这一时期从江西迁移过来的。由于家谱修缮于建国后，后辈们大约觉得廖静文父亲廖福龙这一支已无后人，家谱里就没有把这一支录入进去了。

　　廖氏的宗祠就在祖屋后面的到坡山上。宗祠已经不在了，上面长满了红色的冬茅草，在绿色的树木中间，显得格外孤寂。廖静文的侄孙廖德根说，他5、6岁，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宗祠还在，他经常去里面玩。

　　家法家规中重视“耕读”

　　廖国斌说，廖静文祖上有人用做生意挣到的几十块大洋买下了一些田地，后来积少成多，家产不断扩大，到廖静文祖父廖有玉这一代，廖氏财富之巨，田产之广，屋宇之阔，也就不奇怪了。

　　廖福龙有四兄弟，他排行老四，老大叫廖左尧，即现在的祖屋主人、44岁的廖深根的爷爷。廖深根还保留有一张爷爷的相片，大约拍摄于民国时期，照片上的中年男子手拿烟斗，衣着整洁华丽，胸前佩戴有一块表，可看出当时家境的殷实。

　　“他的三个哥哥都很败家，赌博、吸鸦片，田产大部分都败完了，只有老四廖福龙较守家业，后来也成为一方富贾。”廖国斌说。

　　廖福龙“富裕”到何种程度呢？“房屋有几百间，从山这边连到山那边，光供长工居住的租屋就有50多间，还有马厩、杂屋等，稻谷丰收时，整个山上都是他家的粮食。”

　　那时候，整个廖氏家族被一堵高高的围墙围住，以防御土匪抢劫。“有一年土匪砍倒一棵大树，大树将围墙砸了个口子，家里被抢了，粮食、金银钱财均抢去不少。”这也足见廖家的殷实。

　　廖福龙大力接济乡民，逢年过节，乡亲们到他家排长队，每人可分得一担稻谷。而广为乡民们称道的是，廖福龙还为整个村庄修建了一条十多公里的青石板路。如今，这条路还剩下零星几块青石板，散布在山林间。

　　廖氏家族祖上虽无做官及第之人，家法家规中依然重视“耕读”。祖屋的其中一间现在被用作厨房，房顶还保留结构完整别致的斗形天窗，“那时候没有电灯，廖福龙请了私塾先生给廖家及周边乡民的小孩上课。”

　　也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廖静文却离家了。在廖静文本人的叙述中，她6岁(1929年)就随父母举家迁往了长沙，并先后在长沙市十一小学、周南女中读书，随后参加抗日文艺活动，1939年(16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廖静文11岁丧母，母亲生下10个兄弟姐妹，留下8个，生活一度很艰难，“内向、自卑、抑郁成了我的性格。”

　　廖国斌说，廖静文10个兄弟姐妹最终成年的有四个，她上面有一个哥哥，此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羊癫疯，在长沙溁湾镇一带走失了，从此再无音讯。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三姊弟跟大嫂不和，有次三人从外面(长沙)回来，“把锅瓦瓢盆砸得稀巴烂，然后都离开了。”

　　廖国斌记忆中很肯定的一个细节是，据他爸爸讲，在廖静文大约14岁(1937)那年，被一个读书人接走了，“此人正是徐悲鸿。”这一说法与廖静文的叙述出入很大，也似乎与事实不符。

　　及至土改，作为“开明地主”的廖福龙回到了家乡，并被没收了土地，房产也大多被摧毁推倒，人身安全却因乡亲们的怜恤而保全，“因为他给乡里做了好事，没有人要打倒他。”土改后没多久，大约上世纪50年代末，廖福龙因病去世，当时廖国斌大约5、6岁。“我听我爷爷说，他去世时身边没什么亲人，只有几个老长工守着他，几个儿女包括廖静文都没有回来”。廖福龙死后葬在了曾经属于他的到坡山上，“风水很好”。

　　老人说，那时候没有通讯，大约是因为她(廖静文)没有得到消息，“那时候讲究出身，她大约是要考虑到与‘地主’划清界限，所以没有回来”。

　　但在廖静文本人的说法中，父亲去世她是回来了的，她曾跟湖南的媒体说，“那时候我36岁，也是第一次回家乡。”

　　“她说无能为力，让我们自力更生”

　　1992年，浏阳社港建镇，廖静文被邀请回家乡。

　　廖家后代、时年25岁的廖彩霞被授命去北京接“老姑姑”回家。彼时，廖彩霞在长沙做生意，家境殷实，被认为是廖家后代中比较“体面”的人。

　　“接到老姑姑，我们坐飞机回来，一下机场，我老公开着一台二手红旗轿车来接我们来了。”廖彩霞特别惊讶，因为她出门之前，并没有听老公说要买轿车。“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丈夫(从事文化工作)心目中，老姑姑是“贵人”，必须用最好的轿车来迎接她“回家”，所以临时买了一辆轿车。

　　廖彩霞印象深刻的是“老姑姑”的“简朴”。一个细节是，她俩在飞机上吃飞机餐，廖静文将吃剩的一个小面包悄悄塞进包里，带回了宾馆。

　　“我当时很不解，后来跟她接触，发现她的确是个很简朴、生活方面自我要求很严格的人。”廖彩霞说。她和丈夫去北京拜访廖静文，廖带他们吃北京烤鸭，“付钱的时候是皱巴巴的几张零钱，我们看了，心里很难过。”

　　这次回乡，廖静文为本地一中学浏阳市第八中学题名并赠送对联题词：书中乾坤大，华里天地宽。意在激励后辈奋发学习，立志改变家乡。

　　她也回到了那个她阔别多年的老家。谢霞飞记得，“我完全没有得到消息，她坐着轿子从金井镇方向来的，我家里都没收拾好，穿着拖鞋、扎着裤脚去接的她。”

　　这一次，廖静文只在祖居中待了两个小时左右。

　　“走的时候，我和我哥哥抬着轿子送她，从金井镇方向走，山路崎岖，她看着我们两个人那么瘦小，让我们不要送了，其实只送了两三里。”廖深根说，老姑姑说不要他们送的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是舍不得离家。”

　　这个“抬轿子”的侄孙，后来写信找过“老姑姑”，央求她解决水泥路通到家门口的问题，“老姑姑给我们回信说，她无能为力，让我们自力更生。”廖深根说。

　　生活在这栋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屋中的人们，对于廖静文，既有情感上的难以割舍，也有现实上的希冀，“她官做得那么大，我们以为这对她来说，不算什么事情的。”廖德根和廖深根家境贫困，不仅房屋破旧不堪，生活也捉襟见肘。44岁的廖深根在一次打工中摔伤了腿。眼下，这一家除了经营两亩薄田，以及廖德根妻子打工所得的钱，几乎没有其他收入。

　　但廖静文没有给过这个家庭更多，“她每次回来，给老人家(谢霞飞)的钱都是一百一百的给，没有超过两百块。”廖深根说。

　　这个始终带着憨厚笑容的农民，随即又为“老姑姑”解释，“那是因为她本来就没钱。”

　　2013年最后一次回家，她流泪了

　　如果算上1959年回家安葬父亲，廖静文1949年后回家5次。1992年是第二次，之后分别在2001年长沙举办徐悲鸿画展，2005年参加齐白石艺术节，2013年清明祭祖时回到家乡。

　　2005年，廖静文带着儿子在霏霏细雨中来到父母坟前。她泣不成声，“我来向我的父母亲道歉了！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来到父母坟前扫墓。”

　　她说她是“为了还债而来”，在墓前放声痛哭。

　　她离家六十载，捏着滚烫的岁月和心事，度过了“风光”且孤独的一生。“徐悲鸿妻子”的身份伴随自己一生，或许只有回到家乡，她才可以在岁月深处，找回真正的自己。

　　乡愁，于她而言，或许已经不是简单的“故土难离”四字所能概括。

　　她曾说，自己90岁的时候一定要再回家乡看看。

　　2013年清明，廖静文的“诺言”实现。她特地回乡祭祖，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回到社港家乡的祖宅中。

　　“她坐轿子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坚持下来走路，虽然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但她还要走。”妇女主任吴松花说。为什么一定要下地走呢？在廖国斌看来，廖静文希望通过真实地触摸这片土地，来表达她心中的情感。

　　“山变矮了，井变小了。”廖静文提笔，画下了记忆中的山水。老人搁笔时，细心的吴松花发现，有泪水从老人眼中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