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父亲确实是爱喝酒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是艺术界人所共知的。酒对于父亲有很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绘画艺术里，酒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比方说，父亲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也要有一杯来振奋情绪；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作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解难。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平日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时，手持一杯那是常事，就是晚上灯下读书也常有一杯相伴。总之，在父亲的生活中，酒是无处不在的。

　　在傅厚岗客厅的黄色旧柜子里总是放满各种酒，有绿豆烧，有五粮液，还有汾酒和茅台。父亲平时常喝的是高粱酒，有段时间也爱喝金奖白兰地，但他最爱的是“茅台”，有次母亲错手打碎了一瓶，浓浓的酒香弥漫，久久不能散去，足足熏了我们好几天呢！

　　父亲自中年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血管硬化的毛病，他那无酒不欢的习惯，一直令母亲非常忧虑。但她似乎拿不出什么好办法，除了经常劝阻之外，只有将酒瓶藏起来，佯作家中无酒。但母亲为人太老实，是怎么也“玩”不过父亲的，最后只有黔驴技穷，自动拿了出来。我也曾多次见到父亲将高粱酒瓶藏在中式长衫的宽大袖筒里，悄悄地带到楼上画室。当然，我们之间那“不要告诉妈妈”的小小默契，我是颇心领神会的。直到父亲晚年，母亲在多年“抗争”不果之后，终于全面败下阵来。虽然仍是忧心忡忡，却也会捧着一杯酒爬上二楼送到父亲手上。

　　在傅厚岗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副清人的对联，镶着精致的红木框，父亲颇喜欢。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好像是隶书，豪放而潇洒。每当父亲手握酒杯微吟之时，我总是要偷偷笑他只能“学仙”而不能“学佛”了。

　　不知为什么，父亲的酒似乎对我也成了很重要的事。记得我10岁那年，在一个大雪之夜，家里有客来而酒却不够了，母亲正发愁，我就自告奋勇要去买。谁知雪深路滑，寸步难行，我不断跌倒又爬起来，但双手紧抱着的“金奖白兰地”却没打烂。母亲见我浑身是雪，叹了一口气说：“快拿给爸爸吧！”

　　1964年，我随学校去苏北涟水县参加“四清运动”，听说有个工作队长是泗洪县“双沟大曲”酒厂的厂长，立即想起父亲爱喝此酒，几经拜托终于买到两瓶顶级的。待过年回家时，像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在长途汽车上颠簸了六个小时才带回南京。父亲见到非常高兴，连连感叹说：“我璇子也会帮我买酒了……”见到父亲如此欣慰，我还后悔没有多买些给他。谁知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这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遗憾。

　　说起父亲喝酒，在我们家里是时刻能体会到的。虽然从未见过父亲喝得大醉或酒后失态，但如果他画得不顺利，心情不好，又喝多了的话，就会变得“认真严肃”起来，在我们兄妹身上发现许多他看不顺眼的地方，甚至为一些平时并不在意的小事和母亲发生争执，目标往往是二石和益瑶，比如二石用弹弓打鸟顺便打烂人家玻璃，益瑶在吃饭时见到猪大肠故作掩鼻状，母亲又特地为她去煎鸡蛋等等，此时无一不令父亲“愤怒”。照母亲的理解是“找碴儿”，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执著地“要个说法”。这常令母亲哭笑不得，继而也会真的生气，甚至会拂袖而去，常常因此而吃不好饭。我们当然是绝不敢出声的，唯有赶快草草吃完溜之大吉。这是我唯一不喜欢父亲喝酒的时候。

　　父亲也深知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自嘲：“二十年来，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杯，右手才能落纸。”不过他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莲、高凤翰、许介友等大师皆有此癖，就连他最敬佩的日本大家辛野梅岭、桥本关雪等等也都是同道中人。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寅、徐悲鸿皆早逝。总之，父亲对喝酒虽然有些无奈、自嘲，也不太理直气壮，但“喝酒有理”的心态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戒酒”这件事常常被母亲颇为严肃地提起，父亲也态度很好地听着，似乎“若有所悟”，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其实从未真正打算戒酒。

　　坊间对于父亲“无酒不能画”的传闻是很多的，据说父亲在画《江山如此多娇》时，曾为当时买不到好酒所困扰，居然写信给周总理，得到特批一箱茅台，于是父亲下笔如神助云云。

　　酒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并不只是“爱喝酒”那样简单，其中的心态也不是别人可以真正理解的。当我站在父亲的画面前，感受那蒙蒙烟柳里荡漾的春意，那如醉的枫林里透出火一般的炽热，还有那满纸潇潇的泼墨山水，烟雨弥漫的苍凉，更有那气势磅礴、奔腾不止的瀑布，都会深深地被感动。这样的心胸气魄，这样澎湃的激情，手中的笔，面前的纸，又怎能表达万一？当他生命的激流冲破了这一切时，怎一个“醉”字了得？有学者说父亲是一个有“诗心”的哲人画家，性格耿直狷介，醉后更见天真。父亲曾说：“我认为一幅画应该像一首诗，一阕歌或一篇散文……”我大概能明白父亲在“往往醉后”里蕴藏着的巨大热情。

　　父亲在画历史人物时，尤其是画那些“酒仙”，更是倾注了深沉的情感，似乎他们之间并无任何时代上的距离，而是志趣相投的饮中君子在互相倾诉。有人这样形容父亲的《寒林沽酒图》：“疏林薄雾之间，陶渊明与书童沽酒、吟诗，缓步向前，画面静懿散淡，人物飘逸自然，情境和心境合一……”

　　父亲是死在酒上的。1965年9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浓度的茅台。几天下来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酒精量，加上旅途劳顿，应酬不停，直到上飞机回南京。听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午饭后就如常去午觉，并叮嘱母亲到点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大委员会开会，不可误事。谁知此时正好有朋友来访，聊天忘了时间，等到母亲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已经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可以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深知是酒害了父亲，令父亲过早地去世。但我并不记恨父亲的酒，父亲喜欢喝酒，自有他的道理。也许他在微醺之中，能感受到心灵的翅膀无比地自由，可以冲破那些压抑在心里的晦暗和苦闷，释放出一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远了，家中兄妹无人饮酒。但每逢清明去拜祭父母时，我仍会绕着父亲的坟墓倒上一瓶茅台酒，让那竹林掩映的墓地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我深信父亲是一定能闻得到的。（傅益璇）

　　(摘自《傅家记事》，傅益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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