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画家蒋勋：梵高的受苦与救赎

蒋勋

　　大概还记得，中学时代，读到余光中先生译的《梵高传》，心中激荡的情绪。那时没有看到梵高的原作，复制的画作也多是黑白，印刷模糊，但还是很震撼。

　　读到史东写道：梵高在煤矿区为工人布道，在矿灾惨剧之后，梵高回到家，把自己仅有的衣物一份一份分好，全部舍给最需要的受难者，我仍那么清晰记得，十几岁的年龄，竟然掩卷难以卒读，热泪盈眶的记忆。

　　那是梵高，是余光中先生典雅译笔下的梵高，是史东传奇小说笔下的梵高。

　　那个梵高，陪伴着我通过青涩梦想的年代，梦想一个为人类救赎的心灵，这样燃烧着自己，走进那么孤独纯粹的世界，走进一个世人无法理解的“疯子”的世界，走进绝望，走进死亡。

　　我不太分得清楚，我认识的是艺术上的梵高，或是生命实质上的梵高。

　　我分不清楚，是梵高哪一件作品打动了我，还是他整个生命燃烧的形式才是真正的作品。大学的时候，我没有读美术系，但是整天跟美术系同学混在一起，有时候会央求他们：“让我背一下画架吧！”我走向了文学，艺术，到了巴黎学习艺术史，那个梵高一直跟着我。也许我在梦想梵高的某一种生命吧！

　　在巴黎有许多机会看到梵高的原作，看到他初到巴黎，受点描画派影响的色彩的炫烂，但是，常常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轻声说：那不是技巧！“那是什么？”我想问，回头却没有人。

　　我又去了荷兰，从阿姆斯特丹到库拉·穆勒，梵高早期线条粗重的笔触，勾勒着重劳动下躯体变形的工人或农民，我仿佛听到如牛马一般沉重的喘息声音。

　　回程经过海牙，想到他邂逅了西恩(Sien)，一个拖着几个孩子要养活的过了气的老妓女。他们同居了，梵高负担起了西恩一家老老小小的生活，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像“恋爱”，难堪、卑微、邋遢可笑的生活。

　　没有人能理解梵高为什么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西恩最后还是走到街头去接客维生，仿佛重重嘲讽了梵高：你要救赎别人？你能救赎自己吗？

　　梵高的故事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我们要美化梵高吗？是的，他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他看到了初春大片大片绽放的杏花，他看到了起伏的山峦与麦浪，他看到了夏夜天空星辰的流转……

　　但是，那是他“发疯”之后。他被邻居联名控告，要求警局逮捕强迫治疗。站在圣·瑞米的精神病房前，我从梵高眺望风景的窗口看出去，我在问我自己：如果当时我也是邻居，我会不会也是联名签署的人之一？

　　我爱梵高吗？

　　我了解梵高吗？

　　我知道梵高存在的意义吗？

　　但是，我隔壁的邻人剖了耳朵，一脸血迹，我能够接受包容吗？

　　梵高丢给我们许多问题，在他自杀离开人世后，人们用一百多年的时间试图回答，仍然无法有完满解答。梵高是精神病患，但是他看到了最纯粹的美的事物。我们很正常，但是我们看不见。正常，意味着我们有太多妥协吗？

　　我们不知道，一再妥协，我们已经流失了真正纯粹的自我。

　　我们可能在一张《向日葵》前掩面而泣，我们可能在一张《自画像》前惊叫起来，我们可能在一张《星空》之前热泪盈眶。梵高揭发了所有“正常人”的妥协，他明确宣告：没有某一种疯狂，看不见美。但是梵高的美太危险，我们只能面对他的画，不敢面对他真实的生命。

　　2007年的5月，我带着一叠稿纸，经由泰国到葡萄牙里斯本、卡斯卡伊斯，辛特拉，到伦敦，再到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大约两个月，写完这本书。其实不是“写”，而是“整理”。梵高的故事、画作，太多储存在脑海里，那些一本一本传记里的细节，那些在他画作现场前的记忆，都留在多年来的笔记本中。

　　1975年7月29日，是梵高逝世的那一天，我正在巴黎，H是画家，提议要去奥维祭拜梵高的墓，她的日本丈夫，虽然不学美术，也非常爱梵高，便主动排出时间，亲自开车，做一次向梵高致敬之旅。

　　很热的夏天，车子从巴黎出发，上了外环道，向北，大约两小时可以到奥维。奥维是个小镇，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还没有很多观光客，宁静，朴素。我们到了奥维，因为小镇不大，很快找到了教堂，夏天午后，湛蓝发紫的天空，压迫着教堂塔尖，很像梵高的画。梵高的墓就在教堂后面，与弟弟提奥的墓并排，青灰色的石板，平贴着草地，上面简单铭刻着——Vincent Van Gogh1853—1890。

　　空气中有松柏沉重的树木的香味，有远处麦田随风吹来浓郁的麦草气味，有乌鸦飞起来呱呱的惊叫。

　　忽然间，炎热的天空中卷起一阵狂风，我还没弄清楚，一大片石子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击打下来。我跟H一家人赶忙躲进车子，冰雹打在车顶，乒乒乓乓，像是郁怒的孩子在发泄受不了的情绪。

　　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一次祭奠梵高的奥维之旅。

　　因为整理这本书，记起了许多往事！

　　（本文为《蒋勋破解梵高之美》序言，作者为台湾作家蒋勋，刊于中国文化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