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冬月，弟子适在南粤写生，由微信惊悉恩师王琦先生仙逝，不胜悲痛。此时此刻，我看那些南国的大榕树悬垂着气根，就想起先生笔下的大树，坚定地屹立在大地上，仿佛都是先生的化身。先生身高一米八四，春天去看先生时，他仍然腰不弯、背不驼地与来人笑谈、合影。两月之前，先生咽部手术出院，弟子前去探望，先生清瘦了，却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因与王炜兄同属马，议及属相事，问先生是否也属马。可能是炜兄将蛇年与马年相连而误记，手书“我们是三匹马，三匹老马”，先生即书“老马识途，王琦，百岁欠一”。这才几天，正思再去拜望，不意噩耗传来，恩师西归也。弟子此间正在广东江门一带，拍得鸡蛋花照片，枝干若铁笔，叶硕长浓绿，花微黄若蛋色，百度查其性，言此花孕育复活、新生之意，遂意将此花以微信献于先生灵堂之前。我清楚，先生没有走，先生是安详地涅槃了。

　　其实先生就是画坛老马，一位识途的老马。青年时代，先生在上海求学，上海美专图书馆记录先生借书最多，知识指引他踏上为中华民族而艺术的征途。抗战期间，先生在延安鲁艺学习一期，即在延安精神指引下返重庆从事抗战美术，一份《战斗美术》的发刊词提出“革命内容，现代的形式”，那激越的文字照见出他青年时代的战斗身影。他从那个时代起就手操两支大笔——一支丹青笔，一支史论笔，两支笔同时为中华民族而歌，为人民艺术而战。

　　先生的丹青之笔以黑白木刻最著，他作为新兴木刻第二代的代表性画家之一，以《冰天雪地中的游击队》《肉弹勇士》（皆1939年）为抗战而高歌；又以《石工》（1945年）等聚焦于下层人民最普通的生活，其家乡重庆街市之民众、嘉陵江上之船夫成为他最关注的艺术对象。新中国成立后，一幅套色木刻《晚归》成为农民最美的劳动之歌。新时期的大树系列、《都市交响》系列则是时代节律的表征，他也像他画中的大树那样将根深深地扎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在人民中，呈现着不已的生命活力。

　　先生晚年，将木刻刀转换为毛笔水墨，一幅幅风格独异的焦墨重彩水墨画自笔下流出。参天大树伴着夕阳下的长影，大江浪花偎依着峭壁山崖，都是他的情语和人格化身。他谦逊地不称这些作品为中国画，而恰是地地道道的木刻家的水墨。他的行书、草书也那么刚劲有力，就像捏刀向木般地力透纸背。民族文化的修行丰富了先生的夕阳红人生。

　　先生同时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美术史家与美术理论家和教育家。1978年，我怀揣先生的大作《新艺术论集》走进了中央美院的大门，美术史系从版画系请来先生为我和杜哲森任导师，先生如慈父般的教诲，使学生铭记在心。其后我又读到先生历年著述《美术笔谈》《艺术形式的探索》《画坛漫步》《论外国美术》《艺海风云》《理论·批评》及《文集》七本和多种书画集。近年，先生的《全集》也正在编排中，真是著作等身了。这其中较少为人知的是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主持《外国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编写。我读过那本油印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讲义，他在这本讲义的正面、反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校改、补充文字。最令人扼腕的是，他“文革”前的学术报告《艺术形式的探索》，这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艰难岁月里，无异于一把敢于讲真话的利剑。1964年，城市社教刚刚开始，此文却在中央美院的大礼堂里后来又在《美术》杂志上遭到了批判，他的辩证观点被诬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学”“宣扬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艺术观”。先生骨头硬，不随风倒，原本是位坚持真理、坚持艺术规律不弯腰的人。他在回忆录里仍然坚持着他的辩证观点，不与诬言者同流。但却坦诚地承认对印象主义批判之不妥，1979年曾让我带信向一位杭州的老教授表示歉意。这就是先生的为人、为艺之道，他是高人，也是直人。

　　先生晚年，在那个复杂的年代临危受命担任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人或以为那是一个极“左”的差事，但先生却那么讲辩证，他总是力图将艺术的方向与艺术的规律统一起来，又明确地主张：“以现代的眼光来吸取传统，用中国人的眼光来学习外国。”对于当代新潮美术，先生也主张用其现代的形式，表达中国人民喜爱的内容和情思。

　　退休之后，先生仍然手操两支大笔，理论指导着实践，实践丰富了理论。他依然关注着中外大事、美术动向，回答晚生们的疑问，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学生的坚强后盾。有一次为了给先生撰文，问及几十年前外国报刊对先生的报道，先生举手便将那本杂志从书架高层取出。学生又问及民国三十一年在重庆举办的第三次全国美展，先生又将彼时的一摞剪报交给我参考。忆及1978年考取先生门下读研，先生曾将数本讲义、报刊交给我使用，他也正是为了培养后学，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正如其言：“人活着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2006年，先生又把自己的版画、素描，先生保存的外国美术作品八百余件捐给国家。他的心里始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他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时代骄子，永远是弟子学习的榜样。

　　巨星陨落，火花不息。先生正直的学风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凤凰涅槃般地再生了。（刘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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