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画大师王琦 “刀”耕不辍60载

　　99岁的版画大师王琦走了。

　　遗像上是他的近照：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右手抵在鼻下，眼神看向前方，像是在思考什么。遗像前，摆放着他生前使用的几把刻刀，颜料，以及大小不一的刻板。

　　这几把刻刀，象征着王琦的版画事业，伴随了他的一生。

　　王琦走过中国最动荡的岁月，也在“文革”中被关入“牛棚”。他60余年笔耕不辍，创作了上百幅版画作品。作为中国版画艺术奠基人之一、最后一位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参与者，他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拿着木刻刀的“战士”

　　在孩子们眼里，父亲王琦就是个“刻木板”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半佝着腰，拿着刻刀在木板上一点点打磨，刻一部分，又停下来，盯着木板琢磨一阵，往往是满桌子的木屑也没有察觉。

　　对于版画，王琦执着得近乎痴迷。

　　王炜记得自己年幼时期，父亲正在刻一幅《马车站》，把原版放在衣橱上，一面手里抱着自己，一面抬头望着再三揣摩，看看刻好的部分有什么不妥之处，同时考虑下一步如何动刀，身体还摇摇晃晃作自得其乐状。

　　母亲韦贤不禁笑父亲，“看样子你现在最引以为乐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你的木刻，一是你手头抱着的孩子。”父亲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知我者，夫人也。”

　　王琦“首次拿起木刻刀”，是在抗战时期，他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转赴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第二期的正式学员。

　　1942年1月，他和几位朋友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创作和出版。

　　因为时代的特殊性，王琦创作的《马车站》、《警报解除以后》、《嘉陵江上》、《野蛮的屠杀》等现代木刻版画，刀法简洁，黑白对比强烈，反映大众苦难生活和抗日的悲壮场景，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王琦曾这样告诉孩子，版画线条鲜明，内容极具表现力，同时制作快捷，当天刻下可以当天拓印，便于印刷和传播。当时的报刊基本都特别设有版画副刊，对抗战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也对此有着特殊的情感，称自己为“持着木刻刀的战士”。

　　“战士”一刻就是60多年。直到1989年，由于多年来他在木板面前视力高度集中，导致左眼视网膜脱落。动完手术后，他左眼视力从1.5降至0.2，创作《运河码头》作为自己版画的封刀之作。

　　豁达宽容的“西洋通”

　　歌唱家李双江评价王琦：他这一生，最是豁达。家人亦知道，凡事大度，不计较，是老人长寿的秘诀。

　　新中国成立后，王琦任上海行知艺术学校美术组主任。后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定居北京。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遭批判审查长达八个月。除了写交代材料，他有了较多的空余时间，打起精神创作了自己的版画代表作之一《晚归》。

　　画面中，夕阳西下，群鸦归林，老树枝条茂密，农人坐在堆得高高的驴车上，丰收的喜悦扑面而来。这幅作品在全国报纸刊物发表30余次，还被拓印送去15个国家展出。

　　“文革”时期，王琦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蒙受批斗，关入“牛棚”，之后被下放到部队农场劳动。即便如此，他也泰然处之。他曾说，“有的同志忍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煎熬，有的自尽有的消沉，而我却一直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现实。我始终认为黑暗的日子终会归去，光明总会到来。”

　　回忆那段艰难时期，王炜对于父亲，不禁自责。他曾在无奈之际，给父亲写过一张大字报——向“西洋通”王琦开火，批判他鼓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理论。

　　多年之后，再和父亲谈起此事时，王琦却抬头大笑道，“ 西洋通 的意思是说我对西方艺术的深入研究，你这是明批暗保。”

　　曾经批斗过自己的学生，王琦同样选择理解，一笑而过。学生感激之余，发来信息，“感谢您的宽容。”

　　上世纪70年代末，王琦逐渐恢复木刻创作，也继续教学生活。对待学生，亦如孩子一般。每日课后，学生们总喜欢相伴来家中夜访，有时会带上自己的画让老师指点;有时是为了借阅老师家中收藏的画册;更多时候，是为了吃上师母做的一顿家常菜。

　　王琦病重时，既是学生又是同事的伍必端前来探望，当时他发声已经困难，得知学生即将开办九旬画展，开心之余，仍坚持为他写下祝词。伍必端临走前，王琦紧握着他的手，力气很大，“70多年的师生情，我知道老师不舍得。”

　　无悔此生的“王铁人”

　　六个孩子，三世同堂，晚年时期，王琦享受着天伦之乐。

　　“父亲从未要求我们一定要学习美术，而是顺着我们的喜好发展。”王炜说，自己从小在父亲熏陶下，真心喜欢版画。父亲不会干预自己创作，但每次画完一幅，父亲都会走过来，告诉他哪里需要修改，有时也会握着他的手，带着一起修改。

　　如今，王炜继承了父亲的版画事业。而王琦自视网膜手术封刀后，转而投入水墨画、素描和书法。那些曾经伴随生命重要时期的刻刀，留给了孩子，成为了永远的纪念。

　　在后辈眼中，王琦最完满的，是与妻子70多年的婚姻与爱情。

　　结婚纪念日时，他曾笑着和家人回忆，读书期间身边的女性朋友很多，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毕业回重庆后，却对作为音乐教师的韦贤一见钟情。

　　那会正是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后方，经常遭受敌机的轰炸。两人举办婚礼时，敌机临近，警报“红球”挂起，宾客不得不匆忙逃离，他们也躲在防空洞里避难。

　　多年来，妻子跟着他，重庆、南京、香港、上海、北京多地辗转，她理解丈夫的艰辛，也支持着他的抉择。直到晚年，两位九旬老人仍相敬如宾。王炜时常想起，自己外出回家，老两口就坐在沙发上，母亲拿着放大镜，父亲高高举起胳膊，一起看报纸的温馨画面。

　　2016年，王琦查出患有重病，几度住院。稍有好转便要求回家休养，家人知晓，他惦记着家中的妻子。“他每次住院回家，两个老人都颤巍巍地紧紧拥抱。”

　　激光手术之后，由于声带受损、发声困难，他只能用笔录手写的方式和家人交流。不想妻子担忧，他微笑着，一笔一画写下，“我是王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