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术思想

　　梁启超曾说：“我虽不敢说趣味便是生活，但敢说没趣便不成生活。”委实是精辟之论。梁启超是“趣味主义”美术思想的提出者和引领者。梁启超在1922年的一篇关于《美术与生活》的演讲中，谈到了“生活与趣味”和“美术与美”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美和美术之来源，一定与趣味有关，而趣味则一定与生活有关。在梁启超看来，“审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便会麻木。一个人麻木，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便成了没趣的民族。所以，梁启超认为，美术的功用在于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梁启超所说的美术之趣味，不是专针对美术家而言的，而是针对整个国民。因而培养美术之趣味，便是培养整个国民的美术兴趣，更重要的是，要以美术的趣味功用，来恢复整个民族的麻木状态。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思想！

　　能于俗世生活中得大趣味者，一定具大境界大情怀。没有趣味便不成生活，没有生活便不成趣味，没有生活和趣味便不成美术和美。一切美术之美，皆源于生活，一切生活之价值，皆由趣味而起。一切脱离了趣味的生活，是无价值的世俗生活，一切脱离了生活的趣味，是无价值的低级趣味。这是梁启超趣味主义美术思想之精髓。梁启超是一个将生活赋予了趣味精神并予以提炼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将趣味主义精神赋予美术的思想家。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对于晚近中国的美术史变迁与转型，尤其是文人画的现代改良，是一种巨大的影响。

　　晚近中国美术史上，举凡大家作手，诸如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丰子恺、弘一法师等，无不具趣味主义精神。趣味主义之生发，于近世美术史可谓代有传续。丰子恺受益于陈师曾和齐白石，齐白石受益于陈师曾，陈师受益于吴昌硕，吴昌硕则受益于任伯年。任伯年本是个身份极低的职业画家，然而，早年贩夫走卒的市井生活却为他的绘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百俗事，皆是他人物取材的源泉，故此，任伯年笔下的人物，造型生动，神态各异，趣味横生，充满了生活情趣，既有对古代人物画的继承，更有对传统文人画的改造与突破，由此而成晚近人物画及趣味主义美术之宗师。陈师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掘，一组《北京风俗图》，开创了以市井生活入画的近代美术的先河。陈师曾的这一美术实践实际受益于梁启超，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术思想对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可谓影响甚巨，陈师曾笔下的老北京市井人物，各类贩夫走卒，不唯惟妙惟肖，而且各具情趣，大俗而大雅，大雅而大俗，有生趣、谐趣、雅趣而无恶趣、俗趣、俚俗趣，陈师曾也因此而被梁启超誉为“中国近代美术第一人”。而受陈师曾影响，齐白石和丰子恺则在趣味主义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开掘，其笔下的老人都充满了童趣，小孩都充满了天真无邪的纯真稚拙之趣，尤其是齐白石笔下的花鸟虫鱼自然万物，都被赋予了人生与生活的趣味，与传统美术中的儒家教化功能大异其趣，这是中国美术划时代的进步。

　　然而，反观今日，美术之趣味越来越匮乏。美术家越来越无趣，美术也越来越无趣。今日美术家理解的趣味，大多是有关吃喝玩乐的俗趣和恶趣，而非对生活体察和发现美研究美创造美之乐趣。无生活体察便无乐趣，无发现美、研究美、创造美之精神便无乐趣。今日美术家，大多已然缺失了生活体验，缺失了捕捉人物神态、刻画人物心理之能力，而只具简单描摹之能事，动辄在宋元绘画中寻找灵感。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很多人不明白，趣味不是模仿来的，而是对生活的笔墨体悟，对美的发现与创造。如果自己是个没趣之人，不能发见生活之趣味，不能于俗世生活中发现美、研究美、创造美，便不能得美术之趣味。趣味这东西，是最不能假装的，也是最不能模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