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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2016年时值董其昌逝世380周年,作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新春开年大展“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连绵趣味”,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台东书道博物馆在两个会场举办此次特展。以董其昌为中心,除却分期展出的北宋黄庭坚,明代文征明、吴彬、蓝瑛,清代朱耷、石涛、王铎等55件书法和绘画作品,大量围绕董其昌展开的碑帖拓本亦包含在内,脉络清晰地展示了董其昌的艺术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美术史中董其昌的地位不需赘言。同时董其昌的书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也让他成为最被误解的人物之一。作为书画风格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坐标,如果横向比较其所处的时间序列,尤其是在起作品及理论在日本的影响和受容,无疑可以使我们对董其昌的认识和理解更加趋向客观和全面。
《画禅室随笔》在日本出版是1840年。它也是最早在日本有历史记载的中国书论出版物,董其昌的影响渐渐波及日本的时候,正值日本终结了战国时代的乱世进入德川幕府统治下的近265年的江户时代。滥觞于贵族和武士阶级的精英文化也在市井民间浸透发展。日本书道中主要有两个大派系,一个被称作“和样”,以书写日式假名为主;另一个被称为“唐样”,以书写汉字为主。而在此时幕府政府的儒教政策的影响下,汉式书风兴起,在此背景下董其昌书风及其理论都对日本书道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儒教政策的倡导下,曾在京都禅宗五山之一相国寺学习朱子学的藤原惺窝[1]、昌平坂学问所[2]的林罗山等建立了日本儒学的根基,而幕府为了巩固武士阶级的封建秩序而积极采纳,儒学作为官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承应3年(1654)伴随着明王朝的覆灭,黄檗宗[3]的隐元禅师和同时期的即非如一等僧人为躲避战乱、弘扬佛法而前往日本,在创立了黄檗宗的同时,这些禅师高超的书技也通过禅僧传播到日本全国,被尊称为“黄檗流”,与明末雄浑的书法如出一辙。而这些渡海而来的禅僧也带来了很多明代的墨迹和刻帖,为汉式书风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隐元禅师创立的黄檗山万福寺(日本京都)中至今还保存着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等人的作品。
江户时代汉式书风的倡导者北岛雪山(1637-1698)被称为日本汉式书法第一人,他曾受黄檗宗中国禅师独立性易、即非如一的教导,并且在长崎跟随明人俞立德学习文征明的书法。这种书风通过北岛雪山的弟子细井宏泽(1658-1735)更加得以推广,初步建立了江户时代汉式书法的根基。此外,中井董堂(1758-1821)原名中井敬义,就如同他自己所取的“董堂”之号一样,狂热的学习董其昌的书法与诗作,其书作亦在日本风靡一时。在此之后迎来了江户时代学习中国书法的全盛期,幕府统治末期被并称为“幕末三笔”的市河米庵(1779-1858)、卷菱湖(1777-1843)、贯名海屋(1778-1863)。此三人是以汉式书法称雄一时的大家,市河米庵仿效米芾,还曾在长崎跟随清人胡兆新学习书法;贯名海屋宗法王羲之、颜真卿;卷菱湖则取法欧阳询。同时代的儒学家荻生徂徕(1666 -1728)与赖山阳等亦以善书闻名。荻生徂徕亲睐于师承独立禅师的高天漪的书风,赖山阳则在自身家学的基础上专研书画鉴识,在关西圈的书画家中具有指导性的地位。另外。赖山阳的好友田能村竹田(1777-1835)精于诗文书画,尤其对中国的文人画体系有很深的理解,并且确立了被称为“丰后南画”[4]的绘画体系,是日本南画的最高峰。在书画家之间,以董其昌为首的明清书画家受到很高的尊敬。
支撑汉式书法的是经由长崎船舶运载而来的大量明清法帖。元禄元年(1688)出版的《唐本目录》中有《淳化阁帖》的记录;《商舶来书目》中则有沈荃《赐金帖》、文征明《停云馆帖》和陈继儒《燕喜堂帖》等的记录。在这些舶来的书画品中,尤以董其昌的书作数量为多。《红绶轩帖》、《戏鸿堂帖》、《玉烟堂帖》、《清晖堂藏帖》、《汲古堂藏帖》等,董其昌在日本的人气可见一斑。
另外,通过商贸流入日本的法帖也被再版重印。其中被重印最多的是赵孟頫和董其昌为代表的元明时期书画大家的作品。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在日本的出版,使董氏的书法和理论都渐渐被日本受容接受。江户中后期水户学派[5]的大儒立原翠轩[6]等人在水户藩花费近29年编纂的历代名迹及题跋的《垂裕阁帖》[7]中也有大量董其昌的书作被收录,可见当时董氏书风的普及以及收藏发帖水平之高。
江户时代中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汉式书法,其实是由不满足于和式书法的知识阶层的憧憬而演化而来的。中国明末清初的书风作为日本书法的革新力量而得以接受,在儒学家为代表的市民阶级中广泛传播。尤其是从作品及理论都可以接触到的董其昌,是日本汉式书法的书家们取法的极大资源。
注释: [1]藤原惺窝(1561-1619),日本江户初期儒学家。生于播磨(今兵库县)。名肃,字敛夫,号惺窝。幼年为僧,在京都时向叔父泉和尚于相国寺学习朱子学。尊信程朱。而兼包陆王,主张神儒一致,但不排斥佛教。交友较广,与贵族、封建领主也有交往。门生颇多,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1592-1657),那波活所(1595-1648),掘杏庵(1585-1642)称“藤门四天王”。后也推其为日本儒学创始人。 [2]即东京孔庙,是由元禄时期德川幕府第5代将军德川纲吉所建。建成时称为孔庙。位于东京都文京区汤岛一丁目。元禄3年(1690)奉幕府将军德川纲吉之命,林罗山将位于上野忍冈(现上野公园)内的孔庙“先圣殿”移筑至此。德川纲吉按中国惯例将先圣殿改称为“大成殿”,并将周围的附属建筑称为“圣堂”。林家的私塾也迁到此处。宽政9年(1797)林家的私塾改为官立的昌平坂学问所。“昌平”是孔子出生所在的村名。 [3]黄檗宗来源于唐代僧人黄檗希运和福建福清的黄檗山万福寺。1654年,福清万福寺的临济宗僧人隐元隆琦受邀前往日本弘法。1740年,被和僧龙统元栋聘为住持。隐元参照圆尔、无学祖元等无准师范一系的临济宗学说,创立了自己的宗派,命名为“临济正宗”。其宗风融合了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宗派,具有明代的禅宗特色。在江户幕府的保护下,黄檗宗得到了各地大名的支持。1874年,日本明治政府教部省将“禅宗”定为临济、曹洞二宗,强制下令将“黄檗宗”更名为“临济禅宗黄檗派”。从1876年起,黄檗宗正式从禅宗中独立出来。 [4]丰后,古代地名,领域大约为现在日本的大分县。南画,日本绘画因受中国“南北宗论”影响而称“文人画”为“南画”,并形成宗派,出版有《南画大成》、《日本南画史》等书。 [5]水户学是一种在日本水户藩(现茨城县北部)形成的学问。作为学问,除了儒学,国学等等的思想外,也包括天文学,医学等等的自然科学,成为总合的学科。明历3年(1657),水户学起源于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在彰考馆(史局)自身开始编修《大日本史》,光圀由于曾与朱舜水交流,他所记述的日本是藉天皇而进行的普遍统治正是带有中国的国家正统的观念。 [6]立原翠轩,即立原万(1744~1823),字伯时,号翠轩、此君堂,江户中后期水户学派的大儒。水户藩彰考馆总裁,政治家、书画家。他较好的继承发扬了明末朱舜水的国学,并使《大日本史》的编纂在其手中重启。其子立原杏所,为政治家、书画篆刻家,与著名政治家、画家渡边华山友善。 [7]日本江戶時期著名刻帖。“垂裕阁”是第八代水户侯德川齐修的阁号。(作者 王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