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古书画鉴定泰斗、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徐邦达（浙江海宁人1911—2012），在上海、北京生活了一世纪。然而，徐老于众多古书画鉴定的门生中自认为“最得意”的一位——浙江博物馆研究员黄涌泉，却已在2003年作古，终年78岁。2004年北京某杂志刊载过一篇长达万余字的《徐邦达访谈录》，其中有访者的一个提问：“在众多的学生中，您认为哪一位最好？”徐答：“浙江的黄涌泉。”我检看了徐老致我的信函12通、诗文墨宝3件、黄老致函2件，以及黄老应我之约请而撰的5000字遗文（未定稿），不禁产生了执笔撰文的想法，略叙徐、黄师生情谊之佚事。

　　早在1997年夏，徐老曾客居南京金陵饭店二月余，为他于当年7月7日举办的书画个展创作作品及鉴定当地藏品。黄涌泉过往，晤谈甚欢。徐老有感，写下了赠黄先生六首七绝诗，诗中记叙了两人的情谊。

　　徐邦达和黄涌泉两位先后走上古书画鉴定岗位，自然缘于他们早年的艺术喜好和功底，但基本的客观条件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事业复兴的社会需要。徐老应郑振铎之召，1950年先至国家文物局后转故宫博物院；黄涌泉则是在1953年8月调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局（后转省博物馆）。

　　徐、黄师生缘启于1955年。当年7月，他赴京参加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四届考古人员训练班”。到达北京办好报到手续后，他便怀揣着沙孟海先生的推荐信，去故宫博物馆拜谒徐邦达先生。那时他不过20多岁，参加文物工作才两年，而徐先生已是蜚声文博界的书画鉴定专家。他站在传达室旁，内心未免有些紧张。只见徐先生缓步出来，他迎上去呈上沙老便函，徐看了以后，面带微笑将他引至办公室叙谈，谈得很契合。那一次黄在北京两个多月，培训班课余时间，就到故宫参观绘画馆数以百计的古代珍品，看不懂的就向徐先生请教。

　　1979年9月，徐先生自北京飞抵杭州，故宫杨伯达先生结伴而至，黄到杭州笕桥机场迎接，徐先生这时已年近70，依然精神矍铄，鹤发松姿，黄先生安排他们住到西子湖畔新新饭店；次日，同门杨臣彬、杨新、王连起相继到达。9月15日，南京萧平也到杭州参与鉴定，可以说是“心远堂”师生聚会。这次徐老来浙，鉴定了浙江博物馆书画数十件，又去杭州市文管会等有关单位鉴定所藏书画。徐先生还常领杨新和黄先生到杭州横紫城巷余任天先生家，鉴定他的书画藏品，得见明黄克晦《金陵八景图册》及黄道周《草书轴》。在杭州期间，黄又向徐师请教有关明代院画研究问题。徐先生认为明朝宫庭绘画值得进一步研究，随手取出一本故宫业务部书画组编的《明代院体浙派绘画资料》油印本借给黄看。黄先生喜阅数日才归还。徐先生一行离开杭州赴绍兴逗留两天，然后去宁波天一阁考察、鉴定书画，慧眼识珠，鉴定中发现了元四家之一吴镇《双树图》轴，该图笔法园润，定为吴镇中年的作品。

　　徐、黄二位师生间的关系，自是学问传授与吸收，但又有“教学相长”的互补之味。1983年冬徐邦达携弟子五六人去福建鉴定之行中，曾发现一幅陈洪绶绢本设色秋叶草虫轴，款署“洪绶写于溪山”，徐先生开始觉得很好，定为真迹，因黄先生对陈洪绶曾作过很深的研究，对陈洪绶的作品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看得特别仔细，反复地看这幅画，终于看出了问题，黄先生分析说，署款有问题，前后有矛盾，整幅画初看尚不错，但细看红叶，树干笔法不好，草虫螳螂更劣，虽有几分老莲的面目，功力还是不够，这幅东西应是清代前期的“绍兴货”，这幅画可能是郭元宰作的假。后来徐先生又作了细看，说竹叶画得最好，但石头、红叶细看的确弱了点，款写得太肥，认为黄先生的分析有道理，当即改定为赝品。徐先生当着众晚辈的面，否定自己的结论，没有半点不快，黄为此非常感动。

　　黄涌泉晚年多次对家人及学生周永良等说过：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徐先生对后辈总是那样热情教导，循循善诱，为学生答疑解惑。徐先生率直平和的人品、严谨的学风，豁达的人生观、幽默的言谈，给我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我内心永远称自己是“心远堂中小学生”。（作者朱明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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