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 · 王秋湄

　　王秋湄(1884—1944)，名薳，字秋湄，号秋斋，亦名君演、世仁，以字名世，生于广东番禺，祖籍直隶万全县(今河北张家口市)。他出身行伍世家，几代为官。王秋湄早年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幼年时就读于广州的呵林(今广州光孝寺)，后和马君武同学于广州丕崇书院，曾一度就学于广东武备学堂，但因有革命倾向，而未能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因此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后投身报业，宣传革命思想，追随孙中山，于1904年先后加入了兴中会和同盟会，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岁时在香港两会机关报《中国日报》任记者和编辑，并参与创办《平民报》《齐民报》等。1906年，他与潘达微、黎起卓三个同盟会会员在广州西关的万庵寺创办进取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新生力量，同时也为海外同盟会员往来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07年，应蔡锷和赵声的邀请任教于桂林陆军小学堂和黄埔陆军小学堂。1912年，他与黄节、高剑父、陈树人等响应友人黄宾虹的号召，共同创设广州“贞社”，研究金石书画。进入民国，王秋湄逐渐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失望，因此寻求实业救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难，他与友人潘达微、吴公干至香港，加入简照南创办的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从事市场营销广告工作。1917年，与潘达微等人创办《天荒》画报，1918年公司总部迁至上海，王秋湄曾在北京、天津任公司经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定居苏州，抗战爆发后举家移居上海，1944年，因患脑溢血病逝。

王秋湄 章草七言联

　　王秋湄的一生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早年参与了孙中山倡导的推翻清朝之革命运动，为兴中会、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被民国元老冯自由誉为“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民国前革命报人”，与革命先觉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胡汉民、马君武、黄节、潘达微均有交往。民国时期，王秋湄有着广泛的交友圈，在朋友中他被认为是“治学精勤，苦心孤诣，十年如一日”，而且他“所作学问，并不甚求人知，他的方法，不拘牵于旧式，很注重逻辑条理，使人明晓，务要寻到真确的理解，充量发挥所得的意见，‘读书不为古人欺’，这句话，是他可以自信的”。在诸多友人中，王秋湄以政界和文化界友人为最多，特别是广东籍的政要，同时他们也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如孙中山、胡汉民、马君武、黄节、潘达微、叶恭绰、陆丹林、张善孖等。除广东籍的政要外，他还与黄兴、章太炎、蔡锷、宣古愚、余绍宋、何澄等政界人物交往密切。在政界友人中王秋湄与黄节最为莫逆，二人性情、政治主张亦相近，曾同住北京宣南的高井胡同，切磋学问达五年之久，他们均擅长写诗，在诗坛有“唐面宋骨”之名，作诗风格亦相似，而王秋湄精通佛法，黄节好诠释《诗经》，因此略有小异，二人之友叶恭绰认为“他日，与晦闻(黄节字)诗并行，比之郊、岛之于韩;耒、观之于苏，其殆庶几乎”，这也算叶氏对他们诗学的一种较高评价。王秋湄终生清白自居，脱离政坛后，多次拒绝了政要的邀请，甚至不惜得罪当权者。日军侵华期间，他为了摆脱伪政权的纠缠，毅然和一些友人断绝了往来，可见王秋湄是非常爱国的，也是十分有骨气的。同盟会老友吴公干去世后，其家人生活陷入困境。当时上海一位名人写信想请汪伪主席汪精卫帮忙，吴家人拿到信后，心有犹豫，便找王秋湄世伯商量，先生虽与汪在辛亥革命前已相熟，但表示国难当头，不可求汪，并在信上批语退回，最后自己设法筹款帮吴家解决了经济困难。1947年王秋湄去世后三年，其后人品学兼优，考取北京大学，但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负担学费。当时北大校长胡適先生知道后，批示对革命功勋的后代，免除其一切学杂费，并免费食宿，以示对革命先贤后代的照顾。

　　王秋湄 章草扇面

　　在艺林中，王秋湄由于精通古文字声韵学及金石书画，更是与吴昌硕、黄宾虹、陈师曾、傅增湘、张善孖、张大千、谢玉岑、谢稚柳、吴湖帆、易孺、简经纶、高剑父、陈垣、傅雷、陈半丁、许之衡、汤涤、商承祚等交往颇多，他们之间经常诗画唱和，鉴赏文物，还多次在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共同举办书画展览。因此先生的交友圈极为广泛。但他却从不肯随便恭维人，也不乱诋毁人，待人真诚，在和朋友谈艺论学时，王秋湄有时也是极不客气的，始终恪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信条，从中可见其率真的性情。1943年11月，他与张元济、陈叔通、傅雷等沪上名士一起庆祝困居北平的老友黄宾虹八十华诞，克服种种困难，在上海举办“黄宾虹八十书画展”，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先生喜收藏，精鉴赏，眼界亦很高。其收藏了许多友人间互赠的名家书画，尤其是收集的佛造像拓片较多，曾辑成《北周造像》二卷，并著有《汉石疑》一书，惜均未能刊行。同时他还通晓音韵之学，曾编纂有《说文粤语征》。晚年的王秋湄笃信佛教，自号“无念居士”，与名列“民国四大高僧”的印光法师、虚云禅师等大师交情至深，谢绝一切俗务，潜心佛法，每日除诵经之外临池不辍，过着一种萧然物外的精神生活。

王秋湄 章草条幅

　　王秋湄的书法在民国时期即名噪一时，但记录者多为其同时期的朋辈，他年轻时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诩，也不喜轻易为人作书，晚年时他的字人书俱老，也只是偶尔兴起才写几幅，因此王秋湄的书法存世不多。谈到王秋湄的书法，用其同乡友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收藏家、书法家叶恭绰的话讲“秋斋复工章草，世殆无与匹”，而其另一同乡友人金石篆刻家简经纶则誉先生书法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宋仲温(宋克)而后鲜有伦比”，对于叶恭绰和简经纶而言，王秋湄不仅是他们的挚友，同时叶、简二人也是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对先生的褒扬应是发自内心的，而出身书画世家的吴学愚对王秋湄的书法分析的更为精辟，“他写章草，是把史游的《出师颂》《急就章》，张芝的《芝白帖》，皇象的《文武帖》等，参以康里巎巎、赵孟頫等章草，融会贯通，合一炉而冶，绝不是局限于某一家某一帖里打跟斗。因之他的书法，精熟奇绝，点画都有法度，充分的表现了个人所成就的独有风格。张邦基评王安石的说‘公书清劲峭拔，飘飘非凡，其状如横风疾雨。’这个评语，把它移来评秋斋的字，异常恰当，用不着更换一个字”。而先生的另一位挚友陆丹林则认为王秋湄“所见碑帖，实在不少。但他说没有用过什么功夫，然而他落笔潇洒，写出来另外有一种美趣。近年他对于章草，颇见肆力，是由赵松雪、宋仲温入手，进窥皇、索的，他见得近人好写章草，以为时髦，然多不知章草原理，字形的组织，和笔画的演变，非驴非马，徒乱耳目，因又编了‘章草例’一书，是用新的表解，分析举例，有二十多条，这是他的创作，以前恐怕还没有人做过呢”。

王秋湄和张大千在莫干山

　　《章草例》倾注了王秋湄毕生的经历。此书以列表的形式阐述了章草书法的源流，从中可知先生深谙章草书法的发展脉络，他认为“学章须从篆隶入手，自不待言。章为隶之捷，则隶分更较篆籀切要。自宋元以来书家多不讲求篆隶小学，故效章体，每每涉于轻剽，便类今草”，且“夫善章草宋克，王凤洲(王世贞)犹讥其佻卞，太过剽险”。清末民初，中国西北部出土一系列的简牍，按地域分为楼兰尼雅简牍、敦煌汉简、罗布淖尔汉简、居延汉简。清代之前，习书者对书法的学习只依靠刻帖、碑版拓片，至于流传于世的墨迹，最早的也只能见到隋唐珍本，而简牍的出现，让世人得见汉代人的书迹，极大地促进了后人对秦汉时期书法的理解，解开了困扰千年的书学秘密。这些珍贵的考古资料很快即引起了书家们的重视。像遗老沈曾植、郑孝胥、罗振玉等，都曾对之予以关注。王秋湄也关注简牍，在《章草例》中云，“逮近世始于西陲再见木简，残碎不下万种，法人伯希和捆载西行，幸借影出。比来西北续有发掘，瑞典人斯文哈定来华探险，获逾万余，过于希氏，捆归尚俟整理，又北平考古家某氏亦藏弆木简大量稽时印行，其中不少瑰宝，汉简虽多属屯戍之作，鲜有斐然成章，然其胎息古懋，芝草离奇，甚有补益于章学，并以旁见魏晋之作草胎息，六朝写经，皆从是派流衍。近人学书，求唐人墨迹，已矜希见，无论魏晋，遑望两京，吾人幸生斯世，地不爱宝，古物迭有掘见，撮印以传，在前人梦寐所不可求，而今轻易得之，实拜科学之赐，论今学人艺事，宜可超轶前代”。可见王秋湄书法亦从这些新发现的简牍资料中汲取养分，将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相结合。　　(本文作者 邹典飞任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