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大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代巨匠，于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无所不能，无一不精。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后与黄君璧、溥心畲被称为“渡海三家”。获悉，1月16日起，中国国家博物馆将联合四川博物院、荣宝斋共同举办“张大千艺术展”。

　　此次展览分为“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五个单元，展品共100余件(组)，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艺术历程。其中既有张大千的代表作《龙泉寺检书图》《华山云海图》《临摹晚唐劳度叉斗圣变图轴》等精品佳作，也展出了其收藏的陈洪绶《右军笼鹅图》、石涛《长安雪霁图》等重要古代绘画珍品。

　　本次展览分为“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师友”、“大千用印”五个单元。

　　张大千先生的作品兼及释道、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各门类，既精于细笔小品，也擅长写意巨作，在广泛深入吸收传统艺术养分的基础上，化古出新形成了当代巨匠风貌。山水方面，早年由石涛、八大入手，而后学习王蒙等元代诸家，再由元入宋，追摹董巨，师法李郭。其晚年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花鸟方面，细笔一路由明人陈洪绶等直入两宋院体，富贵、华丽、大气。写意一路，尤爱青藤白阳，醉心于八大笔墨。人物画方面，早年于改七芗、费丹旭入手，后敦煌归来后，直追唐人法度。

　　理解张大千的艺术，必须着眼于中国古代艺术体系，尤其是要在唐宋以来的绘画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量。张大千先生一生创作勤奋，约有三万余件作品存世，其中尤以“集古得新”与“泼墨泼彩”的作品最能代表其个人化古出新的艺术风格。在中西艺术碰撞融合的历史语境中，这些作品既体现了张大千深厚的传统艺术功底以及对民族艺术的强烈自信，同时也展现出他对艺术创新与发展方向的非凡创造力，赋予民族艺术以新的时代特征，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尤其具有典型意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国家博物馆开馆以来，坚持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精心组织二十世纪名家系列展，先后举办了潘天寿、李可染、黄胄、刘开渠、蒋兆和、关山月等著名艺术大师作品展，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反响。相信通过本次“张大千艺术展”，可以让广大观众对张大千先生的艺术道路有更为全面的认识，进而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中的地位。

　　集古得新，山水之间

　　1919年张大千拜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诗文、书画。二人同时也是著名的鉴赏家，并与上海著名收藏家狄平子、庞莱臣等人交往颇深，加之张大千本人亦热衷收藏书画名迹，因此他得以开阔眼界，长期近距离领会古代绘画中的奥妙。其早期作品以模仿石涛为门径，遍学王蒙、盛懋、吴镇、唐寅、仇英、徐渭、陈淳、陈洪绶、董其昌、弘仁、髡残、八大山人、梅清、任伯年等人。在追摹前人作品时，真正做到了学古、融古、化古，所作“临仿作品”许多都与原作难分真赝，足见他对古人作品的观察之细、领会之深。

　　20世纪40年代之后，在山水画方面，张大千以学习元代王蒙为门径，继而开始追慕五代董源、巨然的画风。以体悟黄山、华山、雁荡山、峨眉山、青城山之自然变化为楔入点，以高远、平远的图式和独特的笔墨技法为手段，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充满古意的山水画风格。在花鸟画中，他一方面追求宋代院体富丽金碧的风格，一方面也多作大写意泼墨荷花和“没骨”花卉。在人物、走兽作品中则兼取敦煌艺术与五代两宋绘画特点，以极富力量感的线条和惊艳的色彩塑造形象，与之前清新简淡的风格相比产生了很大变化。

　　张大千从文人绘画、院体绘画、宗教绘画甚至民间绘画中汲取营养广收博览，加之其个人的艺术领悟力和创造力，使得作品能够集古人之大成，并有所创新。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左右，张大千才能够开创出以泼墨、泼彩技法为特征的崭新画风。

　　临摹敦煌，唐韵飞天

　　敦煌石窟保存了4至14世纪间的700多个洞窟，有壁画4500多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它展现了1000多年间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尤其以五代之前的艺术遗存最为珍贵。张大千正是对敦煌艺术进行全面整理、临抚、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先驱之一。

　　1938年张大千居于成都时，友人严敬斋多次向其描述了敦煌石窟中所存的魏晋隋唐时期的珍贵壁画，这直接促使张大千产生了赴敦煌考察的愿望。探求高古艺术面貌，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以临摹的方式将千里之外的珍贵艺术展现于公众面前，皆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1941年春末至1943年的两年零七个月时间，张大千首先为敦煌石窟编号，共编309窟，是第一位完成这一工作的中国人。张大千之子张心智，画家孙宗慰，油工窦占彪、李复，喇嘛画师昂吉、格朗、三知、夏吾才朗、杜杰林切，友人谢稚柳，侄张比德，门人肖建初、刘力上等人先后参与到临抚敦煌壁画的工作中。他们分为三组，两组临摹，一组加工画布准备颜料。今天我们看到的临摹作品，当是张大千合众人之力而成，当然他是其中的灵魂人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主要采用先以玻璃纸勾摹轮廓，然后利用日光透出正稿并标以颜色的方法。在形象和用笔方面，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将壁画的形象描摹出来，又试图以自己的推断在摹本中还原因年代久远而产生变化的色彩。期间共得摹本276件，涉及佛像、菩萨像、佛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图、供养人像、藻井装饰图案等多种题材。

　　临摹敦煌的经历，使得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赋色浓艳又不失端庄。作品带有了更多职业画家工细，富丽的风貌，与单纯的文人画风拉开了距离。这些作品分别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展出于兰州、成都、重庆、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为世人了解敦煌艺术的伟大成就提供了契机。

　　大风堂藏，过眼云烟

　　张大千身兼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和作伪高手等多重身份，其书画收藏与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大千以唐寅、陈洪绶、石涛和八大山人等明清画家的作品为主要收藏对象。四十年代之后，则尤其关注五代宋元名迹，收藏了包括董源《溪岸图》、《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赵佶《祥龙石图》、王居正《纺车图》、王蒙《夏日隐居图》等诸多名作。他自身的创作也明显受到这些藏品的影响，开始出现新的面貌。张大千与一般收藏家、鉴赏家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不仅要了解古代书画的风格特征和传承源流，更要扩展自身的视野，扩大师承的对象，使历代名家、名作能为其创作所用。因此，要研究张大千的艺术源流和风格变化，就不能不研究他的收藏。

　　大千师友，情义相连

　　张大千一生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在书画艺术方面，他拥有高超的笔墨技巧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同时，他与当时许多著名书画家交往密切，有些甚至成为一生挚友，他们互相交流艺术观点，品评、交换书画藏品，甚至一同合作作品。其艺术启蒙受二兄张善孖影响最大，之后拜曾熙、李瑞清二人为师，广泛接触“海派艺术”;经汪慎生、周肇祥、陈三立等人介绍结识溥心畲、齐白石、于非闇等北京画坛名家;经徐悲鸿、黄君璧等人介绍结识广东画坛高剑父、何丽甫等画家、收藏家。与此同时，张大千还积极参加了“寒之友”、“烂漫社”、“黄社”等艺术组织，不断丰富扩展其艺术交往范围。在旅居海外之后，张大千还在巴黎拜访常玉、赵无极、潘玉良等华裔艺术家，并与毕加索会面，接触西方艺术的发展状况。因此，了解张大千的画坛师友，是全面梳理他艺术观念、艺术风格发展脉络的前提，更是客观评价其艺术成就的基础。

　　大千用印，豪发寿山

　　篆刻艺术于方寸间写天地之无穷，与书法、绘画一同被视为中国书画艺术“三绝”。张大千一生用印之多，选印之精，钤印之规整，同时代的书画家无出其右者。张大千年少时便享誉艺坛，且能自运篆法，奏刀制印，可以说他对于篆刻艺术非常了解。他一生中所用印章多由陈巨来、方介堪、顿立夫、王壮为等名家所制。材质多为寿山石、青田石、象牙等，偶用昌化鸡血石。印文以姓名、斋馆、成语、诗词、收藏、鉴赏等内容为主，多出于其对某一阶段创作、经历或心境的体悟，且钤盖颇具章法，与画作相得益彰。张大千以画作抒发自己的心境所悟，画面或有不足之处则多以长题书法加以弥补，同时印章的内容亦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使鉴赏者观之能为之一振，有所感悟。因此可以说大千用印正是其艺术在精微处见精神的写照。（作者肖永军）

来源:雅昌艺术网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