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李苦禅、李可染文化大宅门的美术史传奇

　　齐白石、李苦禅、李可染、董希文、张仃、黄永玉、吴冠中……这名单里的随便一位，都足以在中国艺术史上熠熠生辉；这里边随便一位的作品，如今都成了众人竞相追捧的奇珍。

　　大雅宝胡同甲2号，地理位置：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和二环路相交的一处大杂院。这里曾是徐悲鸿重组国立北平艺专时的教师宿舍，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微博)的家属院。在这座普普通通的大杂院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滑田友、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张林英、李瑞年、王朝闻、韦江凡、彦涵、张仃等几十位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大师。有很多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就诞生在这个狭小的院子里。

　　近日，“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的记忆——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献展”在关山月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将居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主要艺术家及其代表作，日常生活与艺术交往的细节、美院教学与艺术创作的场景，与大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用文献展的方式为大家揭秘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超然地位的“文化大宅门”背后故事。展览丰富震撼，引来行内外的众多关注，作为春节期间深圳的“大展”，为不曾回乡的“深圳人”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文化大宅门聚集了当时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小可1948年就随父亲搬到了大雅宝胡同甲2号，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这个院是二十世纪中央美院的宿舍，也是解放前北平国立一专的宿舍。1947年，徐悲鸿先生在北平国立一专任校长，当时学校没有宿舍，就委托廖静文和宋步云一块儿在北京找个院子，安排那些从全国来的艺术家。后来选择了几个地方，但是居住艺术家最多的是大雅宝胡同甲2号。”

　　聚居在大雅宝胡同的艺术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延安老区的，比如张仃；二是像李可染、叶浅予等人，他们一位是政治部第三军的，一位是政治部的；三是从杭州美院过来的一大批艺术家，包括王朝闻、吴冠中、董希文以及他的夫人、邹佩珠、祝大年等。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事业百废待兴。一个新的国家需要新的形象。大雅宝胡同的艺术家们，在忙于中央美院的教学工作之余，很多都参与到为新中国形象设计的历史性工作中。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美术家张仃，艺术风格被称为“毕加索加城隍庙”，他与大雅宝的邻居周令钊一起组成国徽设计小组，还亲自参加了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枚国徽悬挂安装的仪式。开国大典前夕，年仅30岁的青年油画家周令钊和夫人陈若菊一起，共同绘制了新中国第一张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过程中，大雅宝胡同的艺术家又一次聚在一起。油画家董希文负责浮雕《武昌起义》的起稿工作，雕塑家邹佩珠负责手绘制图，而同住在大雅宝胡同的邻居滑田友则完成了浮雕《五四运动》的创作。木刻家彦涵有着多年战斗的经历，曾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渡过黄河，所以他成为设计浮雕《胜利渡长江》的最佳人员。

　　在新中国“取消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浪潮中，李可染和邻居张仃，以及刚归国不久的罗铭一起结伴，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江南写生，他们希望通过写生的方式去改变中国画的困境。写生归来后，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举办了写生画展，三位国画家的写生为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一股春风，也为中国画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方向。

　　当大雅宝胡同的中国画家在为“中国画改革”问题进行艰辛探索的同时，住在这里的油画家们正在为“油画民族化”做自己的努力。新中国最重要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便诞生在董希文狭小的画室里。在这里，他不断探索中西融合的创作方式，长期深入藏区写生，在艰苦的条件下探索着油画民族化的方向，为新中国油画艺术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除此之外，在大雅宝胡同里还居住着很多工艺美术家，他们为新中国的装帧设计、建国瓷烧制、乃至壁毯、染织等工艺美术的发展，甚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工作，都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

　　“小时候在这儿生活，只是看到这些和蔼可亲的、不同性格的老人，但慢慢随着我们的成长会对他们的了解越来越深。在这次展览中，我看到张仃在东北当记者时穿的一身军装，感觉到那个时代那一批具有花样年华的人，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热情、有一种挑战的精神；我还看到董希文的那张照片，他穿着很肥大的裤子，但他的精神、他的目光，注视的是他的事业和他所追求的远大的希望。”李小可感慨地说。

　　而把这些个性不同的“大咖”们聚集到一起的，是一位更厉害的人物——徐悲鸿，他相当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成局者。“我觉得徐悲鸿先生的眼光和胸怀太厉害了，中央美院仅仅是大雅宝胡同甲2号就聚集了董希文、张仃、吴冠中、工艺美术的奠基人祝大年、理论家王朝闻等这一批人。这一大批人成了中国美术的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徐悲鸿自己是艺术家，但同时又是教育家，学校的校长，他以广阔的胸怀，把这些人聚集起来，一起做一些更远大的事。”

　　烟火气中大咖们也有平凡人的酸甜苦辣

　　虽然在艺术上都有不凡的建树，但生活在这里的“大咖”们也在胡同的烟火气中经历着生活的冷暖，在李小可看来，那些伯伯叔叔，放下手中的笔，仍旧是各有千秋、可亲可敬的朴实人。

　　1950年，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庆祝白石老人90岁寿诞时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为：齐白石、李苦禅、李可染（抱女儿李珠）、邹佩珠（李可染夫人），滑田友；后排从左二起至右依次为：解驭珍之母（王朝闻岳母）、李慧文（李苦禅夫人）及女儿李琳、齐良迟（齐白石四子）、范志超、廖静文、徐悲鸿、齐良巳（齐白石五子）、王朝闻、滑田友之弟、李瑞年、叶浅予

　　画家李苦禅来自山东，经历了不少贫寒困苦，但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憨厚。“我们小孩去苦老家总觉得无拘无束的，我们打着闹着跑进去，一会儿又打着闹着跑出来。他爱喝酒，胡同口有一家小酒馆，那时候画家也没什么钱，苦老每次都要二两酒，什么下酒菜都没有就喝下去了。”

　　但清苦的人生并没有增添丝毫的怨天尤人，李苦禅从不悲观，始终带着一种对人生自嘲的调侃，把人生的幽默、经历甚至带有痛感的故事，就那么轻描淡写三言两语地说出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画了荷花，就批他画八个荷花针对八个样板戏，苦老说我根本不知道八个样板戏是什么。”

　　齐白石对李苦禅的评价是：“学吾不似吾”。还曾说“李苦禅也超过我了”。

　　而自己的父亲李可染，当年答应徐悲鸿来到北京并入住大雅宝胡同很大程度也是想结识白石老人的缘故。“我父亲当时到北京以后就去见白石老人，因为白石老人是中国画的代表人物，所以父亲非常紧张。他拿了一批画给白石老人看，白石老人看了几张以后就从座位上站起来，问我父亲出过画册没有，我父亲说还没有。他就在柜子里找出来一些纸，跟我父亲说将来你出画册的时候一定用这样的纸，这样的纸能够传世，让后人看到你的作品。”李小可说。

　　1957年，李可染和关良即将启程去德国访问、写生，前往齐白石处道别，齐白石叫住李可染，说有东西送他。回过头就在玻璃柜里拿出一盒夕阳红的印泥，在当时相当于黄金那么贵重。李可染立刻推辞，齐白石却说：可染你还是拿去吧，有一天老师不在了，你盖图章的时候就会想起老师。可见，二位之情谊已超越师生，如同父子。

　　董希文是1948年搬入大雅宝胡同的，也是在这儿住得最久的艺术家之一。他是中国油画发展的奠基人也是代表人物，创作了大量的为人所知的作品，如《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过草地》、《百万雄师过大江》等。而不为人所知的是，董希文的父亲是绍兴的学者和收藏家，北京故宫很多重要的、国宝级的画都是董希文父亲捐的，但董希文从来不提这个。董希文自己是杭州美专西画的高材生，油画家，但却并不局限于此，他拥有着广阔的文化眼光和文化关怀。

　　董希文认为不能狭义地排斥外来文化，他尽量把西方的色彩、造型和文化在他的画中表现出来，但同时也借鉴中国东方的文化，而这个东方文化一是源自他的家传，二是他的自觉性。后来他曾经在敦煌看了敦煌的壁画，他也临了大量的敦煌壁画，在敦煌壁画中他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各有长处和特征，不应简单地将西方的油画东方化。所以董希文具有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度。

　　也许性格各异、喜好不一，但大雅宝胡同聚集的这些艺术家们在内心深处似乎又有着某种相似性，他们除了对传统的学习，对人生、对生活的敏感观察以外，还希望把他们的艺术和时代、和生活以及对生活的看法连接起来。李小可说，他们首先是痴子，然后是浪子，到后来变成了赤子。所谓赤子，就是这些人始终对艺术怀着诚挚的热爱，同时又有着火热的理想，他们不管在哪，在延安、在重庆、在北京，他们都对祖国有着饱满的期待，对投身的视野有着不知疲惫的兴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