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与湖州籍艺术家金城杨莘耜趣事

    “朽者不朽：陈师曾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展”前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影响颇大，特展不但“委实将民国书画展掀起了一个高潮”，也使一位曾在二十世纪初被梁启超称赞为“中国现代美术第一人”的陈师曈生之名再度擦亮。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的《荣宝斋 · 艺林纪事》中的此文讲述了陈师曾与湖州籍艺术家金城、王修、杨莘耜等人的交游往事。

　　陈师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贡献是多方位的，学者朱中原说“陈师曾的地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美术和美术史，而是整个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和社会界，涉及有关‘美’和美术的本体问题”。齐白石生前在《口述自传》中曾说“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得交陈师曾做朋友，也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

　　而此次画展大气、悲壮的名称“朽者不朽”，则是他的老师、浙江湖州安吉人、一代宗师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所题。朽者，是陈的别号；不朽，指的是他的人品、艺品。知人论艺，评价至为精当。对吴昌硕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普遍认可。

　　民国画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陈师曾（1876——1923）

　　陈师曾（一八七六——一九二三），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江西义宁人（今江西省修水县）。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曾留学日本，攻读博物学。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到北京，次年任教育部编审，之后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是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在文人画遭到“美术革命”冲击之时，陈师曾高度肯定文人画之价值，擅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其山水画在承袭明代沈周，清代石涛技法的基础之上，注重师法造化，从自然景观中汲取创作灵感；写意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宗明人徐渭、陈淳等大写意笔法，画风雄厚爽健，富有情趣；人物画意笔勾描，注重神韵，带有速写和漫画的纪实性；风俗画多描绘底层人物，如收破烂者、吹鼓手、拉骆驼、说书、喇嘛、卖糖葫芦者、磨刀人，等等。著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等。

　　浙江北部的湖州，是一座有着二千三百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得名的江南城市。景色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被誉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作为“文房四宝”之首——湖笔的诞生地，湖州书画历史悠久，渊源深厚，享有“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雅誉，历史上曾哺育或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吴昌硕、沈尹默、费新我等一大批书画大家，谱写了璀璨的书画文化。

　　在近代，无论是海派还是京津画派，才俊辈出的湖州，又走出了一批杰出者，在上海与北京南北两个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其中，有数位艺术家或文人，曾先后与辗转沪京的“弄潮”代表人物陈师曾发生着联系，或收纳为弟子，或携手共组书画社团，或与其切磋砥砺、笔墨酬唱，或私淑接续其艺脉，或与其保持着学兄学弟的相系情谊……如此一起共襄艺事，齐同践行，丰富着近代艺术的天地，也重塑“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民族文化之大义。

　　“在民国初的画坛上，陈师曾是位天之骄子，尤其对北京美术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美术史论的建树、美术创新的探索，美术教育的提倡，画会画社的组织，中外美术的交流等方面，堪称独步。梁启超认为：‘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萧谦中说：‘近代画家才气最高者，莫过师曾。’陈师曾不投趋时尚，不人云亦云，严肃的治学态度，潜心于弘扬中国画的发展，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陈师曾不同流俗，画吾自画，集诗、书、画、印和新知识素养为一身，来自于他的深厚家学、禀赋与好学，他到日本留学的眼界开阔，也离不开他的师承，特别是他的金石写意之风，与吴昌硕的指导有必然的联系。

　　一九〇九年夏，三十四岁的陈师曾从日本回到中国。初在江西任教育司长，第二年应张謇之邀到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教授博物学。其时，习艺不辍的他，居于南通城东一村墅，曰通明宫。他经常到南通市内的 “翰墨林”会友、作画、论艺。“翰墨林”主人李苦李是海派巨匠吴昌硕的弟子，当时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在画坛影响如日中天。对吴昌硕书画篆刻艺术早已心向往之的陈师曾，遂与李苦李一起常去上海。通过李苦李的介绍，他得以拜识吴昌硕。后拜吴为师，得到了吴昌硕的亲授，由此艺事大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吴昌硕对这位后起之秀也是赞许有加，他说：“师曾老弟，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可谓知人之言。

　　吴昌硕对陈师曾的影响主要在篆刻、书法方面。“陈师曾在南通创作了不少篆书、石鼓文、楷书、隶书作品，并有不少篆刻，想必多为吴氏指点的结晶。”陈师曾师从吴昌硕时间虽然较短，但他对这段师生之谊一直未曾忘怀。一九一三年八月，吴昌硕七十大寿，陈师曾特地为之作《山居图》以贺；一九二二年立秋日，还为吴师作《花鸟图》。同年，陈师曾居上海月余，与吴昌硕等文宴过从。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一年，陈师曾作《题画寄怀吴缶老》诗，表达对老师的景仰深情：

　　万物皆刍狗，千山有卧龙。

　　不才天地闭，充隐古今同。

　　问道青苔滑，谈经白鹤。

　　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

　　（吴昌硕曾作印曰“二耳之听”，边款云：“一耳之听不若二耳之听也”。）

　　陈师曾曾治印“染仓室”，取“染仓室”为堂号以示敬仰，表达着对老师的极重推崇。

　　著名翻译家、美术史论家傅雷先生曾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

　　一九一三年，陈师曾到北京后，把以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吴昌硕为杰出代表的“金石画风”从上海伸延到北京，并促使齐白石“衰年变法”，成为与吴昌硕齐名的写意大师。

　　“金石画风”是清代“朴学”思潮的衍生物，是乾坤和嘉庆年间“考据学”盛行之下，“碑学”运动的成果被引入绘画领域而形成的新传统、新画风。这一新传统被所谓诗、书、画“三绝”发展到诗、书、画、印“四全”；这一新画风，是由于融合“碑学”古拙雄强的书法笔意入画，一扫“帖学”书法影响下绘画用笔流宕柔媚的主流审美倾向；同时，由于篆刻艺术成为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钟印学理论的引入，不仅增加了绘画的金石趣味，也增多了画面各种形式色彩的对比因素，强化了传统绘画的“视觉”感染力。自十八世纪以来，“金石画风”在江南一带渐成气候，到了赵之谦、吴昌硕更得到广泛承认。

　　在陈师曾逝世后，当年《湖社月刊》刊出的一篇文字，极好地状述了吴昌硕陈师曾师徒二人的艺术相应与在南北及至日本的影响，堪为佳话：

　　“陈先生，我国有名之艺术家也。前数年飘然长逝，举国悼之。吴缶老在我国艺林，颐年硕望。久为各界所景仰。不幸于前数日因中风不起，艺林之大憾。吴缶老作画，专工花卉。陶铸?叔雪个，自成一家。师曾则融合白阳清湘，更辅以充沛之气。缶老精篆刻，其作品远追秦汉，近与悲庵相媲美。师曾之刻印，间也取法秦汉，而一种书卷气，乃其笔端之特长。缶老精通书法，其临石鼓，识者皆争先珍致。师曾之书法，则通籀篆汉隶八分北魏，信乎两先生之艺，允堪为后生楷则也。不特此也。

　　两先生之文采风流，虽东瀛远方之人，皆知爱慕。……前载东京复开会，敦劝缶老往游。缶老以年迈不堪长途之跋涉，未能果行。日人失望，不可言状。二先生一居京华，一则逍遥沪滨。相隔迢迢，而其生平事迹，大体相类。吾知缶老门下士，与槐堂弟子，其悲感当与余同也。或曰，缶老之画，剑拨弩张；师曾之山水，如峻坂驽马，得无为瑜之玷，曰不然，书画之气度。”

　　著名画家潘天寿曾评价陈师曾“天赋高，人品好，学识渊博，国学基础深厚，金石书画无所不能，可惜死得太早，否则，他的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历史虽然不能假设，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若活得长“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但他对吴昌硕先生的敬仰、吸收老师指点并在北京进一步发扬光大“金石书画”艺术，是有目共睹的。这即是对恩师的某种“致敬”、“回报”，更是时代之文化使命赋予他的“必须”与“必然”，而他却确是演绎弘扬得极为精彩。

　　发起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

　　祖籍浙江省吴兴（今湖州）的金城（一八七八——一九二六），中国近现代画家。字巩北，一字拱北，原名绍城，号北楼、又号藕湖。生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卒于上海。著有《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画学讲义》等。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天性喜爱绘画，山水、花鸟皆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辞。他早年在英国伦敦铿司大学攻读法律，曾道经美国、法国考察法制兼及美术。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北京任职。

　　金城是一位传统功力极为深厚的画家，擅长山水、花鸟，师法宋元，笔墨谨严，以工带写。也是一位颇有革新思想的艺术家，是中国画家中较早接触西画者。他留学的世纪初，正是法国印象派影响欧洲艺术的盛期，这对西方艺术怀有浓厚兴趣的金城产生了影响。

　　金城与陈师曾同是民国前期北京画坛的领袖人物，他们以艺术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活跃于北京艺界，二人合力倡导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推动了中日之间的美术与文化交流。

　　中国画学研究会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于北京，是以中国画为研究中心的美术社团，湖社画会的前身。它由金城、周肇祥、贺良朴、陈师曾、陈汉第、萧谦中、徐宗浩、徐燕荪、吴镜汀、陶瑢等二十余人发起，得到前大总统徐世昌支持，将日本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开办。

　　画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提倡学习宋元及南北各家，不专宗“四王”，反对革新派的革新。名誉会长为周肇祥，会长为金城，副会长为陈年、徐宗浩，聘请陈汉第、陈师曾、胡佩衡、溥雪斋、溥心畲、张大千、黄宾虹、萧俊贤等人为评议，进行对传统绘画研究的教学活动。除每月逢三、六、九日开会观摩外，还主要组织画家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资料显示，中国画学研究会中，经金城一九二六年去世后的改组，直到一九四二年还举办过第十九次成绩展览，是民国期间北京和北方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艺术社团。

　　陈师曾与被称为“北平广大教主”的金城在此之前也有诗画往来。“清廷一九〇一年以来实行的‘新政’，在教育、军事、法律、官制，甚至政体等方便进行了改革。……金城曾先后任职农商部商务司，兼造法庭工程处会办、民政部谘议等。……这时期，他先后相交往的有徐世昌、朱启钤、陈宝琛、张謇、耆寿民、梁启超、周肇祥、姚华、汤定之、陈半丁等。一九一〇年下半年，金城奉法部命充任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制度。”——根据此撰述，一九一〇年前金城即与陈师曾相识。一九一四年，周肇祥为母亲陈太夫人记懿德求画界友人作《篝灯纺读图》，金城、陈师曾皆在应求而作之列。一九一五年，陈师曾作《北京风俗图》，金城在扉页题写“风采宣南”四字，使这本在中国画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艺术佳构“锦上添花”；一九一六年，陈师曾与金城、汤定之、陶宝如等雅集汪东寓斋，置笺扇面，挥洒狼藉。汤定之言，此会当有名，因此取名为“西山画会”。一九一七年，金城与叶恭绰出面组织赈灾义展，包括陈师曾在内的京津艺术界名流都拿出自己的珍藏，在中山公园组织藏品展览，成为一时佳话。

　　而通过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工作，两人的关系日渐密切。“中国画学研究会除设会长外，另有评议若干。‘评议’是画会中学术地位最高的，要求较高的资历。评议多为金城朋友，定期聚会时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学研究会的研究会习画。最初的评议包括：陈师曾、陈汉第、贺良朴、萧谦中、徐宗浩、颜世清、杨葆益、金陶陶、陶瑢等。”中国画学研究会自成立初期约三十余人，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会员最多时曾达五百余人。研究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绘画人才，如胡佩衡、刘子久、祁井西、秦仲文、惠孝同、马晋、于非闇、王雪涛等，并举办了数次影响较大的展览，包括一九二二年在东京取得空前成功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一九二二年五月，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之邀，陈师曾与金城、吴镜汀、金勤伯携北京、上海画家的四百余幅作品赴日，包括齐白石的作品若干幅，参加东京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齐白石的画在日本被一抢而空，引起轰动。齐白石与陈师曾的交往，艺术界多被提及。他与金城的交往不多，但还是有诗画唱酬，齐白石也为金城刻过印。一九二三年三月，齐白石还应邀为金城作《贝叶秋蝉图》。

　　在上世纪初，“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共举办了四次：第一回展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中国北京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和天津河北公园商业会议所举行；第二回展览一九二二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府商工奖励馆举行；第三回展览一九二四年四至五月，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举行；第四回展览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七月，在日本东京府美术馆和大阪市公会堂举行。这四次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缘起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北京画坛领袖金城、颜世清出面召集了北京画家，在为旅中日本画家渡边晨亩举行的招待会上，双方决定了由中日画家举办以两年一次的联合画展一事。这四次的中日联展，发起于民间，其主要组织成员是中方的金城、周肇祥、陈师曾和日方的大村西崖、渡边晨亩、小室翠云等。展览的参加者汇集了中、日两国大多数的重要画家，最后在第四回展览上，才得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后援。因此，它应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美术史上的大事件。

　　至于平素的交往，金、陈两人也是连绵不断。一九二一年，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到中国访问，金城介绍他与陈师曾相识，后陈师曾译其《文人画之复兴》一卷，并附己作《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合刊成《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一书，由中华书局一九二二年发行。“（陈师曾）在维护传统画学这一根本点上与金城是同道；但在对传统的具体认识、选择和个人创作上，他不像金城那样强调工笔画的地位，而更强调奔放的文人写意；同时，他还较为重视创新求异，摆脱传统束缚，与金城的重视摹古、强调对传统的全面学习不同。陈师曾、金城两人尽管有这些具体的不同，但仍是相互支持与砥砺的战友。”一九二二年，陈师曾、姚华等共同参与组织了纪念苏东坡诞辰八百八十五周年的“罗园雅集”，金城与众多艺术家参加。大家合作绘画，极一时之盛。两人立足中国艺术之本体，溯源中国艺术传统，以温故立新、彰往察来的艺术态度迎接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以“远交近攻”的方式寻求自身突破，复活中国艺术文化之精神。

　　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摄于中央公园董事会。一排左起：第三人金城、第五人周肇祥、第六人陈汉章、第八人金城之妹金章，二排左起陈咸栋、刘子久，第五人吴熙曾、第六人胡佩衡、第七人管平，三排左起第二人马晋

　　陈师曾与金城的艺术风格，在审美情趣上有较大差异，留学东西的背景差异是影响二人审美情趣的一个重要外因。陈师曾继承并弘扬了海派的金石画风，金城利用古物陈列室的古画资源进行大量临摹，画艺精进。但“两人在绘画之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张复兴中国绘画之传统，实现文化救国。他俩都是由南入北、入京为官的知识分子，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同构的典型。他们身上有着艺术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其角色功能十分相似。从政治官僚转而追求艺术，陈师曾与金城需要应对相似的角色冲突与心理调适。尽管二人的创作风格不同，但是其社会认知结构十分相近，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及社会管理是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故此，两人能在复兴传统这个‘艺术意志’的推动下能够自然联合，共同倡导并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

　　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第五十一册《湖社月刊》上，刊有陈师曾题金城之诗，状述拱北先生的艺术人生，也无疑是惺惺相惜、彼此相契的友谊见证：“林泉幽雅称吴装，避世真堪老此乡。触手周秦金石刻，好同诗料付奚囊。未容小技薄雕虫，寸铁能通造化功。平世谁为丈夫事，安排画稿与酬庸。

　　有缘“大西街王家”之孙

　　湖州市长兴县大西街著名的王家，自明初至民国，一门风雅，属丹青世家。民国“浙西三名士”之一的王修，乃长兴大西街王家第十七代，清末画家王毓奎之孙。字季欢，又号杨弇、云蓝等。喜金石，工书画，为我国近代知名的金石、书画、版本学家，编辑并刊行了《长兴诗存》《箬溪艺人徵略》《长兴先哲遗著徵》《崇雅堂集辑存》等多种书籍，保存了长兴历代文著。

　　王修于一九一六年赴良山（原良乡县，今属北京房山区）纂修县志，次年书成（未付印）返里。一九二〇年秋，他再次北上，此次偕眷居北京，任财政部佥事，前后五年。期间，他广交画师文友，夫妇二人与陈师曾相识。同为饱学之士，也同是来自南方的文人艺术家，又痴心金石之收藏研究，由此拉近彼此的距离，成为殷情良友。目前虽没有文字发见他俩聚会、切磋交流的具体记载，但留存纸上的书画是最好的见证。一九二五年春，陈师曾王修两人合作了一幅水墨立轴《老树骑崖》。款识：（一）修水陈衡恪；（二）图醉后宿墨乱涂鸦，不问穷山与尽水，只知岩树即琼花，无碍又无遮。乙丑四月长兴王修。（三）钤印：师曾（朱）。——分明抒写了两位艺术家一番把盏所展露的才谊、性情与风雅。其时，王修夫人温匋拜胡佩衡、姚茫父学画。胡因此还创作了《长兴十景图》十幅条屏。陈师曾先后“尝为其王修夫妇治印十余方。后师曾弟子历城俞剑华辑印《槐堂师弟子画集》，他并为序作。”

　　一九二五年当年，温匋南旋省亲，王修旋亦寓居上海，发起组织了以研究金石书画为宗旨之巽社，约集同好，自编周刊，名曰《鼎脔美术周刊》。“《鼎脔》是专说金石书画的刊物，它在当时有如雨后春笋的杂志和画种中是别树一帜的。”“该刊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创刊，每逢星期一出版一张，至一九二七年停刊，共六十期。……为了影印书画及金石拓本，所以用道林纸。”根据上海地方志相关资料记载，《鼎脔》当时不仅在国内艺术界颇具影响，且远销日本与东南亚。就在这份“金石专业”的美术周刊上，王修约发了陈师曾的《摹印浅说》。它和一九二六年傅抱石所著的《摹印学》一起，显示着当时印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构筑着在篆刻创作领域一直迄今的深远影响。

　　陈师曾通过对民国前期北京街头的观察和速写，创作出了一部现实主义意笔人物画《北京风俗图》。《北京风俗图》继承了宋代的风俗画传统，以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反映民国前期北平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北洋画报》上连载了《北京风俗图》。这本共计三十四图的册页，打破了晚清人物画囿于佛道、仕女、高士的藩篱，复兴了宋代以来的风俗画传统，复原了民国前期老北京的风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关怀民生疾苦。这本册页一度为梁启超收藏，当时他“花了七百金将其收购”。

　　同为长兴大西街王家第十七代、居北京的湖州籍画家王羽仪，在一九七八年离休后，历时两年完成了一百零三幅描述旧京风土人情的画稿，题为《旧京风俗百图》，海内外影响颇巨。而这批画稿创作时直接“受影响”的源头，是来自当年他观赏了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册页。 据民俗学家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里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王羽仪先生在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先生处借阅了册页《北京风俗图》，非常喜欢陈师曾的风俗画。王羽仪“即酷爱其深刻意义，加以钟情于京华风物，因此也想画京华风俗画了。”

　　王羽仪（一九〇二——一九九六），字雨，祖父王毓辰、父王承吉均为画家，自幼爱好绘画。一九二五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铁路机械专业，在平绥铁路工作。一九二八年留学美国，获普渡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次年回国后任平绥铁路工程师、机务段长、厂长等职，曾任中国铁路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王羽仪绘画师从王梦白。工写意花鸟，兼习写意山水、人物。一九三二年为北京荣宝斋所作木版水印生肖花笺被鲁迅与郑振铎收入《北平笺谱》。一九三七年曾游历长江三峡及西南各地，始作山水画。一九七八年离休后，在好友端木蕻良的鼓动和协助下，继陈师曾《北京风俗图》之文脉，历时两年完成一百零三幅描述旧京风土人情的画稿，题为《旧京风俗百图》。经端木蕻良配诗和书法，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后在日本出版时改名《燕山风俗》。

　　扇面赠“学长”杨莘耜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春，陈师曾和六弟陈寅恪等由江南督练公署派遣赴日本留学。陈氏兄弟到达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该校是日本政府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两年后的秋季，陈师曾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所学专业博物科。

　　陈师曾断断续续在日本留学七年，中途曾于一九〇五年冬天回到南京省父，一九〇七年暑假回国一次。一九〇九年夏毕业回国。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认识了来自浙江湖州、同在东京、同学“博物科”的学长杨莘耜。

　　杨莘耜（一八八三——一九七三），湖州人。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参加省考，因清廷废科举，而中途停考，被戏称为“半路举人”。一九〇三年经浙江省选拔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博物科。一九〇八年，毕业考试成绩第一名，经浙江省留学生监督王志敏推荐，加上驻日使馆内湖州籍馆员埭溪人林铁铮从旁推助，杨莘耜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博物科任教，兼任该校日籍教师翻译，与鲁迅同事，并兼任杭州府中学堂、安定中学生物教师。一九一二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篡夺总统之位后，继续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长。蔡元培聘请鲁迅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科员，杨莘耜也被聘任为同司科员，两人再为同事。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任命杨莘耜为吉林教育厅厅长。一九二〇年，冬回京任教育部编审，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一九二一年，由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安徽教育厅厅长。一九是二三年，辞职回到湖州，任设在湖州的浙江省第三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第三中学（现湖州中学）校长。

　　与陈师曾的“关联”，是杨莘耜一位现在湖州文化系统任干部的外孙李之河发现的。今年春天，他在翻阅有关陈师曾的画册时，发现了两张创作给他外公的扇面。一幅“行书七言绝句”扇面，十九cm×四十四cm，纸本，现中国美术馆藏。释文为：“雨余石壁绿初齐，细拂苔痕认蕉题。读罢支颐碧窗下，松花如雪打黄鹂。书此尘莘耜学长 陈衡恪”。钤印：衡恪之印（白）。

　　一张《水仙兰花》扇面画，二十厘米乘以五十五点二厘米，纸本设色，作于一九二〇年，款识：“韵谱潇湘 香生洛浦 莘耜道兄嘱 衡恪”。钤印“朽”“师曾”；鉴藏印有“安思远”等。

　　根据两张扇面创作的不同时段，杨莘耜外孙分析，那张书法，是两人在日本东京留学“交集”期陈师曾送给“学长”杨莘耜的；那张画，是杨莘耜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所得。一九一三年，陈师曾辞去了长沙第一师范教员之职，赴北京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编审员，从事图书编纂工作，自此，他的艺术活动范围由南方移至当时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北京，直到逝世。而前一年，杨莘耜和鲁迅受聘到了教育部。陈师曾与老友鲁迅频密交往，杨莘耜与鲁迅既是同事又为良友，与陈师曾本是学长学弟关系，如今也成为教育部的同事。三人彼此很熟洽，陈师曾书法外再赠画作给杨莘耜便在情理之中了。——鲁迅在他的日记里曾数十次提到陈师曾，三十一次提到杨莘耜，便是这种“渊源深长”情谊的一种见证。

　　清末民初，“文人士大夫”们因自身的文化素养也好、政治高压下任职于官方机构的职员以一种“玩古董书画嗜好可以保身免祸”也好、社会风气使然也罢，读博物科、后任公务员、教授而高收入的文化人杨莘耜，对收藏一直葆有热情。按湖州地方研究史料记载，他“（祖上）是巨富，所以既玩古董，又娶姨太太。……现代湖州收藏数杨莘老最富、最精。石涛精品有五六件之多。”李之河也曾多次跟笔者说起，小时侯外公家里，墙面挂有很多画，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将“旧”的取下，换上“新”的，几乎就不重样，都是名家大家之作，“我搞不清他到底收藏了多少画。”故此，在彼此熟稔之下，是陈师增曾主动送“学长”，还是杨莘耜“有心”属陈师曾而付润资“求画”，就变得不是太重要。而且，这只是目前发现的两幅，也许还有更多。陈师曾与这位湖州教育家、文化人的更多的故事，为时光掩埋，只等有新发见的资料填充、丰富。

　　此外，就笔者目前较窄视域内所所查看到的资料，陈师曾至少还与其他一些在京的湖州人“交往”“交集”过。如与籍贯吴兴的北大教授、书法家沈尹默。一九一五年，陈师曾与沈尹默及余绍宋、林纾、王梦白等人组成“宣南画社”，时常定时或不定时地聚会，因为聚会常常在余绍宋位于宣武门南的家中举行，所以命名为“宣南画社”，此画社持续了十二年的时间。再如钱稻孙。鲁迅日记记载，一九一四年七月，“午同陈师曾曾往钱稻孙寓看画帖”。此外，陈师曾还与钱玄同 、“三沈”中的另两位沈士远、沈兼士也相识、往来。因目前没有寻访、查找到更多资料，故不及在此详述展开。（作者 徐惠林）

　　（本文获授权摘编自《荣宝斋》 总第153期，作者徐惠林供职于《湖州日报》文化副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