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与顾养谦

　　只因为向董其昌求一张扇面小画而不成，德高望重的老臣竟然怒发冲冠，向皇帝告御状。

　　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此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董其昌，看上去仕途一马平川，前景无限美好。是年，董其昌44岁，他的书法和绘画造诣已受到了时人的普遍敬仰，市场上片纸难求。

　　不料想，就在这一年里，董其昌遭遇到这位退休老臣的厉骂，“致尘天听”，连皇帝都收到抨击董其昌的奏折，而这位老臣，就是大名鼎鼎的顾养谦。

　　正逢大好年华的董其昌受此打击，精神抑郁起来，不得不辞官“奉旨以编修养病”，悻悻然回老家去了。离开京城的董其昌，乡居20余年，放浪江湖，直到万历皇帝去世之后，才以67岁高龄再度出山为官。

董其昌临倪瓒东岗草堂图

　　董其昌 临倪瓒东岗草堂图

　　一

　　告御状的退休老臣顾养谦，究竟何许人也，能有此等威力？

　　顾养谦（1537－1604），字益卿，号冲庵，南直隶通州（今江苏南通城区柳家巷）人。嘉靖三十七年应天府中举；嘉靖四十四年会试第127名会士，殿试二甲第44名进士，进工部观政，十月授户部山西司主事。从此以后的20年间，顾养谦转战在闽、粤、滇、浙等地，杀倭寇，剿土匪，平兵变，弹压少数民族起义，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万历十一年（1583）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饬蓟州兵备。时人沈明臣称赞他：“谁道虎头非将种？请缨从古是书生！”可鉴，以科举获得进士身份的顾养谦，不仅喜爱丹青，有顾虎头（顾恺之）遗风，还能征善战，战功累累，已是军界的一代卓越名将。他的知己、内阁首辅（民间称为宰相）申时行称赞他，“古所称文武才，公实兼之。”

　　万历十三年（1585），在晚明重臣、吏部尚书杨巍的推荐下，49岁的顾养谦出任辽东巡抚5年，后又擢任为蓟辽总督2年，兼任经略，打理朝鲜事务。他一生中之所以能对国家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均是因为在这风云激荡的辽东7年。首辅申时行对他十分倚重，称顾养谦：“余尝屈指人才，以为国家一旦有急，能排大难出死力者，必公其人！”

　　作为镇守辽东边关的重臣，顾养谦最先察觉出努尔哈赤的政治野心。万历十五年十一月，他上疏曰：“努尔哈赤益骄为患”，这是《明神宗实录》里第一次出现努尔哈赤的名字。第二年，他仍在紧盯着努尔哈赤，揭露其凶悍与狡黠，称其“建州黠酋也”，写在他的一篇名为《论开原道臣王缄反覆贻祸疏》的奏折之中。

　　此时的努尔哈赤，刚刚抬头，只有“骁骑”数千人马。顾养谦认为他对国家是个危险人物，上疏要剿灭他，免得以后养虎为患。而分巡辽阳的按察御使王缄则主张怀柔抚顺,认为努尔哈赤“奄奄垂毙”，不值得过于重视。性格耿直的顾养谦大声疾呼：“倘闻者不察，谓开原之情形果尔，则边事去矣！”他的上疏未能奏效，而且，御史甚至还弹劾顾养谦，称他夸张努尔哈赤的危险程度，目的是为“贪功徼赏”。努尔哈赤因此逃过致命一劫，其实力如燎原之火，日益壮大起来。数年之后的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个对手完颜部，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从此羽翼渐丰。

　　万历二十年（1592）3月，日本关白（摄政王）丰臣秀吉调动九个军团共15万人渡海至朝鲜作战，拉开了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帷幕。同年8月，明军主将李如松收复了平壤、开城，进攻汉城，战况陷入对峙。受困的丰臣秀吉只得派使节到北京城议和，于是明军以胜利者的姿态也随后退兵。

　　万历二十一年（1593），时任蓟辽总督的顾养谦，受命处理朝鲜战争后事。这是他一生戎马生涯最辉煌的时候。

　　即使在这一时刻，顾养谦仍然在警惕着努尔哈赤。据其碑文载，顾养谦于万历二十二年上疏御敌新方案二万言，曰：“国家患虏（指努尔哈赤）不患倭。倭不能越朝鲜犯中国，其势不足畏，然自古御夷，常以顺逆为抚剿，权恩威而用之。”

　　万历二十三年（1595），国事糟乱，内争不休。许多官员要求国家对日战争：一种意见是主动打击日本，另一种建议则是继续坚守朝鲜，但顾养谦却始终坚持国内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臣以中国为全局，以朝鲜为局外”。他上疏说：“今言者率称战守，战则不能（胜），必得志于倭（日本）；守（朝鲜）则征兵远戍，岁耗大司农金钱（每年消耗军费）数十万，疲中国力而代（他人）受其敝（衰败）。令虏（努尔哈赤）得乘虚而入，非策也！”因皇上和大多数官员都不赞同他的观点，是年正月，虚年60岁的顾养谦辞去官职，请求皇上“赐臣骸骨还乡”。皇上准允其“在家调理”，至此他卸任了蓟辽总督，始得衣锦还乡。万历三十二年（1604）正月十二日，顾养谦寿终正寝，享年68岁。神宗万历皇帝下旨祭文，赞扬他在卫国战争中是“东南之屏障”，赐谥号“襄敏”，赠兵部尚书，入祀乡贤祠。申时行为其亲撰碑文。如今国家画院的著名国画家顾平先生，正是顾养谦的后裔。

　　可是，像顾养谦这样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整部《明史》里居然没有他的小传，以致后人对他的了解甚少。到了今天，人们似乎已将他遗忘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之中。

　　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清代修史的避讳制度。因为顾养谦是晚明忠臣，抗清名将，所以清代史官不仅在《明史》中未列其传，《四库全书》也不录，甚至连顾养谦的著作《冲庵顾先生督府奏议》八卷、《益卿诗文全集》二十卷等全部被列为禁书，遭遇毁禁，至今只《冲庵顾先生抚辽奏议》侥幸留存。

　　二

　　再说董其昌与顾养谦的冲突，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此时顾督府已经为退休老人。而他俩的相识，缘于晚明杰出的思想家、“童心说”创始人李贽（1527—1602）。

　　当时，董其昌与好友如袁宏道三兄弟等成立了一个“蒲桃社”的文人小社团，经常在北京西郊崇国寺举行活动。

　　董其昌在他的《容台别集》卷三中回忆说：“李卓吾（卓吾为李贽的号）与余，以戊戌年春初一，见于都门外兰若中。略投数语，即许莫逆。以为眼前诸子，惟君具真知见，某某皆不尔也。”所谓“兰若”，本是梵语，佛教中意指“寂远处”，这里指的就是北京西郊崇国寺。

　　李贽一见董其昌，便许为莫逆知己，还夸赞董其昌说：在座的诸位，皆不如董其昌具有真知灼见。多年以后，董其昌念念不忘，仍在“至今愧其意”。

顾平作《顾养谦与退畅珠媚园》

　　顾平作《顾养谦与退畅珠媚园》

　　顾养谦与李贽系多年好友，个性相近，都是耿直仗义之人，因此惺惺相惜。早在万历六年（1578），顾养谦任云南按察司佥事时，李贽也在云南，俩人引为知己，常常“辄夜分不忍别去”。李贽因言获罪，常受到攻击，而顾养谦给与的保护甚多。李贽则赞扬顾养谦是“具大有为之才，负大有为之气，而时时见大有为之相”，因此来往频繁。

　　顾养谦实为文人从戎的楷模。四岁时，他从鄞县闻玉田先生受业。老师命句“云雨昏灯易暗”，他对“云过月还赠明”，一时成为佳话。顾养谦一生不仅喜欢作画，而且也喜收藏，所以十分器重董其昌，曾托王承父向董其昌求画，还给董其昌送来了扇面和礼品。礼品中包括他家乡南通的土特产。

　　王承父即是晚明诗人王叔承(1537—1601)，吴江人，曾是顾养谦的门下客座。王叔承与首辅王锡爵为好友，而王锡爵之子王衡与董其昌有手足之谊，故而系旧相识。

　　董其昌很是自傲，自认为这位老英雄顾养谦是个“马上君子”，不愿意为他画上一笔，所以他只为王承父画了扇面，退还了顾养谦送来的扇子和礼品。但“马上君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叫人颇费思量，难断其意。或许是，顾家在南通建造江南名园“珠媚园”时，有过“求田问舍，杀人媚人，一生作恶业者”的坊间传闻？为董其昌所不齿。

　　但是，董其昌因此却得罪了顾养谦，惹下大祸。

　　顾养谦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勃然大怒，随即上疏弹劾董其昌，指责他“雅善盘礡”，玩物丧志，整天只知沉醉在书画创作和鉴赏的游戏之中，不思进取，而且“致尘天听”——就是顾老臣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顾养谦乃是本朝老英雄，名震朝野，人人都敬畏他。也可能，上疏告御状的“朝贵”并不是顾养谦本人，而是他的拥趸，在替老英雄抱打不平。

　　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春天，悲愤满腔的董其昌把这件事的原委，题写在巨制《仿李营丘寒山图》上，收录在他自己生前审阅过的《容台集》内。

　　董其昌在画上题诗道：

　　拈笔经营辋口居，心知余习未全除。莫将枕漱闲家具，又入中山箧里书。

　　此诗有序，曰：“余自弱冠好写元人山水，金门多暇，梦想家山，益习之。顾益卿开府辽阳，以两箑（扇面）求画，一为益卿，一为山人王承父。余画承父而返益卿扇簪裾，马上君子未尝得余一笔。结念泉石，薄于宦情，颇得画道之助。今年春，有朝贵疏余雅善盘礴，致尘天听。余闻之，亟令侍者剪吴绡纵广丈许，秉烛写李成《寒山图》，经宿而就，遂题此诗。夫韩滉、燕肃、宋复古、苏子瞻皆善画，朝贵腹中无古今，固应不知，第以为罪案，但可曰‘不能遣余习，偶被时人知’，如摩诘语耳。视此曹求田问舍，杀人媚人，一生作恶业者，何啻枭凤！而妄下语乃尔耶！世必有能知者，余亦何憾哉！”

　　正是受此打击，董其昌产生了“金门多暇，梦想家山”“结念泉石，薄于宦情”的想法，准备逃离官场。而在重压之下，《明史》上说董其昌“坐失执政意”，以病为由，辞官回家去了。

　　从此之后，董其昌再未见过李贽，而顾养谦也于六年后魂系归去。(作者：孙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