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当今的大街上，如果问起张宗祥，很多人都会是一脸茫然。是的，作为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第三任社长，张宗祥的知名度似乎远不如其他几位社长那么响亮，若首任社长吴昌硕、二任社长马衡，其后的几位社长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等，个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书画家。而张宗祥的名字，恐怕除了学术界和书画界的人知道之外，社会各界则知者寥寥了。

然而，了解西泠印社发展历程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西泠印社在历经晚清、民国的一段辉煌之后，于抗战期间已近颓圮，解放前已荒废多年，倘若不是张宗祥登高一呼，引起四方响应，又经其多方奔走，得到官方支持，哪里会有西泠印社在六十年代得以“重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张宗祥，就没有今日之西冷！

不过，张宗祥最为后人称道的却并非恢复西泠这件“伟业”，而是他曾先后担任民国初年的京师图书馆和解放后的浙江图书馆，这南北两大图书馆的馆长，这在中国图书馆界可谓绝无仅有。他在古籍文献方面“居功至伟”，曾手抄古籍善本数千卷，当世罕有比肩者。有关张宗祥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和卓越成就，学界早已论述周详，作为晚辈兼外行如我者，确乎已无置喙空间了。

今年是张宗祥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西冷印社正在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先生归来”。当此之际，我们怀着七分景仰和三分好奇，远眺着先生的背影，深感学力不逮，无法在学问和艺术诸方面再发新声，只能另辟蹊径，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世人很少涉及的一个冷僻领域，即：张宗祥作为一介书生的“为官之道”，以及他在官场沉浮中所表现出来的文人风骨——本文的标题《“文官”张宗祥》，盖基于此。

我特意给“文官”二字加上引号，以示与政治学中的文官制度等概念有所区别。此“文官”者，实乃文人当官之谓也。

图为本文作者在张宗祥纪念馆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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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论述张宗祥这个特殊的文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张宗祥的职业生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寄身于官场的，包括他自谓的“半商半仕之席”；即使游离于官场之外，也与官场中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其学术研究而论，也与官场交织缠绕、难解难分。张宗祥的“宦海生涯”，漫长曲折，跌宕起伏，从晚清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先后担任过晚清的“推事”（五品，加四品衔），民国教育部的科长、司长（曾与鲁迅为同事）；担任过中国最早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出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长，还做过一任瓯海道尹，也就是温州府的“道台大人”；可是一转身，又直降若干级，去充任上海一个小小税务所的所长……如此丰富多彩、波诡云谲、极富戏剧性的“文人从政”案例，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当我从阅读中窥得这位“大文人”的为官轨迹时，先是被惊呆，进而肃然起敬！

官场自古被清高的文人们视为污秽之地，可是，“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又驱使着一代代文人挤进官场。这无疑是一个悖论，却沿袭了千百年。千百年来的“官场文化”衍生出一套独特的行为规范和处事规则。作为一介书生，一旦步入这个巨大的官场空间，你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改变自己，以适应官场的这一套行为规范，包括所谓“潜规则”；要么坚守自己，尝试通过一己之力来改变固有规范。前者肯定是绝大多数步入仕途的读书人的不二之选，而后者则势必要冒着长期与官场格格不入、最终不免导致一败涂地的巨大风险。从古至今，只有极少数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孤高耿介之士，抑或怀抱利器、不随流俗的卓异天才，才会秉持文人之天性而选择后者，若楚之屈原、汉之司马、唐之韩柳，宋之范苏，明之青藤、清之板桥……而张宗祥先生，无疑也是这样一个不肯随波逐流，不改文人本色，始终坚持自己为官理念和人文理想的官场异才！

张宗祥书法

在这里，我把张宗祥誉为“官场异才”，是因为他既是最后一批沿着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轨迹，怀抱“兼济天下”理想，出仕为官的旧式文人的典型代表，又是第一批具有现代意识，毕生试图挣脱官场羁绊而回归学术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对这样一位极具典型性的、处于新旧交替特殊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我们只有全面的、设身处地的还原其历史方位和社会环境，深入体味和考察他的宦海沉浮及其心路历程，才能更真切地窥视到他那一代学人的思想特征与精神风貌。这无疑是一项艰难繁复的课题，但却是一个含金量异常丰富的宝矿——我只不过是初探此山之一角，已然被其焕彩迷离的景色所吸引所痴迷：哦，原来那时的文人曾是这样为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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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先生（1882年-1965年）出生于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末世。循着一辈辈读书人的成长道路，他十岁开始发蒙读书，教材自然是四书五经。他博闻强记，一目十行，加之天资聪颖，禹寸陶分，很快就在同门学子中脱颖而出。据他自作年谱记载：“府试四场，皆第一。”年纪轻轻就成为前清的末代举人，名扬乡里。随后，先后任教于家乡的秀水学堂、嘉兴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先后与鲁迅、许寿裳等一同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0年29岁时赴京考职，又取得“殿试一等”的好成绩，“以主事用，分大理院民二庭，改推事”。翌年调任刑三庭，“迁五品，加四品衔”（见《冷僧自编年谱》）。由此，年届而立的张宗祥成为大清王朝最后一批经考试录用的“四品官”，这或可视为张宗祥为官之始。

事实上，张宗祥并没有到大理院实际去“推”什么“事”，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清华学堂教书上。很快，辛亥革命爆发了，清朝被推翻，他的第一个官职也就自然消失了。他依旧回浙江老家教书。1911年底，沈钧儒先生组创浙江省教育司并出任司长，约请浙江师范的老同事张宗祥来当课长，这是一个有职有权的官位，张宗祥先生实际为官从政，应从此时算起。

自此直到1924年底这十多年间，张宗祥先生一直在教育行政部门任职，做过教育部视学，并以视学身份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1919年至1921年）；做过教育部专门司的第二科科长和会计科科长；1922年又转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两年后转任浙江瓯海道尹。

张宗祥与夫人王淑英于1917年摄于北京寓所。

张宗祥以学人出身而任职地方行政长官，与供职于教育部门完全不同，这对他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一场大考。而张宗祥先生以秉公办事、举重若轻的工作实绩，证明自己不但能够胜任这项繁杂的职务，而且游刃有余，谋政之暇，照样可以吟诗作画，伏案抄书。　

张宗祥画扇面《梅花》

张宗祥在道尹任上只有两年，嗣后战乱又起，道署取消，他始得卸责，从此开始了沪上赋闲的寓公生涯。他丢了官反倒乐得清闲，每日里专心抄校古籍《罪惟录》，并开始学画，遍临古人名蹟。有时“举家食粥，而怡怡然无愁悴之色”（见《冷僧自编年谱》）。

然而，好景不长。1928年张宗祥右脚旧疾复发，卧床三四个月才能起来。此时，他靠点校《说郛》一书所得的版税两千金，也花得所剩无几了，一家老小的生计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恰值为难之际，中央大学约请张宗祥去当教授，这让张宗祥动了心。本来，张宗祥曾发愿“自1914年后，誓不任教师。1924年后，誓不再任教育上行政职务”（见《冷僧自编年谱》）。但是，一家老小总要糊口，文人的“誓言”毕竟没有饭碗重要，于是，他打算违心答应，以图生计。此事被老友张詠霓知道了，跑来劝他：你足疾方愈，不可远行，况且违背夙志。于是，给他介绍了一个既可留在上海，又有一份收入的官差——叉袋角税所所长。从堂堂道尹到小小税官，张宗祥在官场上的峰谷沉浮，如滑雪速降。但张宗祥却安之若素。恰巧他的赵姓前任还是他在瓯海道尹任上的旧部，以长官之身继任属下之职，这本是使人尴尬之事，可他却十分欣慰。于是，原班人马，各安其位，“无为而治”，萧规曹随。他只叮嘱所内同人须遵守两条铁律：“一不亏国库，二不病商民。”别的事一概不闻不问，他只管继续埋头抄校古籍。

从此，张宗祥的宦海生涯出现一大转折：从主事者变成办事者——两年税官之后，转任平汉铁路局秘书，后被调任铁道部秘书，他成了一位整日被案牍劳形的高级文员。对此，张宗祥先生曾自谓：“性本不乐仕宦，中年之后尤不愿逐赖红尘中。以贫故，非禄不能自给，得此半商半仕之席任之。”

这种“半商半仕”的职务，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场，但性质并无大的区别，皆为“食官禄者”。抗战爆发后，张宗祥又先后转任交通部、农民银行等处，依旧是担任编审、秘书之类文职。随着国民政府一路南迁，由武汉到桂林，再由桂林迁重庆，在这段极为颠蹶动荡的日子里，恰恰是这份“官禄”给了一家老少的生活带来了些许保障。

抗战胜利前夕，因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转运事宜，教育部成立保管委员会，礼聘张宗祥担任专员室主任委员，他笑称：“此缺等于养老，极所乐为。”

当时农行也以主任秘书相邀，张宗祥则以至多三年为限赴任，此时他已64岁了。到任之初的几个月内，公文经手月均14000件，返回南京后，依旧如此忙碌。张宗祥眼见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贪腐成性，官场上争权夺利不择手段，而民生艰困，无计舒缓，不禁心灰意冷，萌生退意。三年期满，立即请辞，终不见许，随即签请退休，领了一笔疏散费，再回上海做寓公，靠行医和书画自食其力。至此，张宗祥先生的宦海生涯，似乎已告结束，时年68岁矣。

大概张宗祥自己都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职业生涯竟会峰回路转，翻唱新篇：1950年，应浙江省府之盛邀，张宗祥重新出山，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此后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并于1956年的人代会上提出议案：恢复西泠印社。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西泠印社营业部先期恢复，又经过他多次召集筹备会议，与有关各方协商运作，终于在1963年10月25日，借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召开之机，全面恢复了西泠印社的活动。会上，张宗祥众望所归，当选为第三任社长，这是张宗祥平生担任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具学术声望与艺术含量的一个职务。当然，这个职务已经与此前的所谓“官场”，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把张宗祥先生一生的为官历程，在此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和概述，目的只在说明：要深入研究张宗祥这个泰斗级的文化巨擘，有意无意地回避他的官场生涯，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深入探究他的为官之道，才能更真切地发掘出他可贵的文人风骨和书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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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原名思曾，少年时因仰慕南宋爱国名臣文天祥而改名为“宗祥”，其兼济天下、矢志报国的志向已然显现。而一旦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自然会全力以赴。纵观张宗祥几十年的为官经历，可以简单概括为，前期谨慎处事，积累经验；中期敢作敢为，精明干练；后期举重若轻，多谋善断，可谓一代能吏。

前文论及，张宗祥第一个有实权的位子是浙江省教育司的科长，主管全省的中学教育。他一上任就遇到了治理杭州府中学堂的难题。张宗祥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写道，“衡山（沈钧儒）任事锐急，欲改变校风。而杭州府中学堂夙号难治。”沈钧儒将这所学校改名为第一中学，办学经费改为省库支用。为此，张宗祥上下奔走，使之落实。据说，此时鲁迅先生也来教育司任课长，一见张宗祥就说：“冷僧，你真厉害，能从强盗（指当时主政浙江的王金发）手中要出钱来。”但是，不久学潮蜂起，沈钧儒先以朱蓬仙为校长，不行；又派马幼渔接任，还是不行。如此动荡中，张宗祥这个主管科长，周旋其间，费尽心力，想来真是苦不堪言。“朱、马皆予老友，予又主管中学，奔走其间，极尽艰苦。而二君仍不能安于其位，亦憾事也！”这是几十年后张宗祥回忆当时情况时的“夫子自道”。

如果说，张宗祥为官伊始，得失参半，那么，他从治理杭州中学堂诸事中所汲取的重要经验，一是要学会找钱，二是要学会用人。

关于“学会找钱”，张宗祥在此后的谋事阅历中，可谓屡试不爽，受益良多。譬如主政京师图书馆期间，他就想出了好几个少花钱乃至不花钱而办事的点子——据《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下）载：“张先生以积学多才，居馆三年，废者兴，弊者革，克勤厥职，懋著勤能。鉴于馆藏图书之犹未备也，乃请部征取各省官书局书，复通启各省图书馆、学校及公私藏书家，征求文献，又请部颁捐书奖章以为之劝。启文典丽堂皇，阅者感动，于是，辇输典籍以相赠与者，不绝于途，流风至今不绝。”（引文见该书1201页）

一个奖章，一篇启文，感动了天下爱书人，既解了馆费不足之困，又开辟了收集馆藏古籍的新来源。张宗祥开此风气，实在是功莫大焉！

此外，张宗祥还设计了一个“以藏书换新书”的模式：“上海商务印书馆拟影印馆存珍本及四库未刊之书，张先生承部旨与之订约，允其影摄翻印，不纳费；而彼所出版新书，无论书之巨细及价之高下，胥应每季汇赠馆中一份。”从此，“商务印书馆每季遵约送书若干种，除《四部丛刊》等巨帙及价值甚昂者，仍待购存外，而通常书籍及各校教科书，以及另种小品，先后送馆，积久亦颇可观。”（引文同上）就凭这几个“妙招”，馆内购书费用不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明显缓解。

当其转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时，他力主要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缺之书补齐。这需要一大笔资金。他再次发挥这种长袖善舞的本领，空手奔赴上海，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募捐来近万元真金白银。此次，他所采用的策略更为高妙，先设定一个高门坎：只有浙籍人士可参与捐款，非浙籍人士，想掏钱都不要；捐款以500金为一份，力不能胜者可以二三人合计，但低于500金免谈。这一招儿确实灵验，一下子唤醒了浙商群体的乡土意识，大家都争相为家乡之文脉输血，以致后来，连当时浙江省最高首脑卢永祥听说此事，也笑嘻嘻地对张宗祥说：“我也是宁波人，应该捐助一点。”当天就送来了4000元的支票。省长张暄初见到张宗祥第一句话就是：“冷僧，我可没有许多钱捐助你的事业。”张说：“这是量力而行的事情。省长能出多少出多少，哪有一定要向督办看齐的道理？”结果，这位张省长送来了500元。

有了办事的钱，还要找对办事的人。张宗祥早就物色好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人就是堵春甫。此前他来找过张宗祥，说自己生活无忧，只是正当壮年，希望能做一件让后人知道姓名的事情。这时，张宗祥把他找来，派他去北京直接督办补抄文澜阁书这件青史留名的大事。他起初还有顾虑，一怕京师图书馆不肯帮忙；二怕北京情况不熟，写手难找。张宗祥说，已经替你安排好了，我委你一个教育厅秘书，专办此事，每月薪水30元，由我的公费项下支给；请你的老师吴震春先生主持北京的一切事情，他在教育部任职，北京情况十分熟悉，你遇事可向他请教；我再写封信给京师图书馆，那里的同事一定会帮助你。如此一来，堵春甫成为张宗祥的一员得力干将。此事自1923年春天开启，历时近两年即大功告成，成为轰动当时学界的一桩大功德。而堵春甫果然不负重托，监督抄校，尽心尽责，不计薄酬，善始善终。直到1924年全书告竣，亲自押运到杭，向张宗祥郑重复命。

经亨颐曾是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因学生中有倡言公妻之说而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引咎辞职。张宗祥来杭后，重新起用他为四中校长。一时间议论纷纷，连省署都感到惴惴不安。而张宗祥却力挺之。有些地方乡绅联名上书，责备张宗祥，张亦不为所动，到处为他解说辩护。后来，经亨颐干得很好，成为浙江有名的教育家。事实证明，张宗祥确实是慧眼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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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给外界留下的普遍印象是儒雅谦和，有谦谦君子之风。但是，当其身处官场、在位谋政之时，却是一个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硬角色。他处事干练，决策果断，无私无畏，秉公而为，一时间，成为令属下官吏心存畏惧的上司。

1925年，张宗祥初到永嘉赴任瓯海道尹。上任伊始，就把玉环县一个知事给撤了。原来这位姓卢的县知事把两个女孩子诳骗去玉环，说是有教师的位子给她们。结果到了玉环并无什么教职，反将她们骗至县署，让她们在此长住。二人坚决拒绝，逃回了温州。张宗祥闻知此事，毫不犹豫地将卢某撤职查办，以为轻薄无行者戒。

张宗祥到任后，发现此地司法腐败，地检厅尤甚。法警多至三十余人，每人月薪只有一元，却建洋房、纳小妾，财源滚滚。每每下乡办案，就让地方上杀猪宰鸡，弄得一乡不安。张宗祥决定亲自考察。恰巧这时地检厅要焚烧鸦片，邀请道尹大人参加。以往这类事情，道尹只会派一闲官去看看，这次他却亲自前往，一到现场就打开纸包查看，发现里面根本不是鸦片。由此，他掌握了直接证据。接着，当地一家糕饼店发生食物中毒（抑或投毒）事件，死了人。张宗祥立即询问警局：“地检厅问过此事了吗？”答曰：“不问。”张宗祥认定这是司法失职，立即由行政官署处分。随后，他亲赴省上会晤省高检厅厅长，直陈瓯海地检厅的种种劣迹，请求予以撤换。经此一番整肃，司法贪腐混乱得到了治理。

治赌是张宗祥在瓯海的另一实绩。当时，瑞安人好赌成风，每到新年尤甚。老朋友许达夫来找张宗祥，恳请他设法治赌。张把瑞安县黄知事找来，严令其抓赌。黄面露难色，说好赌之人多是豪门巨室，小县岂敢得罪？张宗祥说，你只管抓赌，捉了赌徒直接押来道署，就说是我让抓的，由我来处置，不会连累你。黄回去一抓，果然都是瑞安豪富，他不敢把赌徒们押来道署，却亲自上门为其求情，张宗祥不允。这一下，反倒把当初请其治赌的许达夫给“惊扰”了，他亲自跑来对张说，没想到你如此雷厉风行，果然治赌有力啊！可是，抓的人里面，大半都是我的亲友，你看怎么办？张宗祥说，你虽然不自入瓮，而入瓮者半是亲友，可见温州赌风兴盛的根源所在了。张宗祥见此事已形成了预期的“震慑力”，便网开一面，说：既然这是瑞安的事情，还是由瑞安县决定如何处置，相信黄知事会秉公办理的。结果，那位黄知事对赌徒们罚款结案。此次抓赌，罚款万金，都充作瑞安修桥铺路之用。

有趣的是，张宗祥为官时，还遇到过类似时下“招商引资”、“征地开发”的事。英国企业亚细亚石油公司想在南溪设立储油池，南溪百姓不许建，双方发生争执。对这个“项目”，省里屡催，还请来英国驻宁波领事来协调，但一直未果，就把此事交给张宗祥来办。张宗祥先去了解百姓的意愿，得知百姓只想谋得善价。刚好，英国领事下书约访，张宗祥同意约期来见。可是，到了会见的日子，英国领事却带着那位英国商人一同来了。张宗祥见状，立即正色直言：“领事先生，你来函并未提及要带着商人一同来见，我很难招待他。”那领事与商人顿时窘迫无着，进退两难。张宗祥顺势说道：“既然来了，就请一边坐着吧，但是不许发言。”张宗祥以强硬态度先发制人，令一向傲慢的英国人顿时傲慢不起来了。会谈很快结束，对方不再坚持，完全接受了对当地百姓有利的条件。

主政瓯海两年多，张宗祥还果断处置了霍乱暴发的突发疫情；用经济手段平抑了产米区乐清县与缺米区龙泉县之间的价格纠纷；还兴建育婴堂，收养盲聋哑儿童，并为其开辟稳定收入来源；当军阀混战滋扰地方安定时，连警察局长都跑了，警察也罢岗了，“地方无一兵可资捍卫”。张宗祥却恪尽职守，尽力维持辖区安全。“予亲督盐警巡城者两夜。直至宁波有军队来，始得卸责。”（见《冷僧自编年谱》）

近百年后，回望这些往事，我们不禁要感叹：乱世中的瓯海道，能摊上这样一位张道尹，应是当地百姓之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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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历来讲究入世做事，出世做人。当其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时，常怀放浪形骸重返田园之思。张宗祥的文人气质十分鲜明，他身在宦海，却常思青灯黄卷下的满案丛残；而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欺上瞒下贪腐造假等等丑行，他看在眼里，厌恶在心，实不堪与之为伍。这种愤懑无奈的心情，又不能与外人道，只能在自作的诗词中，委婉地抒写。在一首七绝诗中，他写道：“濯足清流何处行，满山荆棘正纵横。近来寸土无干净，薇蕨山中早不生。”在另一首七律诗中，他感慨：“入世最难无我相，守身从未合时流。坐而谋国身犹壮，老欲安居乱未休。”他在诗中还常常自叹：“宦海风波几度看”，“身外功名任寂寥”；他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清流洗足入山去，不向长安再踏尘。”这些诗句真实表露了张宗祥身在宦海、孤寂无奈的矛盾心态。（注：此处所引诗词，皆出自《张宗祥文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

细读张宗祥的日记、书信和年谱，会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字眼：“坚辞不就”、“婉拒之”、“辞谢”等等。这些字眼的背后，体现着张宗祥严格的为官取向。一般而言，合则为伍，不合则去，一直是他选职任事的前提。从不附身屈就，更不肯委曲求全，体现着文人素有的孤傲狂狷之气——

1911年夏，他回浙江襄办学务，一位叫钱家治的人想叫张宗祥替他主持杭州府中学堂，张“坚以病辞”。“暑假后，始赴杭州，未尝一登抚署、学署之门，人皆以为狂。”（见《冷僧自编年谱》）

1914年，张宗祥接到好友陈仲恕电邀，原来素未谋面的汪伯唐先生已推荐他任教育部视学，这在官场上是极少见的“知遇之恩”。张孑身北上，在与陈仲恕见面时，他俩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陈说：“你真懒，难道非要到了无处谋食的境地，你才肯来吗？”张宗祥答：“平生未仰面向人。不是不着急，是苦于不知谋食之方啊！不过，这次来京，我是绝不再作教书匠了。自辛亥以来，教书者亦倩人说情，我实在不耻！”此后，接连有北大、高师等邀约张宗祥前去任教，均“婉谢不应”。

嗣后，又是那位汪伯唐先生转任平政院长，再次推荐张宗祥担任肃政史一职。这次张宗祥却坚辞不就，他让陈仲恕转告汪公：“夙志不愿作御史、学政等官，今则将为当局任爪牙，搏击异己，不安亦不愿，请撤予名。”（以上引文均见于《冷僧自编年谱》）

当其赴任履职以后，一旦遇到强权和人情的困扰，张宗祥所表现出的凌然正气和文人风骨则愈加鲜明。初到浙江教育厅任职，张宗祥闻知二师校长有大烟癖，就要查办他。此人连忙四处散风，说他与镇守此地的军界大员素有交情，还煽动学生罢课。张宗祥不信邪，坚决罢黜其职。果然，那位军界大员马上来到杭州，意欲兴师问罪，张宗祥不为所动。有人就对那军人讲：“这个姓张的素来刚直不阿，且查处鸦片占着天理，您还是就此打住吧！”那位军界大员自知理亏，悄然离去。

张宗祥深知：“教育界本为知识阶级，党派之见，地方之见，学籍之见，则独深。予悉不问，一以是非为归。”有一位省议员约集四个人来找张宗祥，联名保举一中学校长。张宗祥对他们说，我今日为厅长，他日也许去任议员。我只须问何人能胜任这个职位，又何须烦劳诸位来此说项呢？那几位语塞而去。

考选清华学生时，张厅长门前车水马龙，托门子找关系来说情的函电亦如雪片般飞来，积之数寸。主持考试者请示张宗祥如何取舍？张宗祥的回答倒也干脆：“我考儿子，不考老子。君等阅卷，公正谨慎可矣。”

无私才能无畏。张宗祥有学有才，更有识有德。他为官多年，谨守官德，为同僚所称道，为后人所钦敬。

平林寒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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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最为世人看重的官德，一为禅让，一为廉洁。张宗祥在这两方面都有实绩可考。

先说让。1921年，陈垣先生出任教育部副部长，邀请张宗祥担任专门司司长。张在感谢之余，对陈垣说：“教育部同人中，有的自学部成立时就在此供职，似应略重他们的资格。你我是朋友，凡是别人不愿干的事情，可以交我，以尽朋友之谊。”张宗祥力荐范吉六出任司长，而自己则改任专门司二科科长兼会计科科长。如此让贤之举，无论古今，皆为官场所罕见，非心底坦荡之人，焉能为此？

顺便在此多说一句，张所改任的科室，都是没人肯做的“繁缺”。张宗祥主管会计科不久，就查出一位唐姓主事，代领留学经费的弊案。

再说廉。张宗祥为官清廉的实例很多，在此随便举几件小事为证。

张宗祥回浙之初，开始谋划补抄《文澜阁》四库缺书的事宜，他曾委托时任浙江图书馆长的章仲铭（章太炎之二兄）代印一批抄书用纸，千叮咛万嘱咐，必须红色要经水不褪。但是这批纸张交货时，却发现遇水褪色，而且红色褪得厉害，只好弃用。按说这笔经费可由公费报销，退一步说，追究办事不利之责，也应由浙江图书馆或者章馆长赔付。但张宗祥却二话不说，由他个人出钱赔补了。

张宗祥就任瓯海道道尹，辖区内有名胜雁荡山。然而，张宗祥却终其任“不敢游也”。为何？因为他知道，去一趟雁荡山要几天时间，经过乐清县时该县知事定会兴师动众酒席招待，张宗祥对此不能接受，因而始终“不敢一游”。多年以后，张宗祥还在诗中咏及此事：“二年瓯海一官轻，咫尺龙湫未得行。今日读诗兼读画，不游雁宕是虚生。”

张宗祥任瓯海道尹时，在温州瑞安仙岩梅雨潭摩崖题壁“飞白”

而瓯海所辖的另一处风景区仙岩，因地处瑞安，一日即可往返，不致惊动县衙，张宗祥就利用休假去了两次，还为当地题写了“飞白”大字刻于瀑布石壁。这去与不去之间，彰显出张宗祥先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的官德。

张宗祥晚年在写给子女的信中曾有自况云：“我平生只有负我债，我从不负人一钱。”如此磊落，如此坦荡，即使今日观之，亦足以令现世的贪官们汗颜无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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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时张宗祥68岁。翌年即受浙江省府之邀，重出江湖，担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官位”，也是他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职位。正是在这个荣耀的岗位上，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为自己毕生挚爱的古籍文献事业，创造了彪炳青史的辉煌篇章。

1931年张宗祥与家人设于杭州龙兴路6号寓所

数字是多情的。我们先引几则《浙江图书馆馆志》中的数字：

杭州解放后，浙江图书馆对馆藏图书进行了清点，至1949年8月9日清点完毕，文献总计345100余册，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36318册，古籍善本27723册。

张宗祥到任之后，利用自己的一双慧眼和人脉关系，派出专人奔赴各地抢救和保存古籍，而他在古籍文献方面的崇高威望，也令众多大藏书家愿意把自己的毕生所藏，捐献给浙江图书馆。其间，宁波的李氏萱荫楼、南浔的刘氏嘉业堂、长兴的王氏庄诒楼、象山的陈氏缀学堂等江南著名藏书楼，都向浙江图书馆捐出了大量珍贵古籍善本。到1952年底，馆藏总数猛增至743275册，增加了一倍以上，且新增部分多是线装古籍，当时审定为古籍善本的就有20843册。到1960年，馆藏突破百万大关。至张宗祥逝世的1965年，馆藏达到120余万册。这些煌煌巨帙，是张宗祥留给后人的一座无言的纪念碑，铭记着一代文化宗师的丰功伟绩！

1965年张宗祥摄于杭州西湖，时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