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实际上我是借助了中国传统仕女画的一些构图模式，画出一些新的东西。传统仕女画在中国画中不是最成功的画种，人物形象千篇一律，不像花鸟或山水画。后来我反复看明代唐寅画的仕女画，有一些构图模式，还是值得汲取的。他画的女性处于精神性的状态，例如在观察一个石头、一棵树，或者在体验季节的变化。在当代社会中，这种精神性可能是一个非主流的状态，因为当代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但我就想表达这种状态，女性处在自然一个角落的环境里倾听，被某种不可知的因素所惊扰。我早期的画，有体积感、厚重，现在没有那样的画，现在都尽可能压缩了，相当于把镜头拉近了，画得很白，被强光照射曝光过度后的效果。

记者：为什么执著于女性题材的绘画？

何多苓：作为男性画家，我对画男性没什么感觉。女性不管是形象、肢体语言、表情，都具有无限的复杂性。我在画她们时候，能得到巨大的满足。我想站在中性的角度来客观表达，而不是男性欣赏角度。我是根据她们自身形象的特点，跟大的背景结合起来，加强一些东西，削弱一些东西。她的形象也像她们本人，但跟本人又不一样。我认为不一定要升华，模特本身就很好。我还是有一种对自然形象完美的崇拜感。

记者：你画了三十多年的女性，经历了很多阶段的变化，包括也绘画过一些争议很大的裸体女性，对于女性认识有没有变化？

何多苓：对我来说，女性裸体也是肖像。在我看来，裸体和着衣没有太大的区别，本身都是肖像。我画裸体的时候，跟我画静物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她就是光影的媒介，画出来就是这样的。当代女性，尤其是年轻的80后、90后的孩子，非常自我中心，并且自信，让她们裸体拍照片，都没什么感觉。当然，那种惊奇、迷惘的一些女性特质，还是存在。这也是吸引我之所在。

记者：从你绘画的方式来看，你选择越来越淡的颜料，把女性从最早的一丝沉重画得越来灵动？

何多苓：我画画的风格，不是刻意的，我大概不会画鲁本斯、安格尔那种特别丰满的女性形象。我画的都是很薄、很平面的那种，皮肤的光泽，像光源一样，很轻。视角也间接变了，很奇怪，原来画肖像的时候，眼光要直射，现在不太注意这方面，自然而然的变化。模特看着观众的时候，是传统的画法，直面模特的内心世界。但现在模特的眼光，不知看什么地方，若有所思的世界，更客观一点。

记者：你选择的女性模特都是以东方女性的传统瘦削型为审美标准的，有没有对外国女性形体做一些尝试？

何多苓：我没有特意去挑选模特，可能有这个倾向，我找的模特都是以瘦削为主。没画过那种丰满的，有一点追求传统女性审美的倾向。不是刻意去削弱那些性格特征。我画过一个外国女性，没有特别的感觉，我还是喜欢画东方女性。老外的形体从美感上，肯定是极端的。但我是画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作为中国人，还是对东方的女性形象更感兴趣。我看荒木经惟的人体摄影作品，日本女性形象，特别有感觉。像西方女性人体摄影，我没有太大感觉，也不会去借鉴。

记者：有段时间，你画那些带有情色的裸体女性形象，被批评很多，因为有情色暗示？

何多苓：有一点比较有趣，我画的那些带有挑逗性的、带有情色的女性裸体绘画，遭到一些批评，但是批评都是来自男性，而且他们觉得这种挑逗性是受到一些侮辱，但是反而很多女性，包括那些女性艺术家，很感兴趣，虽然她们自己不去画这样的画，她们却没有感受到侮辱。她们并不觉得是一种丑化，你要叫我画丑，我还是有点困难。这个事我还没想透，是不是男性本身有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觉得挑逗、暴露，对看画的人感受到侮辱？

记者：情色和色情，雅和俗的分界线是哪里？

何多苓：跟画家本人有关系，像中国的春宫图，我也画过，当代的春宫图，我画出来，还是情色而不是色情的，可能和审美趣味有关。就像电影中床戏的自然流露和色情片的差别。我画的时候，我会自然虚掉某些身体部位，没有把它作为强调。所以最后就变成，脸很丰满，但身体是个薄片了。我觉得脸还始终是个中心，身体的外棱廓也很重要。其他倒很容易一挥而就。

记者：画了这么多年女性形象，哪几张女性让你觉得是满意的？

何多苓：《青春》，《乌鸦是美丽的》，《小翟》，兔子系列，包括现在的，自己都比较满意的。更加灵动，越来越敏感，减少了密度，增强了敏感性和脆弱性，可能跟年龄和状态有关。表皮也是很脆弱的，空间也是有些尖锐的轮廓性，瞬间即逝，似乎马上就要被破坏的。我还是擅长画成熟的女性。我觉得现在的画，有点接近我理想的状态。除了诗意，还有对技巧和手感的把握，最微妙的把握，感觉有些神来之笔。“小翟”这个女性形象画得最多，我画了十几张，以后还会画。她的诗歌对我影响很大，我把她的诗歌图像化。但我现在不是那样状态了，模特本身对我来说只是个提示，形象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是题材中一个环节。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