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历史画正确与否的标准？领导能不能给一个书面批示作为保证？这个问题，画家马堡中提出来了，“否则我可不敢画。”

    66岁的澳大利亚籍画家沈嘉蔚十分紧张。

    2014年9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请来了83岁的中央美术学院退休教授闻立鹏。他会不会为他父亲闻一多被放在画里比较靠后的位置而抗议？

    历史油画《兄弟阋于墙》长达30米，是沈嘉蔚至今最大的一幅作品。画面时间定在1936年。这一年的西安事变，他认为“划分了历史的前后两段”。此外，民国的“黄金十年”已近尾声，这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在蓬勃发展，有名的文化艺术大家，几乎都在人生事业的高峰期。这一年也是中国危机的前夜，暗流涌动。

    422个人物的群像，入画者大致隶属三大范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抗日与救亡、科技文化界；例如托洛茨基和中国的几个“托派”，1939年死于内战的国民党抗日军人赵桐，鲁迅、萧红、闻一多……人物的选择标准，沈嘉蔚定位为“正在或即将影响中国的人”。每个人物都编上号，闻一多是第306号。

    还好，闻立鹏没有任何反对意见。“闻一多的位置在历史上就是那样。”白发苍苍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能让蒋介石太狼狈

    沈嘉蔚收集了画中人物的大量历史照片，一张张打印出来，摞起来一尺多厚。不断研究历史，不断添加人物，画完《兄弟阋于墙》，他对“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这些事了若指掌，有的就写在画面上。

    群像历史画乍看了无新意，但人物姿态、布局，其实有复杂微妙的设计。

    “中共特工王”李克农是穿着中山装、拎旅行箱的全身像，地位突出。因为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李克农就要去重庆，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正合“兄弟阋于墙”这个主题。

    把闻一多安排在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一群？因为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沈嘉蔚最担心的批评，其实是对邵洵美的安排。“毕竟他是比较右的，鲁迅批评过。我给他平反一下。”

    戎装而免冠的蒋介石扶杖坐着，眼帘低垂似有所思。“这是西安事变时，他被劫持了。他们要他当抗日统帅，不要再打红军了。所以我不能让他太狼狈，还得让他保持一个统帅的感觉。”蒋介石的身体，取自多年后他穿着制服爬山的一张照片，但头部是1936年的，沈嘉蔚把它们拼在一起。

    张学良站在蒋介石身后，摘手套的同时似乎想说什么。宋美龄则一脸生气看着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板垣征四郎都来自日本关东军，跟他们面对面的是中国东北的几位抗日英雄……

    虽然选择人物的标准是“正在或即将影响中国的人”，但沈嘉蔚有条规矩：不画别国的最高领袖。要是把斯大林、裕仁天皇、丘吉尔、罗斯福都画上，这张画成了“国际行为”，就刹不住车了。

    几年前，有马来西亚企业家请沈嘉蔚画马来的独立之路，找了历史学家给他补课。他画了261个对马来独立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边画边想：我怎么就不能画一张中国的人物群像？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沈嘉蔚打算把《兄弟阋于墙》从澳大利亚拿回来办展。但这幅自主创作的历史画，会不会被挑出问题，他不是那么有底。这种事他很熟悉。

    1974年，沈嘉蔚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画出了成名作《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白雪皑皑的江边哨所，三个解放军警惕地望着边境线。这幅画被称为“文革美术”的标志之一，刊登在全国报纸杂志，当年全国美展上还得到江青表扬，中国美术馆宣布永久收藏。

    沈嘉蔚却发现：展出的这幅画，跟他交上去的不一样。

    为了显得“更像英雄”，几个军人的脸都被加宽；表情改成略带夸张的愤怒，这是因为对面是“苏修敌人”；脸色变成粉红——英雄一定要“红光满面”。沈嘉蔚觉得自己已经把苏联一侧的天空画得乌云密布，人物也最大限度地“红光亮、高大全”，谁知仍然不够。

    对“红光亮、高大全”产生怀疑的不只沈嘉蔚。1972年，27岁的湖南画家邓平祥被选拔去专门创作跟领袖有关的历史画。他去采访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问毛主席到底有多高。

    被毛泽东称为“忠厚老实”的周世钊脱口而出：一米七六！

    邓平祥已经看过一些历史照片，照片上，毛泽东只比周恩来高一点点，在宣传画里看起来却至少一米九以上。

    多年之后，沈嘉蔚和邓平祥成了朋友，一起接受审查与修改。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画成为最受重视的大众艺术形式之一，众多著名画家、雕塑家被组织起来，投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年轻画家刘春华1967年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印刷了9亿张，超过当时中国的全部人口，也创造了美术史上的世界纪录。

    “文革”结束，《我为伟大祖国站岗》被中国美术馆退回。沈嘉蔚去取画，发现它很惨——内框、外框不知去向，画布卷成一团，扔在美术馆地下室的垃圾堆里。

    还原真实历史，是他创作《兄弟阋于墙》时的原则。“我发现，我这一生中间做了很多无用功，”沈嘉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现在做的是转化成有用功的工作。”

图为英国人约翰·普拉特（John Platt）1846年所绘表现签订《南京条约》（局部）的历史画（资料图）。

图为马堡中1997年画的《签字仪式》（局部），表现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的场面。马堡中供图

    “为什么不画，这是历史！”

    2000年，国内某博物馆找到画家、美术批评家邓平祥，请他联系沈嘉蔚，画一幅抗战题材历史油画《百团大战》。已移民澳洲的沈嘉蔚正好有事回国，接了。百团大战的领导者彭德怀，沈嘉蔚为突出，画了150厘米高。博物馆领导却摇头：要修改。改成多高？20厘米。为什么？博物馆领导笑而不答，“反正首长是这么说的”。

    什么是历史画正确与否的标准？领导能不能给一个书面的批示，作为保证？这个问题，画家马堡中提出来了，并表示：“否则我可不敢画。”

    那是1997年，文化部为庆祝香港回归筹办美术大展。最大的一幅作品，要画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强占香港的《南京条约》签字后，英国人画了表现签字仪式的历史画。这次大展，筹委会要把那张画挂出来，同时在最显要的位置挂上表现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签字仪式》。

    时任湖南省美协副主席的邓平祥兼任筹委会的常务副秘书长，点名32岁的年轻画家马堡中。理由是：他对历史特有感觉。

    马堡中很久没画历史画了。1991年他画过一幅《志愿军总部》，主题是朝鲜战争中的彭德怀和几位高级将领。这幅画以画家的个人视角和风格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得到很多前辈画家肯定，却在四年后才发表在杂志上，原因是不够“正面”。中国美术馆办展览评比，这张画被拒之门外。一个评委说：画里的一个老领导还在世，万一他嫌把自己画丑了找上门来，我们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当时跟撒切尔夫人签字的领导画不画？我就问邓平祥，领导能不能给一个书面批示，保证画完不会出问题？”北京宋庄的工作室里，马堡中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保证自然给不了。但邓平祥去找了负责这项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副部长想了想：画！为什么不画，这是历史！

    马堡中几乎三个月没出画室。文化部经常来人看进度，最后还带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记者采访。过几天他看电视，发现那期节目播出了，但根本没有自己和《签字仪式》，心知不好。

    展览当天他接到通知去看展，刚走进大门，邓平祥“鬼鬼祟祟跑来：小马，你的画没有展……”马堡中没有再问什么原因，也再没有踏进展厅半步。

    “当天凌晨一点，文化部领导从香港打电话来，严令撤下。”现在，邓平祥可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出这个秘密了。

    香港回归十周年，马堡中索要了好多次也没拿回来的《签字仪式》出现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最终以1600万元港币成交。拍卖行找到马堡中，问他当年画《签字仪式》时的素描稿何不拿出来拍卖？这张素描稿，在北京拍得500万元。

    《签字仪式》彻底伤了马堡中的心，此后他再不接这种任务。

    历史画的特殊需要

    2009年，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联手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公布。这项工程耗资1亿余元。它要求参选作品“表现公元1840年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经筛选的一百余名艺术家拿出104件美术作品：国画33幅，油画53幅，雕塑18件。每件作品都代表一种史观，也都面临与其他史观或美学观点的冲突。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俞晓夫是这项工程的参与者，他画鲁迅。作品草图发表在一本杂志上，他特地注明：我特别崇拜原先画鲁迅的两位画家，汤晓铭和陈逸飞，但他俩画的鲁迅“还是有一点不对”。

    “比如汤晓铭把鲁迅画成一个斗士，其实是错的。他从日本回来，吃东西稍微考究一点，人稍微有教养一点，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不是一天到晚跟旧军阀作斗争。再比如陈逸飞，把鲁迅画成在台灯下看书，有一点偷偷地看的样子，好像在看什么禁书、革命传单之类。这是没有必要的。”

    “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展出后，闻立鹏批评了自己的学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陈宜明。陈宜明为这项工程创作了一幅油画：《青春记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闻立鹏说：从历史观念看，基本上对上山下乡运动是批判的，怎么能完全是歌颂态度？“他没同意我的意见，说他当时是真高兴，愿意去的。”

    “如果看不懂这幅画，你就没有资格画历史画！”邓平祥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美术创作工程”国画方面的讨论会，他举出一幅名画：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

    《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画的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彼得大帝推行面向西欧的“改革开放”，触动了贵族、地主的利益，最终导致叛乱。叛乱被镇压后，彼得大帝下令处死参与叛乱的一些近卫军，并亲自骑马监督行刑。苏里科夫这幅画，以临刑前的近卫军为主要表现群体。

    邓平祥解释：这幅画能被俄罗斯人认可，说明俄罗斯的思想是成熟的。“按我们的观点，近卫军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反动派，怎么能放在画的中间，把彼得大帝放得远远的呢？”他不满意地说，“美术创作工程”可以让人名利双收，各省画院院长基本都成了参与者，好多人却从没画过历史画。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

    1949年生于上海的画家李斌，曾与同样有知青经历的陈宜明、刘宇廉联手，把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改编成连环画。21世纪初从美国归来，李斌以一个“文革”的参与者和忏悔者的形象，屡屡出现在自己的历史画作品中，包括其代表作《梦境——正义路一号》。

    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一号是最高人民法院所在地，1981年“四人帮”在此受审。《梦境》以此为题，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这幅长十米、高四米的巨幅黑红色调油画包含的人物多达1200多个，都是“文革”中有名有姓的受害者，从任仲夷、宋任穷、彭真这样的高级干部，到郭兴福、刘凤翔、王慕曾这样的小人物，还包括一些举在家属手中的遗像：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

    人们挤在旁听席，围观站成一排受审的“四人帮”及其同案犯。李斌时年32岁的面孔，也出现在人群中。为了搜集这些人物1981年前后的照片，他穷尽了几年时间精力。“我以前也再现过历史，我现在做我能够做到的。”李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实际上，所谓的演绎就是为了更真实，是为了更生动地、真实地还原。”

    《梦境》完成于2010年，至今展览数次，唯独没有在它的“出生地”北京展出过。

    在邓平祥主编的书里，李斌的作品更没机会，第一轮就落选了。

    入选这本书的俞晓夫对李斌的历史画不以为然。“我从来不画文革。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去画它干嘛？”